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重证据法
e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_

56不能因为克鲁格曼批评过“小政府”理念,就浪漫到还要我们的政府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大”。
如果按照克鲁格曼所言,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利益冲突应该“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那么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的政治,我们的政策,在尊重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能够引导中国走上共同富裕的和谐文明的道路。
从现在就开始。
(《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保罗・克鲁格曼著,刘波译,中信出版社二○○八年版,36.00元)王国维史学方法核心是“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日始得行之。
”(《古史新证・总论》)台湾历史学家黄一农《两头蛇》一书,有过“e-考据时代”的提法,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有效利用网络或电子资源来解决文史学问题。
“e-考据时代”也有它独有的“二重证据法”,即“取网上之实物与纸上之文字互相释证”。
这种方法唯在今天的“e-时代”始得行之。
俺不懂古今中外历史,只举个浅显的仅有二十年“史龄”的例子。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五明”一条,是中国佛学院王新所写。
“五明”指古代印度学术的五种学科:声明、工业明、医方明、因明和内明。
俺叫“五明子”,典出摩“ e - 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五明子尼教,不是在吹自己精通“五明”。
在解释工业明时,王新依据《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列出十二种,其中第四种与书写、计算和测量有关,即“书、标、计度、数、印”。
这里的“标”字,检核《瑜伽师地论》原文,应是“算术”的“算”。
“算”为何变成了“标”呢?实在搞不懂。
二○○八年三月,俺从网上意外买到王新“五明”一文原稿,终于搞清楚“算”变“标”的秘密。
原来,王新原稿上也是“算”字,但他写的却是“算”的异体字“”。
“”和“标”外形很接近,估计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排版时就把原稿里的“”误排成了“标”。
这只是“e-考据时代”的“二重证据法”所解决的一个芝麻粒大的问题,但俺深信这个方法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更大的难题。
浅谈二重证据法在史料研究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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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Academic Research100Vol.180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的讲义《古史新证》中正式提出来的,是其利用殷墟甲骨、西北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后总结出的治史方法。
在《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中,王国维先生对二重证据法做了充分的阐释:“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①所谓“纸上之材料”,指古今流传的文献典籍。
他曾按时代先后,列举了他认为可靠或有价值的一些典籍以为例证,即《尚书》《诗经》《易经》《春秋》《左传》《世本》《战国策》《论语》《吕氏春秋》《史记》等。
至于“地下之材料”,他认为甲骨文字、金文、简牍等值得信赖。
在《流沙坠简》一书撰写的过程中,王国维先生与罗振玉先生参考《史记》《竹书纪年》等文献资料,用以考释敦煌汉简、罗布泊汉简以及敦煌文书等地下之新材料的内容,从而研究古代历谱算术、阴阳占术、汉代政治、戍兵制度以及西北史地等,可谓是二重证据法运用的伊始。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出土和文献研究的持续发展,二重证据法的史料源源不断地充实更新。
地下资料的研究除了甲骨文、金文和简牍,还有出土的历朝各代墓志碑文等,地上文献资料研究范围也随之延展,用地下的出土资料补正纸上的历史材料更是历史研究者治史的重要方法。
关于女皇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历史研究者就运用二重证据法得以补足纠正。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生平一直备受史学家的关注。
关于武则天究竟出生在哪里这个问题至今未有定论,有学者认为她出生在山西文水(古称“并州”),因为《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卷六《本纪第六》记载:“则天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②《新唐书·则天皇后》卷四《本纪第四》也有记载:“则天顺圣皇后武氏讳曌,并州文水人也。
父士彟,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③《资治通鉴·唐纪十六》卷二百《高宗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上之下》,亦载:“显庆五年……皇后宴亲戚故旧邻里于朝堂,妇人于内殿,班赐有差。
二重证据法与考古学研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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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 词 王 国维 二 重证据 法 考 古学研 究
考古材料与古文献相结合来探求古史真相的讲义 《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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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 新证 》是 ,在一 定程 度 上是 作者 先前 古史 研究 的 总 结 。在 “ 总论 ”中 , 王 国维认 为 考证 古史 必须做 到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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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沽与考古学研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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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 国维 “ 二 重证据 法” 对 学术界 影响极 大 , 学者 多认 为是 1 9 2 5年他在 清 华大 学研 究院 的讲
