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过程与动因考察

摘要
明代是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转变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段历史时期恰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开端、中国经济开始与全球经济接轨的开端。

以白银货币化为核心的货币制度的变迁是这一时期社会结构变化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这种变化。

本文第一章笔者回顾了明代货币体系的变迁及明朝政府相应的政策调整。

自明朝开国以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恢复和控制国内经济，相继发行了洪武通宝铜钱和大明宝钞纸币，并严禁金银等贵金属在市场上作为交易品流通。

其后的几位皇帝基本延续了这一政策，但铜钱面值小又不便携带，宝钞发行不久就因发行量无限扩大而急剧贬值。

虽然官方三令五申严禁金银交易，但从民间的反映来看，白银已经成为可以信赖的商品中介物，使用规模也在逐渐扩大。

至正统时，政府的货币政策与社会现实严重脱节，已经到了不得不做出调整的程度。

政府颁布“米麦折银之令”，即农民交纳赋税时不再缴纳粮食实物，而是将其兑换成白银之后再行缴税。

这正是明代中期赋役税收上出现的新变化，后世称之为“金花银”。

银禁一开，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白银的流通量也急剧上升，折银之项也由粮食税普及到其他税收项目，如以银代役等等。

官员俸禄，军队军饷也开始支付白银，社会上白银的使用程度空前提高，国家财政审计核算皆以白银为基准。

延至万历初，张居正主持财政改革，推行一条鞭法，这又是中国赋役制度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将繁杂的各税种合而为一，统一征收白银。

白银成为唯一具有充分货币职能的货币。

第二章主要分析了推动明代白银货币化的种种外部及内部的因素，考察唐宋元以来白银作为商品和一般等价物的使用历史，以说明白银这种贵金属作为货币的天然优越性在明代之前已经为统治者和百姓所熟知，但由于当时白银总量的稀少而没有成为大规模普及的货币。

之所以白银货币化能在明代如火如荼的展开，而不是在更早的时代，是由于明代时期国内流通的白银总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在分析了国内白银生产和海外白银流入的数额之后，发现海外流入的白银（主要是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构成了中国国内白银流通的最主要部分，即海外巨额白银的流入从根本上推动了明代的白银货币化。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政府官僚们以及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面对白银货币化的大潮袭来时，出于不同角度和目的的考虑，也提出了对这股大潮或推动或反动的一些观点和见解。

本文对该问题的研究以货币制度史和经济学为主要理论依据，通过考察《明史·食货志》以及《明实录》等相关原始资料，再现明代货币体系发展和白银货币化的实际情况，包括大明宝钞贬值和铜币稀缺的根本原因，明朝政府对赋役制度调整的具体措施等。

再将整个过程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大背景下，并结合明朝政府内部的其他决定性因素，本文细致分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起源、过程与影响，由此试图勾画出明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特征。

关键词：明代社会；货币制度；白银；白银货币化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a turning point of Chinese histo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s of society were going to have a deeply transformation. It wa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cientry to modernity,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Global economy. The development of monetary system whose core was silver monetization, was a directly response to the transformations of society, and furthermore, it impelled this transformation effectively.
In chapter one ,writer looked back the monetary system of Ming Dynasty to correspond of the policy adjust. Since he had found the nation, Zhu Yuan Zhang published HONG WU copper money and Da Ming Bao Chao notes, and strictly forbade trading gold and silver at the market. Afterward following emperors continued this policy, but the copper money value was cheap and inconvenient to take, also the notes depreciated soonly because of the overflowing publishment. From folks’ reflection, the silver had already became the trust of merchandise, its usage scale was also in gradual extension. While Zheng Tong Dynasty coming, the monetary policy of government became disjointed with social reality. The order of " rice wheat in exchange for silver", namely farmer did not pay the real object for the farm tax and excise tax any longer, but exchanging for silver to pay. This was exactly the new variety of Ming Dynasty service revenue, it was called "Jin Hua Yin".After abandoned the order of silver forbidden, the government finance income increased, silver exchanging made widely available from farm tax to others. Officials' salary, military payroll also paid silver." At the beginning of WAN LI dynasty, Zhang Ju Zheng took charge of finance reform to promoted the Yi Tiao Bian Law, this was another great reform of tax and service system in Chinese history that united complicated tax kinds as one to collect silver. The silver becomes only currency that have a full currency talent.
In chapter two,it would mainly analyze the exteriors and inner factors to push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in Ming Dynasty. By the investigation of Tang , Song and Yuan Dynasty, silver as a monetary and superior had already been familiar by ruler and common people. Because the small scarcity of silver totally amount ,it did not became a large-scale and universal currency at that time. Silver monetization could launch in Ming Dynasty, because the period domestic circulate of silver total amount was far above ex-generation. Analyzed local silver production and overseas silver quantity,the silver(mainly America silver and Japanese silver) that discovered overseas constituted local silver circulation. The huge sum of overseas silver pushed the silver monetiz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At the same time, the government bureaucrats who had established and performed the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some farseeing thinkers faced silver monetization and proceed the consideration from different angle, also put forward to some views of agreement or opposition.
This text took the history of monetary system and the economics as the main theories basis to research the problem. By exploring 《Ming Shi· Shi Huo Zhi》and 《Ming Shi Lu》related original data,it reappeared the actual circumstance that monetary system development and silver monetization, including the basic reason of Da Ming Bao Chao depreciation and the copper currency sparsity and the service system adjustments. Placed the whole process in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 with background, and combine other decisive factors of government inner part, this text delicacy analyzed Ming Dynasty silver monetization of the origins, process and influence, tried to delineate a whole characteristic of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g Dynasty.
Key words: Society of Ming Period; Monetary System; the Silver; Silver Monetization
目 录
中文摘要 (Ⅰ)
英文摘要 (Ⅱ)
引 言 (1)
第一章、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3)
一、 大明宝钞的盛衰 (3)
二、 宝钞退出市场，白银货币化兴起的过渡时期 (6)
三、 白银主币地位的确立 (8)
第二章、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动因 (11)
一、唐宋元时期的白银货币化趋势与流通状况 (11)
二、国内白银开采与海外白银的输入 (12)
三、明代货币思想的变化 (13)
第三章、明代白银货币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 (16)
结 语 (18)
参考文献 (19)
后 记 (22)
引 言
明代，尤其是晚明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的时代。

