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 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第九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米尔顿·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执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多年。

从1977年以来，他就是位于加州斯坦福的胡佛研究院（Hoover Institution）的高级研究员。

弗里德曼以其货币理论和对自由企业与个人自由的关注闻名于世。

米尔顿·弗里德曼于1976年获诺贝尔奖。

以下的选文是二十世纪经济学方法论著作当中影响最大的作品。

选文未作删节。

在他那令人钦佩的大著《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一书中，约翰·内维尔·凯恩斯区分了实证科学和规范科学，他指出“一门实证科学……[，]是关于‘是什么’的系统性知识；而一门规范科学、或称为规则科学……[，]则是讨论‘应该是什么’之标准的系统性知识体系。

而为了达到某一特定目标而设定规则体系，则是一门艺术。

”他继而评论道：“此二者的混淆甚为普遍，并成为很多谬误的根源，贻害至大。

”他还强调了“把政治经济学认定为一门独立的实证科学”的必要性。

1本[文]主要关注某些方法论问题，这些问题来自人们为创立凯恩斯所倡导的“独立的实证科学”所作的努力。

特别是，如何确定某一杯提出的假说或理论，是否应当被暂时接受为“关于‘是什么’这类问题的系统化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但凯恩斯为之痛心的这类混淆仍然充斥在经济学中，并且严重妨碍了人们对经济学可以是、而且部分地已经是一门实证科学的认可。

故而，在本文的开头，我们最好先论述一下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关系。

I．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混淆是无法避免的。

几乎在任何人看来，经济学研究的那些问题都与他们本人密切相关，而且，他们总是局限在自己的经历与能力的范围内[来考虑问题]。

这是经济学中持续不断的、广泛的分歧的根源，也构成了频繁立法的原因。

那些自诩为“专家”的人们意见迥异，并且很难说毫无偏见。

无论如何，在那些事关紧要的问题上，即使“专家”们众口一词，并且显然是无偏见的，我们也很难不加考虑就对他们的观点照单全收。

2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似乎是、并且确实是与重要的规范问题，与“应该做什么”和“如何达到既定目标”等问题直接相关的。

门外汉和专家一样，不可避免地试图改造实证结论，以适应他们所极力坚持的规范性的先入之见，当实证结论的规范含义——或者那些所谓的规范含义——不合其口味，他们就会拒绝接受这些结论。

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独立于任何特定的伦理立场或价值判断。

正如凯恩斯所说，它处理的是“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的问题。

它的任务是要提供一套一般化体系。

这一体系可以被用来对环境的任何变化所导致的结果作出准确推测，并可以通过衡量它所作出的推测的精确度、范围和一致性来对其表现作评估。

简言之，实证经济学是，或者说能够成为一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

当然，经济学处理的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并且研究者本身就是研究对象的一部分。

和自然科学相比，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更加密切，这些事实给经济学的“客观性”带来了特殊的困难，与此同时，它也给了社会科学家一系列自然科学家得不到的数据。

但在我看来，这些都不足以体现两类科学间的根本差异。

3另一方面，规范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也不能独立于实证经济学。

任何政策结论都必然基于对“做某事而不做另一事”所导致的结果的推测，而推测则必然或隐或显地基于实证经济学。

当然，政策结论和实证经济学的结论之间并不存在一一对应。

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独立的规范经济学了。

两个人也许对某个特定立法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意见一致，但其中一个会认为总体而言它比较令人满意，因此拥护这项立法。

另一个人则感到不满意，因而表示反对。

然而，我想大胆地提出以下看法，即，在当前的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美国，无偏见的公民之间存在的有关公共政策的分歧，主要地根源于对行动导致的经济结果的不同推测，从原则上说，通过实证经济学的发展，我们就能消除这些分歧；因为，这些分歧不同于基本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后者最终只能导致争斗。

一个明显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是最低工资立法。

在褒贬纷争的一片混乱背后，存在着一个共识，即，所有的人都应获得“生存工资”，——这个意义模糊的短语在人们的争论中普遍存在。

意见的分歧主要源于人们在推测方面的或隐或显的分歧，这些推测的分歧，主要涉及“最低工资立法”这个特定手段在实现人们一致同意的目标的功效如何。

支持者们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能够提高那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下的工人的收入，同时提高某些工资在最低工资线以上的工资的工人们的收入，而不会引起完全失业人口的增加或就业条件的恶化等消极作用，因此可以消除贫困。

而反对者们则相信（或推测），法定最低工资将使失业人数增加，就业条件恶化，抵消了这项立法带来的就业者工资增加的有益影响，使贫困情况更加严重。

人们对于该立法的经济结果的看法一致，并不意味着人们关于该立法的合意性的意见一致。

这是因为，人们在该立法的政治或社会效果问题的分歧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有着一致的目标，经过漫长的道路，人们终将达成一致意见。

人们在工会的适当角色和地位问题上有着不同意见，对价格与工资的直接控制和关税的合意性等问题上也意见不一，这些都是以实证分析中一些与此密切关联的分歧为基础的。

人们对所谓的“规模经济”重要性的不同推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人们为什么对工业部门中政府全面管制的必要性和合意性存在着意见差异，甚至可以解释人们在社会主义和自由企业经济间的选择。