义《 古史新证》 中开始提 出的, 但是早在 1 9 1 7 年夏天, 王国维 已经 明确提 出“ 二重证据法” , 并对之有较 充分 的论述。 但是王国维只是强调 了地下材料对纸上材料的作用 , 但其实纸上材料对地下材料的作用也 很大, 在考古学研 究过程中更不容忽视。因而, 在考古学研究中必须重视纸上材料。
一
尚书》 《 诗》 《 易》 《 五帝德》 《 帝系 等 。这些 成 为王 国维先 生 “ 二重证 据 法 ” 生成 的 因素 。 文献 ,如古今流传的 《 《 春秋》 《 左传》 《 国语》 《 竹书纪年》 《 战国策》等周秦 其实 “ 二 重证 据 法 ” 作 为 一种 重要 的治史 观念 和 方 姓》 《 史记》 等; 另一重证据即是 “ 地下之材料 ” 、 出土 法, 它与中国传统学术并不是毫无关系的 , 而是存在着 诸 子 、 定 的渊源继承关系。 早在清代 , 乾嘉学派的考史名家 的地下文献与文物等。
浅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应用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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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重 证 据 法 ” 价值 与贡 献 二 的
王国维 的“ 二重证据 法” 作为“ , 一新理 念的提 出, 学术界响应者 甚众 , 不仅对疑古之偏颇 有所是正 , 2 世纪 的学术行程也有其影 对 O 响,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 学术何 以文学 - ̄最 富实绩 的原 因” , 3 ⑦ 刘梦 溪的这番评论是实事求是的。当然还可以更全面剖析这一问题 。 首先 王国维 的“ 二重证据法” 是对 于传统考据法的超越。传统
名 的敦 煌 学 专 家 。
学讲义 的形式 晓喻世人 , 总论” 王 国维认为考证古史 必须做 在“ 中, 到利用遗 留下来 的古籍 与地 下发掘的新材料相互 印证 ,正 式提 出
“ 1 证 据 法 ” - :
吾辈全 于今 日, 幸于纸上之材料 外, 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 材料 , 我辈 目得据 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 亦得证 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
然 而 , 国维“ 王 二重证据法 ” 的应用最突 出的是在上古史文献 上, 古史新证” 《 是“ 。 古文新证》 是共分五章。 第一章是“ 总论”提出 , 著名的“ 二重证据法” 。第二章“ ”举文献材料 皆记禹事 , 而当 禹 , 然 时有学者怀疑 禹的存在 , 故王 国维又 以地下材料 , 铜器 《 秦公敦 》 的 铭文来证 明。 第三章“ 殷之先公先王” 王国维充分应用二重证据法 , , 考证了土、 、 季 壬亥、 王恒等。第 四章“ 商诸 臣” 用二重证据法考证 , 了伊尹、 成戊 。第五章“ 商之诸侯及都邑”用二重证据法考证殷等。 , 《 古史新证》 精义纷呈, 是二重证据法的典范之作 , 在文献学上 、 学术 研究上产生极大影响。
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二重证据法”之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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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二重证据法”之可行性分析作者:王凤杰刘航来源:《历史教学·中学版》2018年第10期关键词二重证据法,历史教学,实践展示,可行性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8)19-0038-04“二重证据法”是1925年由王国维先生在清华大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时提出的历史研究方法,他指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①这里王国维先生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含义,即通过地下考古发掘的材料来与现有的文献资料互证互补来探寻历史之真相。
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将“二重证据法”进行了精当的解读,将其阐释为“用地下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与纸上的文字相互验证的方法;用异族之书和我国的文献记载相互验证的方法;用外来的观念与固有的资料相互验证的方法”。
②显然,经过陈寅恪先生的阐释,“二重证据法”内涵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拓展。
关于“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是否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史学界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不复多述。
我们所关注的是“二重证据法”能否运用于中学历史教学之中。
本文写作萌发于我指导一名学科教学(历史)硕士生开题之时。
当时我与学生共同拟定题目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运用研究》,在学生陈述之后,引发了教师的激烈争论。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五名参与开题教师,三名教师对这个题目提出严重质疑,其理由是: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是真实的,不需要二重证据法来证实其真实性;一名教师也提出对中学生进行史学方法训练不合适。
但是我认为“二重证据法”在中学历史教学中非常必要,我的反驳是:中学历史教学内容是真实的,也需要“二重证据法”来证实其真实性,这正是历史学生命力所在。
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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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重证据法”说开去——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2016-05-03 14:39:57 《文史哲》宁可历史研究要凭借史料,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史料是文字史料。
但是,“文献不足征也”。
王国维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明了文献与出土的地下材料相结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因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
