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军抗日与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

川军抗日与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
内容提要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作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四川人民为中华民族的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川军出川抗日更是其中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在川军出川抗战和其他民族救亡运动中，中共四川组织积极宣传和组织，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本文力图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全面抗战前期四川的地方格局、川军出川抗日情况、抗战中四川人民的巨大贡献等方面，对四川的抗战运动加以说明和探讨。

关键词抗日战争川军抗日中共四川组织领导
一、前言
坐落于四川省大邑县的建川博物馆中，有纪念抗日战争的抗战群馆系列，期中就有建川博物馆的创建者王建川先生专门修建的一座川军抗战馆，以纪念川军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中共四川组织的领导下，四川人民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歌。

川军抗战是整个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光辉的一页，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人们以前对四川以及川军的偏见，同时也是近代四川地方史上的重要事件。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中共四川组织得到恢复和重建，中共四川组织的宣传、领导和统战等工作对四川地区抗战救亡运动的兴起发挥着重大作用。

二、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和统战工作的开展
四川地区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区之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到西安事变前中共在四川的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活动基本停止，只有零星党员散布在成都、重庆等地，总数不足百人，基层组织也不复存在。

1937年，国共正式宣布第二次合作后，四川地区的中共组织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邹凤平、廖志高从延安回川重建四川的各级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救亡运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他们首先在成都建立了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并依托省工委全面开展工作，主要活动包括恢复和发展中共四川的基层组织、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加入统一战线等。

到1938年，中共四川组织共发展党员3400多人，建立成都、重庆、自贡三个市委，并在南充、泸州、合川等七个县建立了中心县委，至此四川省的中共基层组织得到全面的恢复和发展。

此外省工委还发动群众运动，蓬勃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四川的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

全面抗战前，中共加强了对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对于促进川军走上联共、拒蒋、抗日之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刘湘本身是四川财阀的代表，与金融界、实业界关系紧密，一些社会上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张澜、黄慕颜与刘湘等关系也比较密切，刘湘重要部属潘文华与中共川康特委联系也很紧密。

1935年张署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来川开展统战工作，他利用傅春吾
1《党领导全川人民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何盛明王宗力《纪念抗战四十周年征文》第37页
等与刘湘的个人关系，密切与四川知名人士的沟通，中共对四川实权人物的统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建立四川抗日统一战线。

1937年，中共中央又派遣李一氓、罗世文回川开展统战工作，毛泽东亲自指示：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做好刘湘的工作，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客观了。

四川实力派对蒋介石集团进入四川既有戒心又十分无奈，他们既害怕蒋介石对自身的排挤，同时难以抗拒中央军的强大实力，又有联合中共抗日的强烈愿望，这为中共在四川组织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

此外中共四川党组织还积极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争取他们对四川抗战的支持，开展对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的统战工作。

刘湘死后，其旧部潘文华等与中共川康特委依然保持了联系，以上这些工作对川军出川抗日和坚定抗战必胜的爱国精神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另外中共还广泛深入川军中下层官兵中开展抗日宣传运动，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入伍，支援前线，中共举办的各种宣传杂志和报刊，也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

三、全面抗战前的四川地方格局
1911年辛亥革命后，四川地区（包括现在的重庆）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926年10月，广东革命政府率领的北伐军占领武汉，12月四川军阀全部正式改易旗帜，归属国民政府统辖。

虽然国民政府形式完成全国的统一，但是四川地方军阀的内斗尚未终结。

1932年9月，经过多年的经营，在先后击败杨森和刘文辉等众多竞争者后，刘湘正式确立了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形式上统一了全川，成为四川省主席和四川地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节制川中各派军阀。

另外四川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实力派，主要有西康二十四军刘文辉，川西二十八军邓锡侯，川北二十九军田颂尧，重庆二十军杨森等，以上这些实力派人物对四川军政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蒋介石电邀刘湘到南京，10月20日刘湘抵达南京与蒋介石反复磋商围剿红军事宜，随后，以贺国光为主任的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进入四川，国民政府中央势力开始进入四川。

1935年蒋介石追击长征中的红军至四川，带着统一西南军政这一另外目的，1月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正式入川，四川军阀割据的局面开始被打破，中央化趋势加强；5月蒋介石主力部队到达四川，6月开始整顿川军，11月该设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进一步加强了对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

四川地方势力从实力上难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军，但是对国民政府的防备也在加强，他们在四川地方官员的岗位上安排自己的心腹人员，同时采取各种方法抵制蒋介石对川军的改编。

淞沪会战结束后，南京失去屏障，已经难以固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后，国民政府主要机构集中迁往重庆，中央对四川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四川正式成为国民政府领导全国抗战的基地。

从阶级属性上看，四川地方实力派大多属于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多以自身利益为中心，具有强烈的投机性和多重性特点。

他们既反对蒋介石对自己的排挤，另一方面也对红军带有偏见，但是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他们也倾向抗日，另外他们自身也有强烈的爱国精神。