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的产生，城镇市民阶层的出现，无不昭示着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社会在一潭死水的表象之下其内部发生的巨变。

发生这种变化的深层次原因之一即是白银的货币化和白银货币在中国市场上的广泛流通。

白银冲破政府的禁令，由民间的小范围使用扩大到绝大多数交易领域，并逐步取代了官方发行的纸币和铜钱。

另一方面，白银的使用也促进了明代中后期国内、国际贸易的繁荣。

可以说，白银问题已经涉及了经济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

因此，对其进行研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也是十分具有学术价值的。

早在明清之际，白银问题就已经引起著名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人的极大关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到了明代白银的流通情况，并提出了关于废止金银流通的一些主张。

近代以来，“明代白银货币化”这一命题逐渐为史学界所重视。

20世纪30年代国内学者在对明代白银的研究方面，梁方仲先生于1939年发表的两篇文章《明代银矿考》、《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1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明代银矿考》中，作者考察了有明一代开采银矿的历史及经营的方式，指出中国是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但在海外白银流入之前，国内工商业不甚发达，市场对于银的需要无论在货币上或制造上都比较薄弱，因此本国银的生产在整个供给上也显得比较重要。

同时作者依据详细的数据研究了整个明代的银课收入，痛陈明代官办矿业尤其是万历时期肆虐民间的矿监税使对老百姓的盘剥之重。

在《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一文中，作者依时间顺序将明代的国际贸易分为两个时期，即“郑和下西洋前后的贡市时期”和“欧人东来以后的海舶贸易时期”。

海外贸易促进了中国商品的大量出口和海外白银的流入，为白银的货币化提供了基础。

梁方仲先生文章的特点是条理清晰，数据详细。

从70、80年代开始，史学界呈现大繁荣景象，货币研究尤其是白银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热点，为国内外众多学者所重视，其中研究最深入、成就最卓越的是全汉升，他对明代太仓银、宋明银价变动尤其是美洲白银输入问题的研究上均有突出的成绩。

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Ray Huang）是海外研究明代财政问题的权威人士。

他所著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2是其明代财政史研究的代表作。

在书中，他以《明实录》和《明史食货志》为基础，结合西方的史学研究方法详细解析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财政组织、政府的财政问题、税收及财政管理等方面。

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到白银货币化的问题，但其中的许多观点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时代
1参见梁方仲《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2参见黄仁宇（Ray Huang）著，阿风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Taxation and government finance in sixteenth-century Ming Chin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4）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的东方》（ReOrient :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 si an Age）3一书代表了西方对中国明代白银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思潮。

作者在书中坚决的断言：自中古以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国家一直是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力量，而依附于这个体系的落后欧洲国家只能依靠向东方国家输出美洲白银作为平衡贸易的手段。

《白银资本》中的观点不可谓不惊世骇俗，但其基本史实和史料分析方面尚有待商榷。

东北师范大学赵轶峰教授于1984年、1986年分别发表论文《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4，文中主要分析了明代实物财政向货币财政的体制转变及其与封建社会结构的矛盾，并提出了“货币白银化”这一与“白银货币化”相对应的概念，就明代一朝的历史来讲，此概念似乎更能说明明代财政体制变化的过程。