……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
然苦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①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的重要贡献,从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等论著中可见一斑。
但他所注重的地下材料其实是专指出土实物上的文字,即青铜器、甲骨、敦煌写本、汉晋简牍上的文字,而不及未见文字的地下实物,这和他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外的“地下之新材料”不免有相去一间之憾。
一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
它本身蕴藏了过去大量的人类活动的信息,但凭本身形式,直接地直观地传达出来的并不多。
像它所蕴蓄的关于人物、事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等等信息就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它不如文字史料(包括语言和图像)。
文字史料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实的虚的、具体的抽象的、个别的综合的都有,实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形成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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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
在结束本次访谈时,裘先生表示,“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重要的 历史研究方法,将继续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广大历史学者能 够积极探索和应用这一方法,为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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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二重证据法的界定
“二重证据法”一般是指在研究过程中,使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证据来源相 互印证、补充和说明同一研究对象或问题的方法。这些证据来源可以是文字资料、 考古发现、口头传说等,研究者通过比对、分析这些不同来源的证据,以期更全 面、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3、重视口述传统:在研究民族学、人类学等问题时,口述传统往往是一种重 要的证据来源。口述传统不仅具有传承性,还具有地域性和文化性,因此可以与 文字资料相互印证,更好地揭示一个地区或民族的文化特征。
三、二重证据法的使用规则
4、证据间的关联性:在使用二重证据法时,需要不同证据间的关联性。不同 的证据可能来自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文化背景,但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通过 分析这些,可以更全面地揭示研究对象或问题的真相。
参考内容
基本内容
基本内容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是我们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是对于文学、 艺术和社会现象的研究。这种方法强调同时使用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来验证研究 对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视角。
基本内容
“二重证据法”的内涵在于,一是运用内部证据,即直接来源于研究对象的 资料,如文学作品、艺术作品或社会现象的本身;二是运用外部证据,即从外部 获取的关于研究对象的资料,如历史文献、文化背景等。这种方法的特点在于, 通过对比和分析这些证据,可以更准确地揭示研究对象的事实和价值。
多重证据法与中国文献学-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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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
1.二重证据法与文献学 2.三重证据法与文献学 3.多重证据法与文献学
1.二重证据法与文献学
1.1 金石学:二重证据法的原型 1.2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再现 1.3 陈寅恪:二重证据法的推阐 1.4 考古学:二重证据法的西源 1.5 傅斯年:二重证据法的实践
傅斯年:二重证据法的体制化实践
“一件事經過三個人的口傳便成謠言,我們現在看報紙的記載,竟那麼 靠不住。則經百千年,輾轉經若干人手的記載,假定中間人並無成見, 並無惡意,已可使這材料全變一番面目。何況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時代 的精神,即免不了他不自覺而實在深遠的改動。” “一旦得到一個可信的材料,自然應該拿他去校正間接史料。間接史 料的錯誤,靠他更正,間接史料的不足,靠他彌實;„„我們要能得到前 人所得不到的史料,然後可以超越前人;我們要能使用新得材料於遺 傳材料上,然後可以超越同見這材料的同時人”。(第311页) “凡是未經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直接的史料,凡是已經 中間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轉寫的,是間接的史料。”(第43页) 傅斯年《史料論略》,《傅斯年全集》2冊,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年9月,311頁。
1.2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再现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 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 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 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 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 之。‛(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 学出版社,1994 年,第1-3 页)
如何对待材料