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

4当然，我的判断——即，在西方社会中人们关于经济政策方面的分歧是否具有如上的性质——本身就是一个“实证”问题，它能否被接受取决于是否得到经验证据的支持。

如果这个判断是有效的，那么它意味着，人们在“正确的”问题上达成的一致意见，与其说源于规范经济学的进步，不如说源于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后者可以得出能够、并且值得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来。

它还意味着，对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做严格区分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区分可以促进人们在经济政策方面达成一致意见。

II 论实证经济学实证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对尚未被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而不是空洞平庸的）推测。

总的来说，这样的一个理论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复杂的混合体。

部分而言，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5；部分而言，它是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的整体，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

如果把理论看作是一种语言，那么，它实际不具有任何实质性内容，它是一系列的同义反复。

理论的作用在于它可以作为一套文件归档系统（filing system），用以组织经验材料，并促进我们对经验材料的理解；检验文件归档系统的标准用于检验理论体系也是合适的。

分类是否清晰？类别的定义是否明确？种类划分是否穷尽了一切可能性？在归类时，我们能否清楚地知道每个项目被归于哪一类，还是存在着相当大的模糊性？大标题和子标题的系统编排是否能使我们迅速找到想要的项目，还是使我们不得不上上下下找来找去呢？我们希望集中考虑的那些项目是否被归到了一起呢？项目的归档系统是否避免了过于复杂的交叉引用（cross-reference）呢？这些问题的答案部分取决于逻辑上的、部分取决于事实上的考虑。

形式逻辑的原则本身可以判定某种特定语言的完备性和一致性，即，这一语言中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事实上的证据本身可以说明这个“分析的文件归档系统”中的类别是否具有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即，它们是否能被用于分析具体问题中的某个特殊种类。

6“供给”和“需求”这个简单的例子，既可以说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前面所谈到的一系列类似问题。

作为经济理论这种语言的构成要素，供给与需求是两个主要范畴，影响产品相对价格和影响生产的各因素都可以依此被划分。

这种二分法的实用性来源于“在经验方面的概括性，即，如果我们把任一问题中影响供给的因素和影响需求的因素开列出来，那么这两张清单上很少有项目是相同的。

”7现在，这样的概括对诸如最终消费品市场是有效的。

在这类市场中，可以被看作是需求某产品的经济单位和可以被看作是供给某产品的经济单位之间存在着清楚而严格的区分。

很少存在这样的混淆，即某个因素从某方面看可以被划归影响供给的项目，而从另一个方面看又可以被划归影响需求的项目；而且也很少有必要考虑供给和需求之间的交叉效应（即交叉引用）。

在这类情形中，在标题“供给”和“需求”之下对相关因素的归档所需采取的步骤简单而又明确，从而极大地简化了我们的问题，并且防止了其他情况下可能发生的谬误。

但是，这种概括并不总是有效的。

例如，在一个以投机为主的市场上，这种概括在处理价格的逐日波动时是无效的。

例如，在股票市场上，增加超额利润税的谣言应该被看作是主要影响今天的公司股票供给的因素呢，还是影响今天的股票需求的因素？在类似的情形下，几乎对每个因素来说，可以被划归“供给”标题下的理由与划归“需求”标题下的理由近乎一样多。

这些概念仍然可以被使用，而且也不可能毫无意义；它们依然“正确”，但与第一个例子相比，它们并不那么有用，因为它们缺乏有意义的经验对应物。

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假说体系，理论应当通过对其意在加以“解释”的那类现象的推测力来加以判断。

只有事实证据可以表明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是可以被暂时“接受”为有效的，还是应被“拒绝”的。

正如我下文将要着力论述的，对某一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合意的检验，就是把它的推测与经验相对照。

如果其推测与经验相矛盾（“频繁地”，或者说比某个替代性假说更为经常地与经验相矛盾），那么这个假说就被拒绝；如果不发生矛盾，那它就被接受；如果经过多次检验都没有发现矛盾，那么假说就得到了更大的可信度。

事实证据永远都不能“证实”假说；它只是未能证伪该假说，同样一个意思，如果采用我们通常的那种不准确的说法，那就是这个假说被经验所“确证”了。

为了避免混淆，也许有必要明确一下，我们用以检验某个假说有效性的“推测”不一定是对未发生现象或者说未来事件的推测；它们有可能是关于已经发生的现象的推测，但这个现象尚未被观察到，或者虽然被观察到了，但作出推测的人尚不知道。

例如，某个假说推测，给定某些条件，在1906年会有某些现象发生。

如果在历史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1906年这些现象发生了，那么这个推测就得到了确证。

反之，如果我们查知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那么这个推测就与现实出现了矛盾。

从这一意义上看，假说的有效性本身并不是在各种替代方案中进行选择的必要标准。

人们观察到的事实必然在数量上是有限的；而可能做出的假说却是无限的。

如果某个假说与已获得的证据相一致，那么总会有无数的假说与之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