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嘲及解析

自嘲（1932年）

运交华盖欲何求①？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②。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③。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略）。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添成一律以请之。”按，10月5日郁达夫在聚丰园宴请兄郁华，请鲁迅作陪。诗中“破”作“旧”，“漏”作“破”。后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题此诗于扇面，“对”作“看”。

①鲁迅《华盖集·题记》：“这运（指华盖运），在和尚是好运：顶有华盖，自然是成佛作祖之兆，但俗人可不行，华盖在上，就要给罩住了，只好碰钉子。”

②《吴子·治兵》：“如坐漏船之中。”《晋书·华卓传》，华卓说：“得酒满数百斛船，……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③《左传》哀公六年：“鲍子曰：‘汝忘君（齐景公）之为儒子牛而折其齿乎？’”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一引钱季重作的柱帖：“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儒牛。”

这首诗，特别是其中“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一联，可谓家喻户晓。但多年以来论者无一例外肯定、赞赏“横眉冷对”一联，不但撇开诗题“自嘲”不顾，将自嘲释为自誉，更进一步认为鲁迅对此也持首肯、赞赏态度，其实鲁迅何尝如此。

此诗作于1932年10月，这时，左联已成立两年，左联柔石等五烈士已牺牲一年多，而距离鲁迅逝世只有四年，鲁迅已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众所周知，鲁迅一直是“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而已集·答有恒先生》），鲁迅在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以后，不仅用它来抨击、揭露形形色色的反动派及假马克思主义者，而且用它来解剖自己。“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坟·写在坟的后面》）《自嘲》正是一篇用马克

思主义辩证法对自己过去人生观、战斗姿态的自我解剖。

作诗的时候鲁迅的处境怎样呢？他说：

上海曾大热，近已稍凉，而文禁如毛，缇骑遍地，则今昔不异，久而见惯，故旅舍或人家被捕去一少年，已不如捕去一鸡之耸人耳目矣。我亦颇麻木，绝无作品，真所谓食菽而已。（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

前面所说的正是“华盖”的具体内容；最后一句“我亦颇麻木……”说的是迫害已到了难以动弹的地步，正是“未敢翻身已碰头”的注脚，是全部自嘲的出发点。

“破帽”一联是对自己过去处世态度的第一重回顾。上句原为“旧帽”，言不改故装；下句原为“破船”，言不识艰险。这是自嘲的第一方面：客观形势是“未敢翻身已碰头”，主观上却依然故我，不识艰险，不作相应策略之改变。

“横眉”句谈自己对敌斗争的态度，“俯首”句谈自己对亲人的态度。从诗的结构承继关系说，是对自己处世态度进一层具体剖析。为人处世最要紧的当然是对敌与亲的憎和爱。这一联是自剖－自嘲的第二方面。鲁迅在二重“围剿”中成为空前的民族英雄，对敌人是最坚决、最勇敢的战士，但他非常讲究策略，最善随机应变，他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斗争艺术家，无产阶级文化营垒的主帅。1932年前后他曾多次批评不讲策略的蛮干：时危人贱，任何人在何地皆可死……忆前此来函，颇多感愤之言，而鄙意颇以为不必，……因一时之刺激，释武器而奋空拳，于人于己，两无益也。（1932年3 月20日《致李秉中》）郑君（振铎）锋芒太露而昧于中国社会情形，蹉跌自所难免。（1932年6月5日《致台静农》）

乔峰事蒙如此郑重保证，不胜感荷。其实此君虽颇经艰辛，而仍不更事，例如与同事谈，时作愤慨之语，而听者遂掩其本身不平之语，但掇彼语以上闻，借作取媚之资矣。顷已施以忠告，冀其一心于馁，三缄厥口，此后庶免于咎戾也。（1932年8月1日《致许寿裳》）

这些信中所批评的“释武器而奋空拳”、“锋芒太露”、“时作愤慨之语”正是与“横眉冷对”一样不策略的“于人于己，两无益也”的表现。由此可见鲁迅不是提倡“横眉冷对”，而是批评“横眉冷对”。

在1932年7月8日致黎烈文的信中，鲁迅更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斗争策略和采取这策略的现实依据：

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但倘遇此辈，第一切戒愤怒，不必与之针锋相对，只须对之一笑，徐徐扑之。

从这里可以见出，鲁迅提倡的不是“横眉冷对”，而是“横眉巧对”。

同时，鲁迅对“俯首甘为孺子牛”也持有发展的认识。

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致李秉中》）

从“只得”与“无可奈何”可以看出鲁迅是不甘作“孺子牛”的，或者说是不赞赏“甘为孺子牛”的。他因忧国忧民，不愿有子，而又极富人伦之情。肖红说鲁迅曾承认自己对待下一代的感情是“母性”之情。（《新文学史料》1981年3期69页）他一方面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不丈夫”甚至取笔名、刻印章为“孺牛”、“孺子牛”，对膝下眼前的下一代倾注了远超于父爱之情；一方面理性上又觉得“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表达了“不甘”如此之意，视为可笑之举，列为自嘲的内容。

这里的“孺子”主要是亲属子女，推而广之，也指年青一代，鲁迅同样也由持“俯首”的姿态转为否定“俯首”的分析态度：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想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三闲集·序言》）

“躲进小楼”两句是全诗总结。在检讨、回顾、剖析了自己过去的人生观、战斗姿态后表示对目前情况的自剖、自嘲。鲁迅一方面是终身在与敌人作韧性的战斗，晚年显示出更为坚定，更为清醒的特点；另一方面，在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实的上海，“文禁如毛，缇骑遍地”，二重“围剿”，四伏危机；进不能行寸步，席地避难长达数月；退而从北京的老虎尾巴逼退到上海且介亭。革命者何时有扬眉吐气之时，如此人生，如此中国，可悲而又可笑！这是自嘲的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