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 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 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 着一大段,把我们联络起来的一切涉想,自然有 些也是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 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所以我们存而 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态度;我们证而不疏, 这是我们处臵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它发见无 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果然我们 同人中也有些在别处发挥历史哲学或语言泛想, 这些都仅可以当作私人的事,不是研究的工作。
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高中先秦史教学的策略初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

執莩叙事F 中耋急史栏目主持人/文欣教学参考运用二重证紐断S巾先秦史鮮隨略初探----以“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为例〇曾雯雯“二重证据法”是由王国维先生提出的,其内涵是史学研究要将传世文献和考古材料相结合。
考古材料指经考古发掘的文化遗存,其中出土文物上刻的文字材料是考古文献,是当时人所写的当时事,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极其重要;传世文献则是指经后世追述概括的文献,也是全面了解历史的重要材料。
在目前关注核心素养培养和史学方法研习的高中课堂里,运用二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史教学,既是遵循史学界普遍的研究路径,也是培养学生史学素养的重要途径。
一、二重证据法在先秦史教学中运用的必要性1. 先秦史研究特点的要求史学界普遍认为先秦史研究需要将考古材料、古文字材料和古代传世文献材料相结合,尤其提到“商代及以前的历史是以考古材料和古文字材料为主的”“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历史则是考古材料、古 文字材料和古代传世文献平分秋色”[1]。
“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国家”一课涉及的是文明起源和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所以运用先秦史学研究方法进行教与学既是帮助学生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手段,也是向高校输送合格人才的必然要求。
2. 课程改革和课程标准的要求课程标准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水平3和4对 学生的要求是能够“比较分析不同来源和观点的史料;在辨别史料作者意图基础上利用史料;适当运用史料评述历史和探究问题”。
关于本课的要求是“通过甲骨文、青铜器及文献记载,了解私有制、阶 级和早期国家的起源特征”,“使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及文献等不同材料,知道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在历史研究中的不同作用”,让学生认识“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相结合是了解上古史的基本途径。
”这意味着教学中将二重证据法和重点知识结合既是教学的重要途径也是课标的重要任务。
3.新时代历史学科育人责任的要求《普通高中课程方案(2017年版2020年修订)》明确提出,我们的培养目标应着力发展学生的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能力。
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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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献学复习资料一、甲骨文名词解释: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先生于1925年提出的考证古史的方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后陈寅恪先生论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二、《尚书》一、名词解释:1.《今文尚书》: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我国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
古《尚书》经秦焚书亡失。
汉初故秦博士济南伏胜口授29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
文帝时晁错用汉隶写定,区别于古《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份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
除《书序》外,《今文尚书》实际只有28篇。
2.《古文尚书》:相传汉武帝时,鲁共王刘余在孔子住宅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经孔安国用今文校读,较《今文尚书》多16篇,因为是用汉以前古文字抄写的,故名《古文尚书》,当时虽未列入学官,但己私下传授。
已佚,现只存篇目和少量佚文。
今传《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汉孔安国《尚书传》是东晋梅赜所献,唐初被奉为经典,后经几代学者的相继考证、辨伪,现学术界已公认它是伪作。
二、《尚书·牧誓》译文:时当甲子这天拂晓,周武王及早来到商都郊外一处名叫牧野的地方,举行战前誓师。
周武王左手握定黄灿灿的圆口大斧,右手持住白晃晃的带穗军旗,高声说道:“远道辛苦了,将士们!”周武王率众宣誓说:“啊!我们尊敬的友邦国君和众官员: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以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各路将士。
高举起你们的戈,排列好你们的盾,竖立起你们的矛,跟我参加宣誓。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及其例证

些 因素都 是他 能在古 史考 据领 域成 绩卓 著 的重要条 件, 也是他能够提出“ 二重证据法” 不 可 或 缺 的
积淀 。
困史学史上的一大创举 , 不仅为古史考据提供 了有 效 的方 法 , 而且对 整 个 学术 研 究 产 生 了重 大 而 深 远
通考》 初稿中说到 : 近 百年之 间 , 燕秦赵 魏 齐鲁之 墟 , 鼎彝之 出盖 以 千计 , 而殷墟 甲骨乃 至数 万。其 辞 可读 焉 , 其 象可观 焉。 由其辞之 义与文之形 , 参诸情 事, 以言古人之 制, 未知视 晚周 、 秦 汉人之说 何如 ? ……故 今 日所得
