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

近世中西文化论争（1）：西学中源说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相互关系，一直是近世以来国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纵观世界各大文化体系，无不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没有一种文化永远处于领先地位，长盛不衰。

在古代，中国文化曾在世界上大放异彩，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及近世，西方文化在工业革命带动之下，短短几百年，同样创造了辉煌绚丽的西方工艺文明。

随着西学东渐之势渐起，西学对中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刺激与诱发，促进着中国文化的自我反省、调整和更新。

当然，这一过程的反复性、曲折性自不待言，而其中所衍生出的中西文化论争则对今日国人文化观念的选择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借鉴。

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文化保守主义到全盘西化，从中西会通到拿来主义，近代国人在这种文化论争的此消彼长中，经历了艰难迷茫的心理选择。

回头来看，我们乐观地认为这未尝不是一次中国文化的凤凰涅槃，未尝不是中国文化复兴乃至重新光耀世界的契机！因而，我们需要探讨一下这些论争的历史过程，以为国人反求诸己，继往开来。

今天先来了解一下“西学中源”说。

明末清初时期，西方来华传教士手捧圣经，一心想把上帝传布给中国人，但“震于中国立国之悠久，及其在世界史上地位之重要也，于是大运神思，力言中国文化渊源西土，以示西洋人之有功于中国”，倡言“中学西源”，如利玛窦就强调中国文化中的五行概念来源于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并认为儒释道的某些教义实为西方哲学和基督教的变种。

而与利玛窦并称于世的中国开明士大夫徐光启则抱着“见贤思齐”的态度，积极吸取西学，提出“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渴求“中西会通”。

不过，徐光启的这种会通态度并未让绝大部分士人信服，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渐而滋生出士人们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观念，天朝上国，声威远被。

因此，与传教士“中学西源”说针锋相对的，中国的士人们提出了“西学中源”说。

西学在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等人眼里成了“剽袭中国之余绪”、“皆圣人之所已言”。

曾有学者指出，黄、王、方等明代遗民提倡“西学中源”，与对满清政府在学术上联合传教士共同“用夷变夏”的强烈反感有关。

然而有趣的是，满清统治者自入主中原以后同样以“夏”自居，承袭中国传统文化，但他们又必需传教士的西方天文学知识修订历法。

因此，在这种矛盾下，康熙皇帝也提出“西学中源”说，以“礼失求诸野”的逻辑利用西学，避免“用夷变夏”之嫌。

之后经过梅文鼎、阮元等人的大力宣扬，“西学中源”遂成为士人们认识中西文化源流的官方意识形态。

两次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随着洋务运动开展，西学大量传入中国，“西学中源”说再度兴起。

由于“西学”的范围由明末清初的天文历算扩展到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而占传统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已无法解释越来越多的西学源头，故士人们转而探寻乾嘉时期重新兴起的诸子学说。

先是邹伯奇以“西学墨源”说论证了西学“源出于墨子”，接着王之春等人将西学与管子、关尹子、列子、庄子等联系到一起，而郑观应更是集之大成，在他著名的《盛世危言》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源自诸子学。

“西学中源”说经过这些阐释，显得更为具体和完整，对接收者来说更具说服力和鼓动力，几乎成为洋务运动时期各种派别的文化共识。

此时来华的传教士，不仅手捧圣经，而且身后有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传播西学之时原本可以比明末清初来得更为强势，然而，他们对中西文化源流的态度却出乎意料的理性。

身处中国士人“西学中源”的舆论氛围之下，绝大多数传教士并未论及“中学西源”，而是通过出版西方大量的史学著作，介绍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以寄纠正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如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慕威廉《西国天学源流》、包尔滕《星学源流》、艾约瑟《火轮船源流考》、《希腊数学考》以及丁韪良《西学考略》等等。

