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谏太宗十恩疏赏析

魏征谏太宗十恩疏赏析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说明：此处原文依据《贞观政要》，与《古文观止》和中学语文课本等选本有所不同。)

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是《古文观止》中的名篇。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曾把它作为学习材料印发党内。现在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把它列为必读课文。由此可见，《谏太宗十思疏》的影响有多么深远。

唐太宗和魏征，是中国古代史上有名的明君、贤相。太宗的虚心纳谏和魏征的忠心直谏，是君主专制制度下难得的君、臣和谐的典范。正是贞观年间君臣之间相辅相成的和谐关系，铸就了唐朝初期的“贞观之治”，为以后的繁荣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贞观之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唐太宗在文治武功面前也有骄傲自得之时。好在魏征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并且坚持直言敢谏，及时纠正了太宗的偏差。《谏太宗十思疏》就是这一过程的集中反映。

《谏太宗十思疏》写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其时，唐太宗已渐显骄奢之态：追求珍宝异物，兴建宫殿园囿……于是，魏征就不断地用前代兴亡的历史教训来提醒他。这一年，他连上四疏进谏，《谏太宗十思疏》是其中的第二疏。

这一篇奏疏，全文五百多字，可分为三个部分，各部分之间，由一般而进入具体，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逻辑严密。在语言方面，全文骈散结合，错落有致，庄重而不呆板。若能深解其

意进而熟读成诵，则更能见其气势恢宏，畅美淋漓。

在君主专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因此他们的个人素质，尤其是其道德品行，对国家的治乱兴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贤明的君主可以开国创业，传之子孙；而一个昏暴的君主则不免败政乱国，甚至国亡身死。因此，《谏太宗十思疏》开宗明义提出了“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一统揽全篇的主题。奏疏先用一个三排句，以类比的手法引出主题：“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紧接着，以否定的方式强调“积德义”对“国之安”的决定意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此处的“下愚”与“明哲”对举，一方面表为臣之谦恭，另一方面又冀君以高明，是激励之辞。第三句话正反相合，一方面从正面提醒君主的崇高地位和重大使命，另一方面又从反面假设可能出现的背道而驰的情形，目的还是强调“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这一主题：“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保无疆之休。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

奏疏第二部分，针对唐太宗当时的实际状态，概括历史规律，进一步说明“积德义”的重要意义。首先，以历史上的君主们“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的普遍情况进行设问：“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接着，以“竭诚”与“傲物”，在正反两方面的强烈对比中作出回答：“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震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随后，又进而把问题归结到“可畏惟人”、“载舟覆舟”上：“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这样就对“积德义”作出了他一以贯之的“民本”的解释，把国家的安危与民心的向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种对历史经验的认识，是古代的统治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实属难能可贵。

“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那么，究竟如何积德义呢?或者说，积德义的要领是什么呢?奏疏的第三部分顺理成章而又言简意赅地提出了“十思”，并说明了它的效用：“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十思”所概括的是君主对民、对臣、对己所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君主具备了这些道德，就能得到臣民的忠诚报效。那么，践行“十思”之后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样子呢?奏疏描述为：“文武争驰，在君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最后，奏疏在一个反问中点出了其政治思想的哲学基础，即“无为而治”的道家理念：“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据《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看了魏征的奏疏后，“手诏答曰”

：省频抗表，诚极忠款，言穷切至。披览忘倦，每达宵分。非公体国情深，启沃义重，岂能示以良图，匡其不及!

朕闻晋武帝自平吴已后，务在骄奢，不复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谓其子劭曰：“唔每见主上不

论经国远图，但说平生常语，此非贻厥子孙者，尔身犹可以免，”指诸孙曰，“此等必遇乱死。”及孙绥，果为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为明于先见。朕意不然，谓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曾位极台司，名器崇重，当直辞正谏，论道佐时。今乃退有后言，进无廷诤，以为明智，不亦谬乎!危而不持，焉用彼相?

公之所陈，朕闻过矣。当置之几案，事等弦、韦。必望收彼桑榆，期之岁暮，不使康哉良哉，独盛于往日，若鱼若水，遂爽于当今。迟复嘉谋，犯而无隐。朕将虚襟静志，敬伫德音。

唐太宗的从谏如流，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美政，也证明了魏征奏疏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