四、四川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1931年9月，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局面，中共四川党组织曾领导成都的
工商农教等组织在9月5日召开大会，开展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开始兴起。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1931年9月29日，四川各界300多个团体，5万多人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反日大会，会后各种团体深入街头巷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川迎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2 1932年3月，重庆各界举行救国请愿大会，广大群众群集刘湘21军军部，面对民众的慷慨情绪，刘湘被迫亲自出面接见了示威群众，并表示愿意派兵出川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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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四川救亡运动一直在中共等领导下积极开展，但是鉴于当时国内新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的基本格局，以及蒋介石和四川地方军阀对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1935年之前这些救亡运动未成为主流运动。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兴起，“一二九”运动成为这次运动最高潮，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成都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一再妥协。

1936年为反对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而爆发的“大川饭店事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这一举动最终获得成功。

西安事变后，国内内战基本停息，抗日救亡运动逐渐合法化，1937年，中共领导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举行成立大会，四川地方政府未加干涉，其后开展的各项游行宣传也被默许。

在刘湘辖区的中共地下党和抗日积极分子受到保护，中共主办的抗日刊物未遭封闭，七七事变后，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达到最高潮，这些运动对于推动川军抗战起着巨大的作用。

五、川军出川抗战
“七七事变”爆发，适逢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整军会议，会上刘湘、邓锡侯、刘文辉等川军将领均发表谈话要求抗日，邓锡侯说道：“过去拿着枪杆，枪口只是对内，打了多年内战，现在应一致对外，才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月14日，刘湘通电全国：“强寇压境，中华民族为巩固自己之生存，对日本之侵略，不能不积极抵抗。

”
1937年8月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期间，刘湘慷慨陈词，“四川可以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粮食若干万石”。

于此同时川军广大中下级官兵纷纷请缨杀敌，许多官兵还开始预立遗嘱。

9月1日刘湘正式率部出川，开赴抗日前线。

全川抗日救亡高涨，在民众督促下和我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加之刘湘本人有着强烈爱国精神，1937年刘湘就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率部出川抗日。

1938年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将川军编为第二路预备队，刘湘为司令长官，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担任平汉铁路方面的作战任务，
第一批参加抗日的川军编为二十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司令长官分别为刘湘和邓锡侯，有14个师，二十万人；第二批出川抗日部队有6个集团军又1个师，共三十万人。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共有八个集团军又一个师（含扩编）参战，加之以后参军人数，总人数估计在300万以上，在战场牺牲者达264000多人、负伤者356000多人。

刘湘出征期间病死武汉，临终遗言：“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的遗言在很长的时间内成为前线川军升旗时必朗诵的内容。

2《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特点》岳建功刘海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5年第三期第10页
3《中国共产党如何推动地方实力派走向抗日战场的》邓前程徐学初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第34卷第5期104页
打内战时的川军被称为“双枪将”（双枪指的是烟枪和步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地位很低，但是川军在各个抗日战场均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现。

由于装备差、武器简陋，长期参与四川内部的内战，川军名声不佳，出川初期的川军甚至被很多战区拒绝接纳，阎锡山曾公开表示不希望川军加入他的战区。

徐州会战，令川军一战成名，1938年冬，当第一批川军将士达到陕西、山东等地时，很多战士手中的武器只有大刀长矛，在冬天里也只穿着草鞋、单衣，但是正是这支川军却以血肉之躯对抗日军的飞机大炮，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勋。

藤县保卫战中，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率领2000壮士，孤守藤县，日军后来攻城部队达到3万人，有大炮和飞机的掩护，经过几日混战，守城将士全部壮烈牺牲，无一生还，王铭章将军身中数弹，仍大呼“杀敌！杀敌！”，最后壮烈牺牲。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藤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写出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一页。

”
王铭章被国民政府追授为上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赠“壮节殊勋”为王铭章墓园门额。

川军抗战中牺牲的其他著名将领还有，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150师师长许国璋、南京保卫战中145师师长饶国华等，144师师长郭勋祺也受重伤。

抗战八年四川应征壮丁三百万左右，占全国一千四百万中的五分之一强，当时四川总人口只有四千万，这就是说平均十七个人中就有一人参加抗战。

淞沪会战中川军26师，全师4000余人，伤亡3400人以上，伤亡率达85%。

川军20军杨森部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全歼日军第九混成旅加藤大队；抗战八年，全国征集1405万兵力，其中四川人302.5万人，占五分之一以上；八年抗战期间川军出川抗日共有350万人，国民政府统计的川军伤亡、失踪达64.6万人，也就是说出川抗日川军损失率达20%，占全国正面战场的五分之一以上4。

六、抗战中四川人民的巨大贡献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开始，国民政府多次组织大会战，打破了日本侵略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美梦，也取得了平型关大捷和台儿庄战役等较大胜利。

但是由于综合国力的差距，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一再失利，丧失大片国土，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四川正式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