最 古之 史料 , 往往 于周秦 两汉之 书得 其证 明 , 而此种
作 者简 介 : 张海丹 ( 1 9 8 9 . ) , 女, 河南襄城人 , 硕 士研 究 生 , 研 究方 向为历 史文 献 学。
做 出 了 巨大贡 献。“ 二 重证 据 法” 即 用 地 下之 新 材 料 考 证 地 上 之 史料 , 充 分 利 用 甲骨 文 、 金文、 简 帛、 石刻等 出土的新 材料 来考证 补 充传世 文献 的记 载 , 这 一 理 论 为我 国古 史考 据 、 史学甚 至 文 学等
研 究都提供 了一种科 学有 效 的方 法与 态度。
一
、
“ 二 重证据 法” 的形成
法 的雏 形 , 在最 初 的实 践 中指 导 王 国维 做 出一 系列
科 学 的论证 。1 9 1 7年王 国维 又通 过考 释 甲骨 文字 ,
王 国维 ( 1 8 7 7 —1 9 2 7年 ) , 字静安, 号观堂 , 浙 江
海 宁人 。 自幼 学 习 中 国传 统 文化 , 深 受 乾 嘉 学 派 的 影响 , 打 下 了深 厚 的 国学 基 础 以 及谨 慎 治 学 态 度 。 1 8 9 8年开始 学 习 日语 和英语 , 外 文 水 平 的提 高 为其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

第1卷第5期2003年5月经济与社会发展ECONOM IC AND SOCIAL DEV ELOPM EN TVOL.1No.5MA Y.2003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张恒俊(湖南零陵学院经管系,湖南永州425006) [摘 要]“二重证据法”是王国维创立的一种历史考据方法。
王国维运用这种方法,在古史研究中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今天,随着大规模基本建设的进行和考古工作的开展,大量文物被发掘出来,给历史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
重温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批判地继承这份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于推进历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历史研究[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3)05-0152-03一、“二重证据法”的创立“二重证据法”是我国近现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王国维(1877-1927)创立的一种历史考证方法。
王国维原名国桢,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初号“礼堂”,曾号“人间”,晚以“观堂”之号行世,浙江海宁人。
早年对主张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非常仰慕,曾在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任书记和校对,同时又在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及英语。
1901年元月,在罗振玉的资助下赴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学习,同年夏初,因病回国。
1901年至1905年间,主要从事哲学和美学研究,其学术思想深受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影响,著有《红楼梦评论》、《静庵文集》。
1906年至辛亥革命爆发,他着重研究文艺学和艺术史,著有《曲录》、《人间词话》等名著,对当时文艺界影响很大。
王国维从1916年回国至1927年去世,主要从事古史研究,在甲骨文、金文、殷周史、汉晋木简、敦煌文书、西北地区古史、蒙元史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著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和《殷周制度论》、《古史新证》等惊世力作,并于1921年将自己近数年来撰写和发表的著述,删繁挹华,选编成《观堂集林》一书,由友人蒋孟苹出资付印,于1923年出版。
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其文学批评

2008年3月求是学刊Mar.,2008第35卷第2期SEEKINGTRUTHVol.35No.2□重塑文学史: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论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其文学批评李铎(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摘要: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古来有之,而王国维始名之,且有意识地加以运用,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方法,成为他中西结合的方法论中中国传统方法的核心部分。
但他并非不顾研究对象盲目地运用,而是灵活地对待治学方法,从而使研究对象更加明晰可辨,发掘意义与考证本源互相映衬。
关键词: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传统概念定义法作者简介:李铎(1960—),男,河南新郑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从事古代文学与文论、文献学、中文信息处理等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114-05收稿日期:2007-03-05二重证据法是明确的方法论问题,它是基于史学考古学而提出的,属具体的科学方法;由于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并不可截然分离的,这三种方法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甚至说是互相移位的,所以,如果将之运用到一般的科学研究,那么它又是一般科学方法。
又因为二重证据法与中国的传统学术有着密切关系,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如果从大处着眼,它又可以是哲学方法。
例如,它表面上与概念定义并无直接关系,然而,如果将二重证据法的互证方法和概念定义的互训方法结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这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古来有之,而王国维即静安先生始名之,且有意识地运用,并影响了他的整个学术方法,成为他中西结合的方法论中的中国传统方法的核心部分。
一、狭义的二重证据法静安先生学术成就与其方法的密切关系人所共认。
早在半个世纪以前,许多理论家就开始注意到静安先生的方法问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寅恪先生。
陈先生对其治学方法的概括也最精切,他在《王国维遗书序》里说: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猃狁考等是也。
