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草堂诗研究综述

杜甫草堂诗研究综述

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他是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约1500首诗歌被保留了下来，诗艺精湛，作品收录为《杜工部集》。他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世尊称为“诗圣”，他的诗也被称为“诗史”。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唐元稹曾评价其诗作：“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而叶剑英元帅则在《成都草堂》里说：“杜凌笔落伤豺虎”，对于杜诗的赞美之词不胜枚举。

乾元二年( 759)十二月一日,在“安史之乱”的战火中，杜甫自同谷出发,携妻儿经过“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长途跋涉，终于在是年年底抵达“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成都府》) 这样一个在战乱后却保持相对繁华的成都府。从此，直至永泰元年( 765)五月离去，中间除因时局动荡流寓梓、阆一年多外，饱受流离之苦的杜甫在远离战事纷扰，生活安定的成都草堂生活了几近四年。成都草堂的这段生活，对于一生飘零，长期颠沛流离的杜甫而言是少有的安定时期，生活境遇的改变使他在生活态度、思想感情与诗歌风格上都发了较大的变化，使草堂诗和其他阶段的诗歌风格迥异。

现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来进行总结：

一、杜甫草堂诗的“当时体”特征

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杜甫之“当时体”是对四杰也是对以四杰为代表的初唐诗歌的评价。

王艳军的《“当时体”：杜甫草堂诗风的理论阐述》一文表明，杜甫的草堂诗歌也体现出了“当时体”的特征。草堂时期的杜甫，所处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都与以往不同，此期的情感心态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思家则生愁，睹景则销愁。”（《后游》）所带来的暂时的精神困境，使杜甫在较为安逸的生活中，既创作了大量表现家居生活和江村美景的诗篇，表现出了与以往迥异的生活情趣、精神风貌、内心世界，又创作了部分忧时叹世、思乡嗟身的情感低沉忧郁的作品，表现出了情感、心态、风格的纠结，可以说草堂诗歌的艺术风貌是杜甫草堂时期生活和思想困境的艺术再现，体现出了“当时体”的特征。

二、杜甫草堂诗的自适自足

此类研究占所有草堂诗研究的大多数。

王菊芹的《杜甫草堂自适诗刍论》表明：如果我们不囿于只肯定杜甫反映民生疾苦、抨击统治者罪恶的评价标准，而是从文学最鲜明、最充分表现作家的心灵这一视角出发，全面深入地研究杜甫草堂自适诗，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杜甫栖息近乎世外桃源的草堂时期创作了大量自适诗，勒武稳的《“自在”与“自得”——浅论杜甫草堂诗的自适》一文表明这些自适诗呈现出萧淡婉丽、细入无间的独特艺术风格。杜甫在儒、释、道等多元文化思想的影响下，在对自然外物的观照里，在日常生活的玩味中，诗意地品味着生命的本真意义，从而渐渐开释生命的烦忧。草堂诗, 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较之以前都发生了转变, 有所深入和发展, 杜甫栖息草堂, 生活虽然清贫, 但却相对稳定, 于茫茫苦海中总算找到了一块可以暂时栖身的绿洲, 故诗人摆脱功利世界羁绊后欢心愉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琐事成吟又有疏放率真之趣, 写景之作, 也不乏淡中之浓、静中之喧，草堂诗作在题材上田园化, 思想内容上恬淡化, 风格上清新化，由此形成自适诗特有的艺术风格，体现了生存美学的意义。

大部分的研究草堂自适诗的文章都有提到杜甫在草堂诗中表现出与其他时期不同的风格，不再描绘壮美之物，诗中不再充满着建功立业的豪情，而是从对生活琐事的描绘来展现安定闲适的草堂生活情趣，展现生活的内涵，表现对当下生活的自足。杜诗被称为“诗史”，这说明杜诗与杜甫人生经历之间是具有密切关系的，草堂诗的闲适、自足正是一生漂泊，在终于获得少许的安定后的一种自然呈现。

王菊芹的《杜甫草堂自适诗刍论》也阐述了杜甫草堂诗不仅表现出新的质素，而且对我国田园诗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杜甫在疏放、率真的生活中创作了大量的咏物诗，而此期的咏物之作与以前迥然不同。再次，开拓了田园叙事诗的体制。杜甫创作的描绘田园风光抒写村居生活的诗歌作品，大多显得疏放萧淡，恬逸闲散，多描写隐居村野的闲适生活和宁静优美的自然风光，诗思直率洒脱，语言质朴简淡，情调恬逸萧散，颇具清静幽远、浑朴淳厚的乡野风味。杜甫在草堂期间创作的一百七十余首诗歌作品中，有“野”字意象的诗作约三十首，将近占同期诗作的20%。同时，“幽”字意象，在这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也使用较多。这些意象情趣，在这样短的时期内如此频繁集中，是以往杜甫诗歌创作所没

有的现象，从而使杜甫这时期的诗歌作品，带有明显的抒写隐逸生活幽景野趣的疏野特色。

在路泉刚的《“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略谈杜甫草堂诗的自足》阐述了一方面杜甫的草堂诗中流溢着对闲适生活的自足之态, 而且此类诗作占据很大的比例, 但是这并非说此时的杜甫不再关心政治时局, 不思念故乡, 事实上, 对时局的关心, 对故乡的思念从未退出诗人的内心。诸如《散愁二首》、《建都十二韵》等都表现出对国家命运、政治时局的关心，不改老杜忧国忧民的一贯本色。“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疮。”王海英的《杜甫寓居草堂时期诗歌面面观》也同样表达了杜甫身在草野, 心忧社稷的思想感情。顾宸评价杜甫《题桃树》曾云:“题属桃树, 寓意却甚大。公一生稷契心事, 尽于此诗中。以堂中作天下观，以天下作堂中观。”现用“居堂中观天下, 以天下纳堂中。”来概括杜甫寓居草堂时心情和胸襟再贴切不过了。

杨年丰的《重峦叠嶂中的一缕清溪——略论杜甫草堂诗的闲适心态》一文从“道大世不容，远迹西南维”、“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和“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这四部分来阐述观点：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杜甫淡雅明丽、思致深微的草堂山水诗，反映了诗人这一时期亲近自然、闲适安恬的生活情态，揭示出诗人在特定环境中的心灵奥秘：在静穆中领略生气的活跃，在本色的大自然中找回本来清静的自我。

三、其他研究

草堂时期，在七律上, 杜甫也进行了不同以往的大量诗歌创作实践。陶海娥和代传宏的《杜甫草堂时期七律诗画事态叙写浅谈》阐述了杜甫在开拓七律诗歌内容的同时, 还善于运用“诗中有画，画中有事”的事态叙写, 使七律诗更臻于完美, 更加多样化的表达出作者的主旨。文章分析杜甫的草堂七律中有诸多事态叙写，是作者经过一个心灵过滤、变化、提升的过程，与早期的七律用于应制之作粉饰太平有很大的不同。与杜甫自己入蜀前的七律相比，在题材上也有所开拓。这也为后来杜甫在夔州和荆湘时创作的七律做了很好的过渡。

杜甫草堂诗中有不少情景交融、意蕴深厚的佳作。陈莹和盖光的《杜甫草堂诗中的生态意蕴探寻》表明，用生态意识对这些作品进行重新解读和体验，不仅能令人深切地体会到隐藏在作品中的生态意蕴，而且能使其焕发出更加夺目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