吴承明在其文《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5中指出，白银货币化以及海外白银的输入是判断16、17世纪中国经济出现现代化因素的关键条件，但可惜没有深入。

万明结合之前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连续撰写了数篇文章来分析此命题，如：《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2003）、《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2003）、《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2004）6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程和其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影响，其所著诸文中，于基本史实与货币体系变迁方面自是集诸家之长于一身，论述颇多，却对“白银货币化的动因”部分仍有意犹未尽之处，且也未将海外白银的流入与国内货币制度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详加考察，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余地。

目前来讲，学界争论的焦点大致有两处：首先，白银货币化的进程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展开的；其次，白银货币化究竟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明代白银问题在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二十多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多有涉及，但学生坚持认为，首先一定要以《明实录》中的史料为基础，立足于原始材料，才能从中发现问题，增加论文的独创性。

其次要更加广泛地涉猎相关的文献专著，以期发现新观点、新材料。

最后要注意跨学科、跨领域的综合，既然是做关于经济史的研究，那么就适当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概念与理论，从另一个视角剖析中国传统的经济制度，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此外，本人还充分利用了网络资源，搜集了更多的资料，来充实论文的写作内容，基本完成了硕士毕业论文的写作要求。

3参见安德列·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ReOrient : The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
4参见赵轶峰：《试论明末财政危机的历史根源及其时代特征》，《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5年第4期；《试论明代货币制度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中国史研究》1986年4月
5参见吴承明：《16世纪与17世纪的中国市场》，《吴承明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参见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初步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暨南史学》第二辑2003年第12期；《明代白银货币化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4年第2期
第一章 明代白银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相比较其他朝代，明初货币制度表现出了一种非稳定态和随意性。

这从明代国家大规模强制推行纸币，不几时便迅速贬值的史实中可见一斑。

而明代日益繁荣的社会经济却急需大量可以在市场上流通的硬通货币。

正如马克思所说：“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7白银货币化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国家货币政策为了适应社会现实需要而不断调整、修正的必然结果。

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观念变化、制度微调的过程。

下文将会详细介绍明代自建国以来货币制度与货币种类的变化，以及白银逐渐货币化的历史进程：
一、大明宝钞的盛衰
明太祖朱元璋在创立明王朝之前，曾于元至正二十一年开始铸造铜币，“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

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8。

到洪武元年时，“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

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

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

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9。

铜币（圆形方孔钱）是中国自古以来各种货币中使用历史最悠久的种类之一，朱元璋选择在王朝草创之时推行铜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惯性思维，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元代纸币政策的破产，大多数人已经拒绝使用严重贬值的纸币，在当时推行铜币是有利于市场稳定和社会安宁的。

在这段时期，明政府是以铜钱为法定货币的，但据历史记载，也兼用白银、绵布等物，洪武四年七月，“上以北平、山西馈运之艰，命以白金三十万两，绵布十万匹，就附近郡县易米，以给将士。

及辽东军卫乏马，发山东绵布十万匹，贳马给之。

”10另外，在户口食盐税中也有收银的情况。

洪武三年十二月，殿中侍御史唐铎谓：“福建户口食盐，每引收银十两或钱一万二千，民艰于办纳，请自今以土产物代输为便。

”11由此可见，明初的货币系统还是比较混乱的，国家需要一个统一和稳定的货币制度来控制经济。

然而，没过几年，铜币的缺点便逐渐暴露出来，即面值太小，重量大，不便大量携带，“商贾转易，钱重道远，不能多致，颇不便”12，实在不利于大额商品交易，而且原材料铜的供给也遇到了困难13。

因此，在国内商品经济逐渐从元末大规模战乱的破坏中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07页
8《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1页
9《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1页
10《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七月乙亥
11《太祖实录》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癸酉
12《太祖实录》卷98，洪武八年三月辛酉
13《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是时有司责民出铜，民毁器皿输官，颇以为苦。

”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恢复过来的时候，又遇到了货币瓶颈。

这时，甚至元末的纸钞又死灰复燃，在市场上流通，“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多不便用钱”14。

朱元璋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同时也出于要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考虑，于是在参考借鉴元代纸币的基础上，他决定颁行名为“大明宝钞”的明代纸币。

洪武七年始设宝钞提举司，开始发行纸币前的准备工作。

洪武八年“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

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

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

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

中图钱贯，十串为贯。

”“其等凡六：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

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

”15但大明宝钞发行以后，即严禁以金银与实物进行交易，“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以金银易钞者听”16，官员的俸禄和军队的军饷都发给宝钞。

此种单向货币政策，使得大明宝钞在事实上成为了不可兑换的货币，“无本无额有出无入之不兑现钞乃复现于明代”17。

明王朝凭借国家权力，通过财政支出这种单一的渠道，强制将大明宝钞投放到市场流通中，具有很大的政策随意性和强制性。

至洪武二十七年，连铜币也被收缴禁用，“上谕户部尚书郁新曰，国家造钞令与铜钱相间兼行使，本以便民，比年以来，民心刁诈，乃以钱钞任意亏折。

行使致令钞法不行，甚失立法便民之意，宜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

18大明宝钞成为市场上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从此明代货币体系进入了“大明宝钞时代”。