文献学名词解释、简答、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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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学【名词解释】1.《三体石经》2.《穆天子传》【老师笔记】“信史”,即可信的历史。
《穆天子传》虽然影响很大,但传说的成分更多。
因此,它不是信史。
【百度解释】记述周穆王事迹而带有虚构成分的传记作品。
又名《周王传》﹑《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
作者不详。
为晋咸宁五年(279)汲县民盗掘魏襄王墓所得竹书之一。
共6卷。
前5卷记周穆王驾八骏马西征之事﹔后1卷记穆王美人盛姬卒于途中而返葬事﹐别名《盛姬录》。
后虽有人疑为伪书﹐但一般认为它是周穆王至魏襄王间的传闻记录。
西晋初年(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竹简长二尺四寸(古尺),每简四十字,用墨书写。
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
由荀勖校订全书六卷。
3.善本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无文字讹误,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
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善本的完整定义:(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4.类书【老师笔记】类书指抄录古代书籍中的词、句、段、篇,进行分类编排,以供查阅、检索(录)的工具书。
二重证据法的名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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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法的名词解释
二重证据法是一种法律原则,也称为双重证据法或二次证据法。
它是指在法庭上,为了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需要至少两种
独立的证据来支持某个事实或主张的原则。
根据二重证据法,单一证据可能存在不准确、不完整或有误导
性的情况,因此需要通过多个独立的证据来验证和支持某个主张。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证据的可信度和可靠性,减少错误判断和
不公正的结果。
在司法实践中,二重证据法常常应用于刑事案件和民事诉讼中。
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检察官需要提供至少两个独立的证人证言、
物证、视频录像等证据来证明被告的罪行。
在民事诉讼中,原告需
要提供多个独立的证据来支持其主张,以增加胜诉的可能性。
二重证据法的原则有助于确保公正和公正的司法程序,避免仅
凭单一证据就做出不公正的判决。
通过采用多角度、全面和独立的
证据,法庭可以更好地了解案件的真相,减少偏见和错误判断的可
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二重证据法并不意味着所有案件都需要两种或更多的证据来支持。
具体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因国家、地区和具体案件而异。
在一些情况下,单一可靠的证据可能足以支持某个事实或主张。
然而,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普遍的法律原则,旨在确保证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从而维护司法公正和公正。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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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证据法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即把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的方法。
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
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由来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
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
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王国维、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
他们治史的共性是生当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时代,本人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各有相当的接触西学的背景;方法上,既服膺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同时又融合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
二者融通起来,起点很高,因而首次撰成的论著即为学界所推崇。
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成为民国初年饮誉士林的杰出学者。
二重证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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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考古发现的“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是21世 纪重大考古发现,“天子驾六”大型车马陪葬坑,原地原址 修建的遗址型博物馆。车马坑规模大,车子类型多,摆放整 齐,气势宏伟,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东周 瑰宝,举世无双! 2002年发现的洛阳周王城广场天子驾六车马坑,才是周礼的 真正体现,它不仅印证了古之天子驾六马的乘舆制度,也成 为东周王城陵区的坐
起源
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 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 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 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 今日始得为之。” 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 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一例:我们如何确定商朝的存在性?