四川虽然地处大西南腹地，但是有着丰富的人力、物力、财力，成都平原更是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盆地四面环山，易守难攻，由于资源和地理的区位优势，四川背负民族复兴的重任。

蒋介石很早就认为四川必是“民族复兴之地”，因此很重视对于四川的建设。

豫湘贵会战，国民党部队一溃千里，丢失国土二十万平方公里，这些地区均为重要的农业产粮区。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五年间四川向国民政府缴纳粮食共8360万市石，约占大后方征粮总数的三分之一。

另外四川在军工战勤方面，先后征调了500多万人次民工修筑公路和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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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官方数据统计，八年中四川地区承担财政支出有4400亿元（法币）,占全国三分之一以上。

川盐外调也是抗战中的四川人民作出的巨大贡献，沿海产盐区相继沦陷后，食盐紧张，作为川盐的主产区，自贡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四年时间共增产200万担，满足湘鄂等省的食盐需要。

沿江、沿海内迁四川的民营工厂，从1937年到1940年就有250家，占内迁工厂总数的55%以上，这些工厂对支援抗战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

在抗日战争中，中共四川党组织根据四川地区的特殊情况，开展大量的工作，4《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述评》杨绍安四川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二期第97页
5《我党领导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纪实》龚自德龙雅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文集第5页
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加强上层的统战工作，争取广大中间势力，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

民族资本家、社会贤达的支持，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公司，在我党的动员下，为支持抗战的运输工作，调集船只及时运送几十万官兵出川。

三次大的群众募捐活动：
第一次，由于前线川军将士缺乏冬衣，1937年底到1938年初，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各界开展劝募寒衣活动，重庆人民赶制棉衣30万件，同年《新华日报》倡导义卖和献金，到1939年3月，仅重庆地区捐款就达到500万元。

1940年春节前后，四川人民募捐活动掀起第二次高潮，《新华日报》号召广大各界人士前往前线慰问、鼓励将士，献出的粮食和飞机难以计数，其中1942年10月，四川民众捐购“忠义号”战机就有20多架。

1943年冯玉祥将军发起节约献金活动，11月，冯将军在自贡募捐讲演三天，募集200多万。

1944年冯玉祥将军再度来到自贡，盐工献金大约1100万元，加之盐商和各界捐资合计达到一亿二千多万。

七、川军抗战精神的心理文化层面初浅分析
四川位于中国西南，很早就纳入中华文明的版图，由于特殊的地理原因：四面环山，内陆地区是盆地，四川与外界的交流一直比较艰难，难以融入中原地区主流的政治经济文化，三星堆文明震惊世界，但是四川的古文明如何起源至今仍然是个难解之谜。

西周时，蜀地属秦国管辖，李冰治蜀，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成为沃野，四川地区的古代经济第一次得到大发展，文明的进程加快；中国的古代文明以中原地区为根据地和中心，河南陕西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中心地区，西南和南方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西汉时期四川地区迎来第二次经济文化大发展，以司马相如和杨雄为代表，四川文化也开始勃兴，政治上在全国也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靖康之难后，汉族政权南迁，经济中心南移，四川地区成为南方政权的经济中心，支撑着整个南宋政权的财税体系，元军攻破蜀地之后，南宋政权也随之瓦解，四川成为当时汉族民族情绪最为强烈的地带，汉族正统思想强烈。

由于长期以来四川处于中国政治的边缘地带，四川往往成为地方势力割据的重要地区，与中央的离心力十分强，自古以来，王建、明玉珍、张献忠、熊克武、刘湘都曾割据蜀中。

总的来说，四川在历史上没有过成为中国政治中心的经历，这对当地人民来说长期是个隐痛，这一政治短板对四川的历史和发展是很大的遗憾，这种缺陷与强烈的民族情结和剽悍的地方民风的冲突长期存在。

以上的这种历史文化原因造成了四川人民长期渴望参与国家政权中心而不得的心态，加之四川人天性乐观，民风率直，英勇善战，对于这种渴求一直没有消失，而随后长期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更是加重四川人民渴望得到中央政府关怀的心理，这种心理渴求与日俱增。

民国以降，四川地区又陷入长期战争，川滇混战、川桂混战、川内军阀混战、中央势力与川内势力的争斗、新军阀与红军的战争等，长期不止，民不聊生，防区制“臭名昭著”，民众的忍耐也到了极点。

三十年的内战，遭到四川人民的强烈反对，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后，四川地方实力派在人民压力下，也深感内战的罪恶感，渴望以抗日来洗刷以前的罪恶。

随着国民政府统治中心迁往四川，四川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历史理想也成为现实，四川成为维系民族复兴的根据地，巨大的鼓舞作用和正义感的感召，使得四川人民的抗日情绪高涨，这与积累千年的政治理想的实现是相切合的，内斗向公战演变，民族凝聚力空前强烈。

川军抗战的英雄气概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