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者的眼光──两本女性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

她者的眼光──两本女性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

⊙沈睿

Wendy Larson, Women and Writing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Sally Taylor Lieberman, The Mother and Narrative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98).

近十年来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以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对中国文学阅读与重新

阅读的努力，有了显著的成果，每年都有数种专著和合集出版。1998年，文棣（Wendy Larson）和夏丽（Sally Taylor Lieberman）分别出版了新著《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和《母亲与现代中国的叙事政治》。她们从不同角度、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解读

中国现代文学，分别以女作家与写作的关系和以母亲形象为轴，重新书写了现代中国

文学史。

文棣的《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女性与写作的关系，以

及现代中国女性写作的意义。五四时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是以一批女作家史无前例地出

现在写作领域为标志的。文棣探讨「新女性」和「新写作」这两个现代观念的出现怎

样预设了女性写作的位置，又怎样在当时的中国文化建构和论争中规范了女性写作的

可能。她具体考察了女作家的文化、写作位置，论述她们怎样在政治文化的囿限中，

既与文化规范妥协，又与之抗争；既通过写作建立自己的主体性，对新旧规范进行明

里暗中的颠覆，又不得不在特殊的文化政治压力下修改和最终放弃了女性的主体写作

的过程。虽然文棣在〈序言〉中宣称，此书不是对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全面研究，但

这本书从女性和写作的角度，对五四以来到40年代的女性和文学、女性和写作的关系进行了历史疏理，对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理论论争、写作发展、政治与写作的关系都

有清晰的描述和独树一帜的阐述。

文棣认为，「女性解放」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世界各地的现代化进程中，女性都曾被用来指称现代化的程度。女性被看成是民族健康和力量的晴雨表。中国亦

不例外。中国现代作家和批评家，正是在女性解放这个现代性标志的范域内讨论和分

析妇女问题和文学问题的。同时，由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现代中国女性的写作与

传统的中国历史文化有密切联系。这种深刻的联系对现代女性写作有根本的制约。

文棣论述说，中国的文化、历史，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体系，都具体规定了女

性的社会位置。「女子无才便是德」就是这种规定的体现，其所隐含的是「德」与「才」的互不相容和排斥，所标志的是「德」「才」分属于男女两性不同的本体性范畴。「德」属于女性的范畴，代表了自我牺牲的身体折磨；「才」属于男性范畴，标志了超逾感

情的智力知识和接近文化及文学的能力。「德」是女性的身体实践，「才」是男性的

头脑领域。文棣认为，五四以来的女性文学正是在这样的「德」「才」对立的中国历

史文化传统和西方经济文化冲击中国的背景下产生的。她论证，无论新女性文学是何

等的新，或提倡得何等的新，实际上新女性作家和新文学的关系是强大的传统的继续

或变体。当然，这个继续或变体──五四新女性文学──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与以往的现代文学史研究不同的是，文棣坚持考察现代文学和传统文化之间深刻而隐含的联系。

围绕着这个论点出发，《现代中国的女性与写作》共有五章，分别论证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女性写作与历史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的关系，以及新女性文学的特性。文棣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左右的中国，具有改革精神的知识份子为寻求民族富强的梦想，从而想象出一个不同的中国社会。这种对中国的想象，主要来源于想象中的全球平等，一个中国可以在语言上、文化上平等参与的世界大同景象。妇女首当其冲地成为本世纪初知识界争论最火热的论题之一。许多知识份子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相信，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就是中国缺乏力量和落后的象征。因此，妇女不缠足、接受体育教育、身体健康就成为民族振兴的保证，是中国走入现代化的前提。五四前后，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譬如个人选择、个人自由等等进一步成为知识份子批判中国文化的参数，西方的家庭价值原则则成了批判中国传统家庭的标准。妇女问题的讨论进一步深入。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反对将拯救民族的责任全归在妇女身体（节烈）上的这种理论。胡适在〈贞操问题〉中强调个人权力的重要性。叶圣陶在〈女子人格问题〉一文中建议，应该建立女性的「人格」，女性不应再被其他关系诸如妻、母、女等所定义，而应是一个独立的个人。他同时还提出，不应把女性的生育看成是为男人的传宗接代，而应把生育看成是为现代社会所作的贡献。这样，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家庭宗族，而属于现代的国家。可以说，女性的身体一直是中国知识份子在面临西方压力下试图重新想象和设计国家民族形象的主要议题，女性的身体不停地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文棣指出，这种对女性身体的强调又一次不经意地重复了中国传统女德对女性身体实践的要求。

新涌现的女作家是怎样回应这种民族主义对女性身体的要求的呢？仔细地阅读谢冰莹、卢隐、凌叔华、冰心等女作家的作品，文棣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些女作家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似乎没有一个可以用她们的身体实现富国强民的理想。女作家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形象，大都是非死即病，一副雕零景象，与热热闹闹的民族主义梦想的身体强壮、精力旺盛的新女性相差甚远。

由于20、30年代作品的主题大都与「自由恋爱」有关，文棣从当时热烈地讨论的恋爱与婚姻、性与独身主义等问题入手，考察女性主体和身体在这些作品中的意义。20、30年代的作品有一种明显的渴望：渴望一个在科学和爱情基础上建立的理想社会。理想的爱情似乎是种在现行的社会和条件之外的「纯粹」的爱。由于浪漫的爱和独立的个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爱情成了现代性的双重指标：直接实现个人意义，间接促进现代国家的建立。女作家在这种新的爱的哲学覆盖下，试图在作品中确定这种爱情哲学对女性和她们生活的意义。有趣的是，她们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形象总是犹豫不决、困惑不已。她既寻求也质疑爱的意义和价值，爱似乎是一个幻影、一个两难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