《史记· 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否可信?司马 迁将神话与史实相糅合,他笔下的殷商是否属实? 在近代发现甲骨文和殷墟之前,商朝也是仅出现在史书和 传说中,没有任何文物可以佐证。殷墟遗址于20世纪上半 叶被发现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几乎完全印证了司马迁 《史记》中所记载的商王世系表。
另一例: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驾六”遗存
远在2000多年前的东周王朝天子,在出行时究竟 是什么样子?其车队究竟浩大壮观到何种程度? 天子所乘坐马车究竟是六匹马还是四匹马?是如 逸礼《王度记》中所言:“天子驾六,诸侯驾四, 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还是像《毛诗》 中所描述:“士驾二,天子诸侯驾四”?古文献 中关于天子驾四、驾六的两种不同记载,使天子 之乘马匹的数量,自汉代以来就成为史学家们争 论的焦点。 那么,周天子究竟驾四还是驾六呢?2002年在洛 阳发现并建立的“天子驾六博物馆”给这个历史 疑团一个明确的答案:天子驾六。
创新二重互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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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二重互证法
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先生在《古史新证》中曾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强调考证古史应以“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相互印证。
学界运用这一方法所作的研究,大多是以出土古文字资料之内容与传世文献之内容进行印证,而较为被大家忽略的是,出土文献中的文字本身也可以作为与传世文献之内容进行互相印证的对象,而在已有的研究中,又多以《说文解字》对小篆字形的说解以及发现较早的甲骨文、金文等字体为据,对近年来大量发现的楚简文字则明显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在楚简文字及文献研究领域,学界或偏重文字本身的研究,或侧重从楚简文献的内容来探讨其所反映的先秦学术问题,而较少有学者关注楚简文字与古代思想文化的关系。
因此,当我们读到高华平教授的新著《楚简文字与先秦思想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4月出版),不禁眼前一亮。
笔者认为,该书的学术价值,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书通过考察分析楚简文字中若干“文化关键字”的形义特点和使用规律,分别从楚简文字与战国哲学思想、楚简文字与先秦审美文化、楚简文字与楚人的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系统探讨了楚简文字与楚文化乃至先秦思想文化的互动关系,从而首次提出并构建了“楚简文字文化学”的基本体系,具有开辟学术新领域的首创意义。
其次,目前的楚简文字研究,主要集中在疑难字的考释、文字的编纂、构形规律的总结和数据库的建设等方面,这些研究主要是从文字本身对楚简文字进行研究。
该书则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楚简文字来系统挖掘其所包含的楚文化及先秦文化信息,又通过文化的视角来探讨楚简文字的形体及使用特点的成因。
与传统研究相比,这种研究范式无疑大大拓展了楚简文字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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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曾经概括二重证据法在二十世纪初的发展:“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二重证据法被认为是20世纪中国考古学和考据学的重大革新。后来又有人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发展出三重证据法。
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根本在于它开拓了史料的来源。甲骨卜辞“有裨于经史二学”;断简空名,可以实指其地;敦煌写本是补订史实、校勘文献的依凭;封泥玺印“足以考正古代官职地理书”;陶器、货币上的文字都“足以考经证史”。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还在于它提出了检核传承文献的重要问题。传统的经史典籍作为史料记载史实的可信度,是需要检验的。如,甲骨卜辞这样的不同来源的资料证明了《史记?殷本纪》关于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是基本可信的;有些传统文献如《五帝德》、《帝系姓》、《山海经》历来以其言不雅驯而为多数史家忽视,但地下资料说明它们也具有表示事实的一面。
二重证据法 1925年,由王国维提倡,“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意思是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
“二重证据法”的价值
在利用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新出地下资料进行多方向多层次的大量研究的情况下,王国维最终总结出了综合利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的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这是王国维昭示后人的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影响深远。二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很快为有识之士所肯定,陈寅恪赞这种方法可“示来者以轻轨”,郭沫若更以为这种“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二重证据法很大程度上实在地影响了中国学术界。
