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试论苏轼的以诗为词

摘要：在词学史上，苏轼无疑是一个英雄。他继前人之后，对词进行全面改革，主张“以诗为词”，拓宽了词的表现领域，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改善了诗尊词卑的文坛现状。本文主要就是围绕他的“以诗为词”的词学主张来展开论述的。

关键词：以诗为词艳科诗词同源

“以诗为词”一语原出自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跋》，原文如下：“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人们便将“以诗为词”概括为苏轼词学观的重要内容之一。

对于苏轼的以诗为词，后人褒贬不一，王辉斌教授他的在《唐宋词史论稿》中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苏轼以诗为词，对书写离情相思的本色词深恶痛绝，要求词和诗一样，结果使词与诗在艺术技巧、题材内容等方面几乎完全等同，这是对词体艺术的一种破坏，对词的发展主要产生了负面影响。在这里，我对王教授的看法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苏轼主张以诗为词，主要含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诗的标尺来衡量词的得失高下；第二，主张诗词同源；第三，改革词风，突破词为艳科的局限，开发词体的抒情功能，开拓词的表现疆域，使词如诗歌一般，“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

以诗为标尺来衡量词的得失高下，是苏轼以诗为词的词学观的重要体现。他在《与蔡景繁书》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晚即面呈。”在《书张子野诗集后》中说：“子野诗笔老妙，歌词乃其余技耳。……”赵令畤的《侯鲭录》卷七也有相关记载：

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出。

胡仔的《苕溪鱼隐丛话·前集》卷四二引《王直方诗话》中有：

东坡常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

苏轼自己在《与鲜于子骏书》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

以上言论都显示出一个共同趋向：即以诗为参照，在与诗的比较中来判定词的优劣。

诗词同源，是苏轼以诗论词的思想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在苏轼看来，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异，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该是一致的，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其实这并不是苏轼一时兴起偶然为之的，而是针对当时不如人意的词坛实际，去有意为之的。

词自晚唐五代流为“艳科”，功用狭窄，地位低下。入宋，已被士林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人们认为，词只适宜于表现儿女之情、闺阁之思，作用无非是“析酲解愠”、“为一笑乐”而已，因此一些名公世卿于公私宴集、酒酣耳热之际，虽亦搦管填词，但都把它当作是花间樽前的“谑浪游戏”，并往往随之“自扫其迹”，唯恐有损名誉。在宋初文人眼中，词的作用和地位，“方之曲艺，犹不逮也”。宋真宗时期的西昆体诗人钱惟演就公然宣称：“平生唯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欲阅小词。”词在宋初士大夫文学家心目中的地位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即便是文学泰斗欧阳修，对词也只是抱着“赶陈薄技、聊佐清欢”的游戏态度。魏泰《东轩笔录》卷五还有记载：“王荆公初为参政，闲日看晏元献（殊）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这是王安石对词的态度。由此可以说，词为“艳科”、“小道”是宋初文人头脑中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然而诗在那时的人们心中，是崇高的是主流文化中的“大道”。苏轼主张以诗论词、诗词同源，就是为了破除词卑这一观念，使诗词同道河流，进而推尊词体，提高词品。在那个封建王朝时代，诗就像是皇亲国戚，是高高在上，神圣崇高的，而词只是市井布衣，地位卑微，为公卿所鄙夷。苏轼提倡诗词同源，认为词乃诗之苗裔，就等于是让市井布衣与皇亲国戚沾上血缘关系，从而提高市井布衣的地位，让人们对其刮目相看，进而推尊之。苏轼提出词为诗裔，是为了把词由“艳科”“小道”提高到与诗并驾齐驱的正统地位而正本溯源，提供其历史依据。

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苏轼想使词的地位与诗同高，既需要一定的理由来说服众人，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来获得人们的接受和认可，所以苏轼选择了一条捷径，就是让卑微的词与尊贵的诗直接攀上关系。既然人们如此看重诗，那么作为与诗同源的词，也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和重视，从而改变诗尊词卑的观念。因此苏

轼主张的诗词同源，对改变当时词为“小道”的词坛现状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虽然今天有很多人说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是贬低了词的地位，但这只是在今天诗词可以相提并论、同日而语时我们的看法。我们不能以今度古，站在当今的时代来苛责古人。不管怎样，词在后来地位的逐渐提高，与苏轼的努力是截然不可分开的。

苏轼主张以诗为词，旨在突破花间婉约之传统，改革词风，打破词为艳科的局限，从而开拓词的表现疆域，扩大词体功能。

在苏轼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无比开阔的，只要是“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等一切外界事物，只要为诗人“耳目之所接”，并且“杂然有触于中”，就都可以“发于咏叹”。那么作为与诗同源的词，也应该如此。苏轼对于当时词为“艳科”的界定很不满，竭力想要打破这一束缚。他对敢于超越世俗偏见，打破诗词界限者欣然赞许。他在《跋黔安居士渔父词》中说：鲁直作此词，清新婉丽。问其得意处，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其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词渔父无乃太澜浪乎？

他对黄庭坚咏渔父的《浣溪沙》词不写“玉肌花貌”而写“水光山色”，认为其词深得古人《渔父词》之遗风真传，而对黄词仍以“新妇”、“女儿”模拟山水，未脱脂粉气，持批判态度。

词为“艳科”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内容上只写艳情，而是风格上独尚婉媚。苏轼在这两方面都作了一定突破。

苏轼在词的题材、内容上身体力行地突破“艳科”的围墙。现存的东坡词中，凡叙事绘景、言志抒情、咏物记游、怀古伤今、赠别悼亡乃至谈禅说理、滑稽戏谑，都应有尽有。正如其诗，是“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在这里，苏轼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念、儿女情长的樊篱中解救了出来，将其引向更广阔的表现空间。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刘熙载也说：“东坡词如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也。”

在风格上，苏轼不赞同诗庄词媚的界定，他为词的风格不应该独尚婉媚，而应该像诗一样刚柔并济，因此他突破婉约界限，而写了一些有豪放风格的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等。俞文豹在《吹剑续录》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