但是，由于明代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和封建帝王个人的敛财贪欲，使得大明宝钞的发行既没有实物货币作为准备金，又没有对发行量做任何科学的统计和预算，造成了发行不久就失去信用大幅贬值的恶果。

货币流通量是要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这是货币流通的普遍规律。

“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

”19大明宝钞的过度无节制发行和恶性贬值正是从反面印证了这一规律。

洪武二十三年十月朱元璋给户部尚书赵勉的上谕中提到：“今闻两浙市民有以钞一贯折钱二百五十文者”20，距大明宝钞发行仅过十五年，部分地方的钞值已经贬至官方定价的四分之一。

洪武二十七年“两浙之民重钱轻钞，多行折使，至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

福建、两广、江西诸处大率皆然，由是物价涌贵，而钞法益不行。

”21至宣德十年，大明宝钞发行恰已六十年，纸钞对白银的市场比价降至一千贯抵银一两22，已经贬值千倍。

“遂为一贯之钞法，值银一两者，而仅折银二、三厘不等”23。

前文曾提到，大明宝钞颁行之后，朱元璋三令五申严禁民间以金银为交易手段，并
14《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15《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另：有明一代，大明宝钞皆采用“洪武”年号
16《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2页
17吴晗：《记大明通行宝钞》，《读史劄记》，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第303页
18《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1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39页
20《太祖实录》卷205，洪武二十三年冬十月戊辰
21《太祖实录》卷234，洪武二十七年八月丙戌
22（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1，《钞》
23（明）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38《户部》1《钞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为之制定了严厉的刑罚。

但金银的流通却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甚至明朝政府官方制定的部分税收还要直接征收金银或者以实物折征金银。

史载“太祖洪武间令各处官田粮折收纱、绢、金、银、绵、苎布及夏税农丝折绢俱解京库收支”24。

又载洪武十八年“令各处鱼课，皆折收金银钱钞”25，洪武十九年三月“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

同年五月，“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纱、定输京师”26。

洪武三十年，曾定“自二十八年以前，天下逋租，咸许任土所产，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27。

以上种种迹象表明白银等贵金属仍在一定范围内充当税收，那么所谓“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的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已成具文，无法贯彻执行。

白银作为民间真正使用的可靠货币，正渐渐地在商品流通交易的渠道中崭露头角。

到了后世永宣年间，明朝政府为了保证宝钞的正常流通，又一次次颁布禁银令，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民间广泛用银的社会现实。

洪武末年，“时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定价，由是钞法阻滞，公私病之”28。

成祖即位之后，为了阻止宝钞贬值，一方面采取货币回笼政策，如税粮课程赃罚均折收宝钞等，一方面重申“禁用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29。

至仁宗时，又下令增门摊课程，以通钞法，同时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货物。

民间交易所使用的白银,最初是以首饰形式出现的。

据宣德三年十二月徽州的一件契约文件记载：“三大房议定每年共备籼谷一百七十五秤，其谷不拘贵贱，每二十五秤作花银首饰一两”30。

明初虽禁金银流通，成祖却规定，“惟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31，这无意中为白银在民间的流通交易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宣宗朝也屡次颁布禁银令。

宣德初，定“凡以金银交易者及匿货增直者罚钞”。

后来，“户部言民间交易，惟用金银，钞滞不行。

乃益严其禁，交易用银一钱者，罚钞千贯，赃吏受银一两者，追钞一万贯”32。

但在税课方面，仍在使用白银。

宣德六年六月，浙江温州府知府何文渊谓：“近虽禁使银，而商税课仍征银，巡拦网户，陪纳甚艰”33。

政府政令如此自相矛盾，禁银之令又如何能贯彻到底？
这段时期在民间交易中，用银已经非常普遍。

宣德四年六月，户部奏：“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行。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欲通钞法，许官员军民以钞中盐，贪利者竟以昏烂之钞中纳，一人动以千计，及支盐发卖，专
24《续文献通考》卷4《田赋考》
25《明会典》卷36《户部》23《课程》5
26（清）顾炎武《日知录》卷11
27《明史》卷78，《食货二·赋役》，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95页
28《太祖实录》卷251，洪武三十年三月甲子
29《明会典》卷31《户部》18《钞法》
30《汪姓祖产祭祀簿·与永新卫军合同》，转引自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一文，见《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第248-249页
31《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3页
32《明史》卷81，《食货五·钱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64页；又见《宣宗实录》卷48，宣德三年十
一月乙丑
33《宣宗实录》卷80，宣德六年六月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