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专家讲座整理 《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5、专家讲座整理《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学习心得

2010年10月13日下午，我在理教113教室聆听了苏培成先生关于汉字简化的讲座，之后又学习了人民网上发布的苏先生的文章《汉字进入了简化字时代》，获益匪浅，感想良多。我的专业是古典文献，理论上说古文字学应该是我的基础课程，但这门功课我学得并不好，而“现代汉字学”更是完全不懂。不过这并不妨碍我对于汉语言文字学的兴趣，尽管只是在很浅的层面上，达不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近年来利用业余时间参与了一些高中语文教学的实践活动，常常涉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自己也对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浅层次的思考。此处结合苏先生的文章写成札记若干。

一、关于汉字的性质及其优缺点

苏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先讨论了“汉字的性质”：“汉字是形音义的统一体，字形包含有字义的信息，便于传递丰富的汉文化。可是汉字字数繁多、结构复杂，给学习和使用带来不便。”这句话简明扼要地指出了汉字的性质以及优缺点。

关于这个问题，尤其是汉字的优点和缺点，苏先生的文章讲得很清楚，此外很多专家学者也都有专门的论述，我没有什么新的见解，此处就不赘述了。这里主要想说说自己在教学实践中对这一问题的感受。

我在教学中常跟学生们说，虽然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都用电脑输入了，但大家还是要尽可能多动笔写字。在电脑上输入英文和输入汉字不同：英文只有26个字母，只要经过简单的学习，你在动笔时就不大可能忘记其中的一个字母怎么写。同时，英文是表音文字，会读，基本就会写。但汉字不同，我们现在输入汉字采取的主要是拼音输入法（因为它比五笔输入法更容易掌握，这可以作为拼音文字比汉字容易掌握的佐证），但会读远远不意味着会写。因为汉语基本音节数量少，同音字多，而且汉字字形比较复杂，形近字多，这也增加了识记的难度。

关于汉语里同音字的统计，我查到了几组数据：一个是吕叔湘先生《语文常谈》中提到的：“现代汉语里同音字特别多。普通话里有字的音节大约1200多个，一般字典、词典收字大约8000～10000个，平均一个音节负担七八个字。当然不可能…平均‟，有许多音节只有一个字，有不少音节有十五六个字，《新华字典》（1962年版）里zhì这个章节有38个字，外加9个异体字。”（1）新课标语文选修教材《语言文字运用》里的说法和吕先生比较接近：“普通话中一共有1200多个音节（算上不同声调的区别）。但是汉语里的字却要比这个数量多得多。如果按1万个汉字计算，那么每个音节平均也要负载8.3个汉字。这说明汉语中的同音现象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正常的语言现象。”（2）另一个是在网上查到的，文章的作者称“以《新华字典》第10版所收汉字为调查对象，以EXCEL电子表格为统计工具，对字典中所收的汉字进行了一网打尽式的统计”。统计的结果：汉语共有基本音节（不含声调的音节）415个。这415个基本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基本音节拥有汉字20.9个。此外，汉语共有标准音节（带声调的音节）1319个。这1319个标准音节共拥有8684个汉字（多音字重复统计），平均每个标准音节拥有6.58个汉字。其中有50个以上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4个，分别是yì，72；xī，67；bì，52；yù，51，占所有音节的1.25%；只有1个汉字的标准音节共有248个，占所有音节的18.8%。（3）两组数据，前者为估算，后者为精确统计，结果有一定差别，但所反映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汉语里的同音现象。

由于同音或者音近而写别字，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常犯的错误。比如一次课堂练习，我的一些学生就在崭露头jiǎo（）、谈笑风shēng（）、鸠占què（）巢等题目上“一chóu （）莫展”。如果再碰上音近又形近的来凑热闹，比如“好高wù（）远”和“趋之若wù（）”，到底哪个是“骛”哪个是“鹜”，区分起来就更是头疼。（这两个字不仅现代人头疼，古人也分不清楚，两个字在时代稍晚古书中有通用的现象，但从两个字的形符来看，说是通用，其实应该是误用。）

写别字的原因，刨掉偶然因素之外，我认为主要有两条：第一是没有意识到“汉字是音形义的统一体”，确切地说是忽略了不同字形区别意义的功能，对于很多同音字，我们是可以做到“据形辨义”“据义推形”的。第二，学习语文时只满足于会读，懒得动笔，以至于常常提笔忘字。甚至有些学生学语文就只是默看，感觉差不多眼熟了就行，读都懒得读，于是连很多字念什么都不明确，一下笔更是错得不着边际。2009、2010两年，我都参加了北京市的高考阅卷，阅的都是主观题，在我看过的试卷中，一眼看不出错别字来的大约不足三成。比如非常简单的“贡献”二字，有把“贡”写成“供”的，有把“献”写成“现”的，还有两个字一起错的。再如“伏笔”的“伏”，有写“辅”的，有写“浮”的，有写“佛”的，有写“俘”的；“铺垫”的“铺”，有写“扑”的，有写“辅”的，有写“捕”的，“垫”，有写“店”的，有写“甸”的，有写“堑”的，有写“塾”的。至于“线所”“报达”“潜服”“借荐”“吊鱼”“竖敌”“高瞻远嘱”“一世同仁”“不则手段”“呈上启下”等，更是让人看得哭笑不得。

值得注意的是，同音字多，字形复杂又常常被作为汉字的“罪状”提出来，以至于有人认为拼音文字的优越性要远远高于汉字，甚至主张走汉字拼音化的道路。这种说法的出现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根源的，最初坚持这一说法的人，到后来观点上也有一些变化。以吕叔湘先生为例。吕先生在1946年发表过《汉字与拼音字的比较》一文，以主客谈话的方式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字改革的意见，极力赞成拼音字，措辞也很激烈。这可以认为是新文化运动中鲁迅、钱玄同等人激进思想的延续。而在1983年这篇文章收入《吕叔湘语文论集》时，吕先生补记道：“校对时重读这一篇，觉得如果现在来写这个题目，论点不会有大改变，但是措辞会两样些。”（4）实际上吕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写成的《语文常谈》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语气已经不那么激烈了，比如涉及汉字的缺陷，只是说“汉字为汉语服务也并不那么尽善尽美”（5）之类，但在谈到汉字改革时仍然认为“简化汉字只是一种治标的办法”，“要真正解决问题还是得搞拼音文字”（6）。而再看吕先生1987年1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汉字和拼音字的比较》，与30年前的文章讨论的是同样的问题，甚至连标题都基本相同，篇幅短小得多，观点也显得十分平和：“汉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拼音字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其实无论是汉字还是拼音字，它的优点和缺点都分不开，有这么个优点，就不免有那么个缺点。而且，汉字的优点恰好是拼音字的缺点，汉字的缺点也就是拼音字的优点。”下文又分别罗列了汉字与拼音字的优点和缺点，最后在文章末尾总结道：“我把汉字和拼音字的利弊得失做了一番比较。算起总账来，究竟哪个合算？这可是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也不作结论。我本来就没有这个打算。”（7）我在课后也向苏先生提出过关于汉字拼音化的问题，苏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是大不可能的，但以后的事情不好说。”我基本认同吕叔湘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的意见：“语言文字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任何优缺点都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字可以尽善尽美，至于同音字多、字形复杂，这是汉字固有的特点，如果非说是缺点的话，那也是与汉语的超越时空和区分同音语素的优点相伴生的。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说到底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因为无法量化，也没有哪个部门敢打保票，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国民生产总值就一定能上涨多少多少。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