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川军出川抗战,悲壮的历史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台儿庄报捷：川军消灭日寇1.2万余名抗日战争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下中华民族反对外来侵略、英勇悲壮的民族解放战争。

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多万人伤亡，其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川军同全国同胞一起以血肉之躯筑成一道国防长城！以.为首的.中央曾对川军抗战和牺牲的川军将领曾作过高度评价。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必将成为四川有史以来最光辉灿灿的一段历史……谨以此文纪念“七·七抗战”67周年！惊人数字：300万川军出川抗战“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战爆发了!”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原来只在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中央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

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

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师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

“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成都震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

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

.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

.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

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辞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三十万，供给壮丁五百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

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

几岁小学生也留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除赠旗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

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

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还强！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

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

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只是各级恶势力国难当头，却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

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当时也制订有《出征军人家属优抚条例》，有安家费、免征免税、保护军婚等内容。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

如.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分。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往勇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万五千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印缅补充远征军。

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如被某些“戏说”误导，以为出川军人都是不愿上战场被强“拉”去的壮丁，这实在把严肃的抗战历史庸俗化。

300万川军将士，如果不是出于精忠报国的愿望，他们能那样义无反顾地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吗？那些血洒疆场的川军将士九泉下也会不平的！惨烈牺牲：川军伤亡64万余日本军队武器精良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世界”。

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为副总司令；邓锡侯为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

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

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1月28日转至湖北汉口万国医院。

他自知病已不支，曾在纸上含恨书写“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沾襟”两句杜诗……1938年1月20日，刘湘去世，终年仅48岁。

死前他留有遣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

刘湘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壮举，为他晚年写下最光彩的一笔。

打内战时的川军，很多人是“吊儿郎当双枪将”（破枪加鸦片烟枪），被认为是当时中国“最糟的军队”、“不堪一击”……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却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出川后军纪严明，沿途鸡犬不惊，深受各地民众欢迎。

抗战八年中，川军担任的前线战场，占全国十分之二，打了无数恶仗、付出最惨烈的牺牲！川军出川后，最先抗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

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

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

军士“刘芳第二次重伤时还在说：…为抗日牺牲，死而无憾！‟”255团中校营长，代理团长强兆馥左腿被敌弹打穿、颈部中流弹，仍坚持指挥……该师官兵就是英勇顽强地鏖战了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护抗战的七十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五个师之一。

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

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

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四千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六百多人！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也立下大战功。

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

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向文彬在“一天中的三小时内，由中校升上校，由上校晋升少将”，被认为是川军勇于临危受命，誓死卫国的突出代表……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

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腾县一役，122师五千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四千余人。

腾县以北的界河、龙山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才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极感慨地说：“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八年抗战，川军之功，殊不可没！"我查阅繁多史料，川军中广大川军“不把日寇驱出国境，誓不生还”，催人泪下动人事例举不胜举。

抗战八年中，川军为挽救国家危亡与日寇鏖战，牺牲巨大。

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这又居全国之冠！艰难困苦：后方人民共赴国难八年抗战岁月漫漫，整个中国的钱粮支撑，就主要靠“陪都”所在地的四川这个“大后方”来负担了。

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

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

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 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

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

”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欲泪，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