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理论

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
2、社会转型的负面效应
在我国转型期，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社会分化加速，社会控制弱化凸显。社会转型使社会控制机制也处于新旧交替和转换的过程中，新旧两种控制模式还会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从而引起磨擦与冲突，使社会许多领域出现了“控制失灵”。我国处在深刻社会转型期，受到信息化、知识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等趋势与思潮的猛烈冲击，加上经济结构的急剧变革和改组，它既使得潜在旧结构中的社会矛盾得以充分暴露，不但造成新的社会运行失衡，传统权威的丧失，而且法律制度的构建滞后于社会变迁，社会道德呈无序状态，体制改革滞后使政策执行发生阻滞，社会舆论控制十分乏力。这样，以往社会规范的约束力减弱，但新的调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负面效应，而且转型期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规范、价值目标和行为方式等的变化，必然带来人们新旧观念上的冲突，造成人们价值观念上的多元性和模糊性，导致在行为选择上出现无所适从或随心所欲的倾向。而且转型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制度缺陷和漏洞，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以根本好转，这种“社会失调”对青少年犯罪起加速和催化作用。
3、教育教学改革的冲击
因为大学生是青少年这一社会群体的主体，大学生的犯罪也占青少年犯罪的绝大部分。威廉曾称逃学是“犯罪的温床”。根据赫利的调查，58%的犯罪青年是逃过学的。[7] [P670]据中国犯罪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法学教授康树华所作的一项调查表明： 1965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文革”期间，大学牛犯罪占整个刑事犯罪的 25％，而近几年，大学生犯罪占整个社会刑事犯罪的17%。[8]近几年教育发展突飞猛进，各项教育教学改革如火如荼。这些改革受益最大当属青少年，但教育活动中的缺陷也给一些青少年带来不同程度的冲击，一方面给青少年造成社会压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青少年社会化严重缺陷：
控制理论（social control theories）历来是解释青少年犯罪行为产生原因的重要范式。正如帕森斯所言：“秩序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规范的控制才能实现。”[4]控制理论基本理论假设就是，驱使社会成员（包括个体、群体和组织）进行犯罪行为的动机，是每个社会成员人性的一部分，每个社会成员都是社会潜在的犯罪人；如果社会成员恣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就会必然走向犯罪；人们之所以犯罪，是由于抑制或控制其不犯罪的资源力量薄弱造成。在众多的犯罪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社会控制理论的发展与青少年犯罪问题的研究相伴相随，尝试对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理论的整合对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这一特殊社会群体的犯罪类型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的探究由来已久。因此在这里有必要对控制理论关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做一个简要回顾。
将我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与美国做一深入对比研究，不难发现，在我国青少年的成长环境中存在引发青少年犯罪的独特变量。我国在“移植”西方控制理论时，要注意与中国社会引发青少年犯罪的特殊变量相“整合”。从控制理论维度将这些特殊变量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
1、腐朽思想文化的罪孽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是，我国是一个“后发”国家，而且深受几千年腐朽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文化乘机而入，加之我国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残余根深蒂固等因素严重地冲击着社会主义市场，使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身心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资本主义腐朽的生活方式的渗透和传播，导致不良文化泛滥，暴力、色情、恐怖的电影、电视、录像、图书刊物等充斥媒体和市场，这些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诱发和加剧了青少年犯罪。西方的价值观念、暴力凶杀、淫秽书刊、腐朽没落的封建迷信，以及超出国家容许之外的宗教活动的影响表现尤为突出。作为最敏感的社会群体之一，青少年由于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心理发展还处于“第二断乳期”，对客观世界还缺乏深刻的认识，政治上尚不成熟，所以“个人控制”(personal controls)不强。这里所谓个人控制就是青少年控制自己不用与社会规范和准则相冲突的方式满足其需要的能力。他们对通俗流行的、刺激性和娱乐性强的感觉型文化狂热地追求，而对知识性的正统的“严肃的文化”兴趣索然；他们追求潇洒，但又往往以花钱大手大脚，做事懒懒散散、衣着时髦新潮为潇洒；各种因看黄色录像、光盘和因凶杀、堕落等而导致犯罪，受到法律、法纪处分。这种消极腐朽的思想文化对我国青少年造成极大的罪孽，青少年自我控制出现乏力，内部推力也呈现消极倾向，对青少年群体亚文化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对此，邓小平同志曾指出：“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朽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而社会控制理论是与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相伴而生的，是随着对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深入而逐渐展开、发展起来并逐步完善的，一部完整的现代控制理论研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青少年犯罪原因研究的探索史。