但是，这些著作并未得到晚清士人们的心理共鸣：一方面，由于它们所述的西方学术史毕竟没有中国古籍年代那么遥远，倒成了士人们反证“西学中源”的论据，“西人谓是术（借根方）前于天元四百余年，岂以为若是遂不特为东来法证乎”；另一方面，出于对西方传教士的不信任，这种关于西学源流介绍的书籍也成了“西人存心叵测，恨不尽灭古籍，以自炫所长”的依据。

实际上，无论是“西学中源”说还是“中学西源”论，都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一种盲目性的自我褒扬，其本质都是认为中西文化同出一源，只是源头各异而已。

它们的提出与明清时期的社会政治形态有着重要的关系。

传教士提出“中学西源”旨在通过对中西文化同出一源的阐释减轻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敌对情绪，为传教事业扫除障碍。

而中国士人提出“西学中源”的原因则相对复杂得多：思想开明的士人“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的逻辑，大力倡导引入和学习西学；而保守势力则认为既然“西法是中法的深化”，那么中国自然可以通过钻研传统古籍以求自强，何必屈从西学，以夷变夏。

这也使得“西学中源”说既成为了有识之士打破中西文化对立，认同和引进西学的有力理论武器，同时也在某些时候成为保守势力保卫传统文化，抵制西学输入的保护伞。

“西学中源”说真正达到高潮阶段是在戊戌维新时期。

康有为列举中国古代成就，发挥诸子百家哲学命题中朦胧的科学意识，声称“凡西人所号长技，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

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西学书目表后序》等文中，大包大揽地将已知西学门类都纳入中学范围之内，并强调“当知今之西学，周秦诸子多能道之，西人今日讲求之而未得者，吾圣人于数千年前发之”。

谭嗣同在南学会专题演讲“论今日西学与中国古学”时，认为“盖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以此见吾圣教之精微博大，为中外所不能越”。

张之洞、唐才常、黄遵宪等人均有此论，王仁俊甚且编著《格致古微》和《格致精华录》等书予以系统论述。

盛极必衰，物极必反。

随着西学传播的逐渐深入，国人对“西学中源”说也开始反思与批判。

吴汝纶即认为“西学中源”说是学识浅薄之人的谬论，“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

而批判最为犀利当属严复。

早在英国留学之时，严复在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交谈中就嘲笑张自牧将基督教与墨子等同的言论。

而在回国以后，特别是在翻译传播进化论的同时，他着力批判了“西学中源”说的谬误：“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

他进一步说：“晚近更有一种自居名流，於西洋格致诸学，仅得诸耳剽之馀，於其实际，从未讨论。

意欲扬己抑人，夸张博雅，则於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盖无新奇。

如星气始於臾区，勾股始於隶首；浑天昉於玑衡，机器创於班墨……有此种令人呕哕议论，足见中国民智之卑。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评判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他对中国古代文明曾对世界做过的贡献同样做过肯定的评价：“中土创物之盛，固亦有足令西人倾服者。

”但他同时告诫时人，承认中国古代文明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故步自封、骄傲自大。

在西学进一步传播和严复等人的客观批判后，“西学中源”说基本归于沉寂，即便20世纪20年代国粹派偶有提及，但已如黄昏落日，余阳无法解冻了。

细思“西学中源”说流传的历史过程，不禁有感：所谓文化的先进与落后，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历史的进程中，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自成体系，各有特点，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优劣之分。

新文化的创造固然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基础，但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与扬弃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西学中源”说无视中西文化差异，一味强调中国文化至高无上的源头地位，将西方文化一概论为“窃我绪余”，显然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偏颇和主观臆测性。

当然，中西文化各有渊源，这在今天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西学中源”说是那个时代的特殊文化
产物，我们无法否认它在晚清社会转型过程中会通中西文化、促进中国传统文化新陈代谢方面所发挥的不可取代的历史推动作用。

作为一种过渡时代的理论，它毕竟为古老的中国文化走向近代，提供了一个初级的认识阶梯。

当人们对中西文化处在一个客观理性的角度来相互认识对方之时，“西学中源”说就不再为人所信奉，最终销声匿迹。

这既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日益成熟的表现，也是国人认知中西文化深化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