故王氏得出慎审而重要的结论:“疑今本《索隐》所引《博物志》年二十八,张守节所见本作年三十八。三讹为二,乃事之常,三讹为四,则于理为远。以此观之,则史公生年,当为孝景中五年,而非孝武建元六年矣”。由于王氏此文详引《史记》全书有关的记载与多种汉代史料互证,故其所得的司马迁生于孝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和司马迁一生约与汉武帝相终始的结论,遂为许多学者所接受和援引。王氏利用新出土汉简史料所作考证的缜密可靠和识力之卓异,后来已从海外发现的史料得到确证。日本学者水泽利忠编撰《史记会注考证订补》引用了日本现存南化本《史记》,书中《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索隐》所引《博物志》之文即为:“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有力地证明了王国维利用出土新史料考证的正确。
治维、陈垣、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奠基人和出色代表人物。他们治史的共性是生当西方学术大量输入的时代,本人既熟悉传统的经史典籍,又各有相当的接触西学的背景;方法上,既服膺乾嘉学者精良的考证方法并自觉地加以继承,同时又融合西方近代学者治学的新理念、新方法。二者融通起来,起点很高,因而首次撰成的论著即为学界所推崇。其中,王国维最早重视运用新史料考证上古史上的重大问题,成为民国初年饮誉士林的杰出学者。
。《扁鹊仓公列传》有安陵阪里公乘项处,敦煌所出新莽时木简有敦德亭间田东武里士伍王参是也。或并记其年,敦煌汉简有新望与盛里公乘□杀之年八,又有中阳里大夫吕年年廿八,此云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与彼二简正同。乙卯者,以颛顼历及殷历推之,均为六月二日。由此数证,知《博物志》此条乃本于汉时簿书,为最可信之史料矣”。而张守节《正义》所引,其所依据亦应当是《博物志》。
二重证据法由来
王国维运用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结合《史记》、《汉书》等文献史籍资料,对汉代边塞和烽燧的考实、玉门关址、楼兰及海头城位置的确定,西域丝绸之路的探索以及汉代边郡都尉官僚系统的职官制度的排列等汉晋木简所涉及的一系列相关问题,逐一做了详尽的考释,博大精深,对后人裨益极大。由此他创立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仔细考察王国维的治学路径,这一方法实形成于他在日本期间,与罗振玉共同考释汉晋木简,写作《流沙坠简》之时。其后他又将此方法运用于甲骨文、金文和敦煌文书研究中,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巨擘。
王国维是“二重证据法”这一对20世纪史学影响深远的治史观念和方法的创立者和成功运用者。何谓“二重证据法”?就是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二者互相释证,以达到考证古史的目的。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治史观念和方法,是20世纪初年中西学术交融和新史料大量发现刺激之下的产物,此为其所具有的强烈的时代性。而此一观念和方法于中国传统学术亦非毫无关系,而是存在着一定的渊源继承关系,乾嘉考史名家钱大昕利用碑刻史料与历史文献互相比勘解释对考证元史问题等项得到创获,可视为“二重证据法”的萌发。但钱氏因时代的关系,没有达到自觉运用阶段,所利用的材料和以之研究的领域都很有限,也未能解决对于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王国维处于20世纪初年,由于时代的机遇和本人的创造精神,方有可能较乾嘉前辈更胜一筹。甲骨文、汉简等重要发现为他提供了新的史料凭借,西方近代学术的相继传入,尤其是19世纪后期以来欧洲学者重视考古材料的运用,和“审查史料”即强调对于历史文献应以审慎态度究明其来历、考辨其真伪然后作出正确分析的观念和方法,给予他以深刻的启发。以此与他所熟悉的中国传统历史考证学的优良方法互相结合起来,遂能在治史观念和方法上取得重大突破。
“二重证据法”的形成
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代表性成果撰成于1917年。在此之前,从1912年起,他已在汉简和甲骨文的综合整理考释和证史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对运用新史料以考证历史问题作了长期的探索和思考,最后才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鲁迅对近代学术具有卓识,又于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整理古代文学典籍深有造诣,他曾对王国维《流沙坠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大加褒扬:“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青年学者沈颂金在其博士论文《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中,即称王氏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过程中,“已经自觉地运用‘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可以视作‘二重证据法’的肇始”。
应该指出的是,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还有现实的针对性。当时《古史辨》第一册虽未出版,但顾颉刚否认禹为人王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已经发表,对此轰动一时的文章,王国维自然是注意的。所以在《古史新证》总论“纸上材料”、“地下新材料”之前王国维说了一段非常中肯的话:“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