比利、赖斯、托比、奈、雷克利斯、赫希都对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做过专门研究，并产生了丰富的理论成果。[5] [695-714]1945年，比利在论文《关于犯罪和少年犯罪的一种社会心理学理论：对原因论的一种贡献》中指出“人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人类有许多先天特质(native traits)或原始倾向(original tendency),当人无法控制它们或者任其自由表现时,它们就会对同一社会中其他人的福利造成危害，”并认为，削弱社会控制的因素和削弱自我控制的因素是青少年犯罪的两类原因。赖斯在1951年发表的论文《作为个人和社会控制失败的少年犯罪》中，研究了与控制理论有关的许多少年犯罪因素。后来，托比提出“遵从奖赏”概念，并用来解释青少年犯罪，认为所有的青少年多会被引诱去犯罪。以家庭社会学研究著称于世的奈提到，家庭尤其是破坏家庭是导致青少年犯罪的重要原因。而雷克利斯也一直将青少年犯罪的原因探讨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领域。并运用“外部压力或拉力”(outer pressures or pull)，又称“社会压力或拉力”(social pressures or pull)和“外部遏制”(external containment)、“内部遏制”(inner containment)、“内部推力”(inner push)等四个因素解释青少年的犯罪行为。赫希更是如此，他因其最重要的著作《少年犯罪的原因》而蛮声犯罪社会学研究领域。其核心思想就是，少年犯罪是个人与传统社会的联系薄弱或破裂的结果。赫希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控制犯罪的论述,被称为”社会约束理论.这一理论在犯罪社会学理论中占有核心地位,并且是在犯罪学理论中经常被讨论和测试的理论。[6]
这些关于控制理论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对美国本土的经验研究，带有浓烈的美国气息，如赖斯的“自我描述性控制理论”(the self-described control theories)就是在对美国1110名11-17岁的白人男性少年缓刑者的法庭正式记录进行评价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这些理论成果中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可以“移植”，但也只是提供了解释青少年犯罪原因的一般范畴，还必须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控制理论的“本土化”，随着时空条件的转换，控制理论也获得了更多的丰富的延展元素。因此,还要从我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带有“本土特色”的特殊的解释变量，才能全面而合理的解释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为我国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提供政策参考。二、从控制理论看转型期我国青少年犯罪的特殊变量
在教育实践中，很多大学生特别是低年级学生调整意识不够，上了大学后不知该干什么，生活目标不明确，许多人因此“无所事事”；现代传播媒介的普及削弱了教育系统的隔离功能，传统的过滤性教育不复存在。有的大学生特别是新生对新环境不适应，留念家庭，想念家人，这些都可能成为压抑情绪的起因。而且，随着开放性教育、个性化教育、全面发展的教育价值目标等一系列教育新理念，在给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给学生心理造成外部压力。而且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招生就业制度也发生变化。招生规模空前扩大使学生在学习的目的和动机上产生偏差，学生素质差异拉大让高分学生容易产生失落，低分学生则容易导致自卑。学生缴费上学制度是一柄“双刃剑”，它虽然是改革的必由之路，但与此同时，它既使得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肩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产生自卑情绪，在生活、行为、思想、情感上感到十分压抑，对前途和理想丧失信心，容易使学生产生厌世情绪。就业制度改革后，虽然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十分明确，但就业市场的培育和不断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出现一些与市场原则相悖的不公平现象，“人情”，“关系”等“非实力”因素在就业中起很大作用，这使得大学生自我控制出现无力。[9]而且，为了适应弹性学制、学分制、后勤社会化等改革措施，学校管理模式将走向社区化、市场化、多样化，学生在时间、空间上的自由度都空前增大，外来的或是自产的影视、书籍、报刊等不加甄别地大肆宣扬暴力、黄色、黑社会等不良形象、不良观念，一些酒吧、“网吧”、游戏厅、“洗脚屋”在学校周边比比皆是，其经营者为了谋利而泯灭良知，使自己经营的地方成为青少年犯罪的场所。
一、“控制理论”的简要回顾
在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随着犯罪问题的凸显，在世界上特别是美国涌现了大量从事犯罪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和理论流派。那么，怎样对这些人物和流派加以归类并归入控制理论范畴就成为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一些中外学者对此纷纷展开研究。
综观现代西方犯罪学史，对“控制理论”的归类研究大致存在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控制理论只包括雷克利斯(Walter C.Reckless)和赫希(Travis Hirschi)的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代表人物是艾克斯(Ronald L.Akers)；另一种观点却认为控制理论包括雷克利斯和艾森克(Hans J.Eysenck)的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内特勒(Gwinn Nettler)和美国当代犯罪学西格尔(Larry J.Siegel)；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控制理论应当包括比利(Arthur L.Beeley)、赫希、赖斯(Albert Reiss)、托比(Jockson Toby)、奈(F.Ivan Nye)、雷克利斯等人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包括赫希、佩尔弗雷(Wallian V.Pelfrey)等人；我国著名犯罪学家吴宗宪在《西方犯罪学史》一书中也表达了与赫希和佩尔弗雷基本一致的意见。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因为它考虑到了理论发展的内在一致性与逻辑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