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及其《促织》导读

蒲松龄及其《聊斋志异》之《促织》赏析湖北当阳祖铨一、蒲松龄的生活和《聊斋志异》的创作清代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是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期，也是古典小说发展的总结期。

代表这高峰和总结的是两部伟大的作品，一部是《聊斋志异》，一部是《红楼梦》。

《聊斋志异》是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总结，《红楼梦》是古代长篇小说的总结。

唐宋以后，古代小说的发展出现了文言和白话两途，白话小说以其语言的通俗和内容的贴近现实而得到广泛的传播，取得了压倒的优势；在唐传奇的高峰以后，文言小说虽然代不乏作，数量亦相当可观，但是有影响的传世佳作却非常少。

宋代“说话”艺人总结他们的艺术经验说：“话须通俗方传远”。

这里的“话”是故事的意思，但无疑也包含了语言的因素在内。

《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相对比较典奥的文言，远不如白话小说那么通俗，但它在中国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却几乎同古代通俗的长篇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相媲美。

这说明，《聊斋志异》在思想艺术上有足以克服其语言障碍的独特成就。

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虽然写的大多是一些花妖狐魅的故事，充满奇思异想，但它却深切地反映了现实的社会人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这是它受到广大读者喜爱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又都是同蒲松龄的生活遭遇、生活体验和文化素养分不开的。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又字剑臣，淄川(今属山东淄博市)人。

他出生的村庄原名满井庄，村口有一眼泉井，泉水清澈四溢，四周翠柳掩映，他因自号柳泉居士。

他生活于明末清初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个黑暗腐朽的时代。

连年的战乱和自然灾害，加上繁重的科税和贪官污吏的敲剥，使广大人民遭受深重的苦难。

这都是他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的，自然会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重要的影响。

蒲松龄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却功名不显的家庭。

父亲蒲槃虽然弃儒经商，但他广读经史，学问渊博，在思想和文化教养上都对蒲松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蒲松龄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他自幼聪慧好学，19岁时就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中了秀才。

他热衷功名，热切地希望能通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实现他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

但考了几十年却连一个举人也没有考中，直到72岁时才援例被拔为岁贡生，但这时对他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失败，使他对科举考试制度的弊端和腐败，以及落第士子的内心痛苦，都有极为深切的体验。

这就使得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成为《聊斋志异》的重要内容。

蒲松龄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

但在他31岁那年，曾经有一次南游的经历。

这就是他应同乡好友在江苏扬州府宝应县任知县的孙蕙的邀请，到那里去做幕宾。

幕宾相当于今天的私人秘书，在封建时代就是替人捉刀的文犊师爷。

这是他一生中惟一的一次离开山东农村，也是他足迹最远之处。

他应幕到南方，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为了生计；二是因为岁试和科试都不得意；三是出于朋友的情谊。

孙蕙，字树百，比蒲松龄大9岁，是蒲松龄的同乡好友。

在淄川是个富室，家中有园林，堆岩布壑，有山有水。

这次南游的时间，是从1670年秋到1671年秋，即蒲松龄31到32岁。

他同孙蕙虽为朋友，但毕竟有主宾之分，蒲松龄不免时时有寄人篱下之感，加上他时时惦念着参加科举考试，所以刚一年时间就辞幕返回故里了。

这段经历虽然时间不长，且生活很不得意，但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陶冶了他的性情。

江南自然山水对蒲松龄创作的影响还不止于精神上的陶冶，对他《聊斋志异》的创作也有直接的意义。

其次，是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号称富庶的南方，人民的生活也是同样悲惨，社会矛盾也是同样尖锐的。

他在这时期所写的诗中，以同情的笔墨表现了高邮人民所受的水灾之害。

包括南游的这一年在内，蒲松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人民的苦难和血泪，以及由此产生的满腔的优愤，便成为他创作《聊斋志异》重要的生活基础和思想基础。

幕宾的身份还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封建官僚，并熟悉官府的种种黑暗内幕和政治腐败。

从《聊斋志异》反映政治黑暗的篇章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他从生活中直接得来的鲜活体验。

另外，孙蕙喜欢蓄妓养优，这又使得蒲松龄有机会同南方受封建礼教影响较少、思想比较开放而又富于才情的歌妓舞女们接触，并同她们中的一些意趣相投、才情出众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

南游归来以后的生活，是一边舌耕度日，一边积极准备科举考试，生活是极其艰苦的。

王洪谋《柳泉居士行略》云：“自是(指北归)以后屡设帐绪绅先生家，日夜攻苦，冀得一第。

”这是他主要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主要的生活内容。

与此同时，他也在奋力写作《聊斋志异》，创作他的那部寄托孤愤的“鬼狐史”。

“屡设帐”，所指当不止一次，也不止一家。

坐馆教书，舌耕度日，对当时的蒲松龄来说，既是迫不得已，又是非常合适的生活方式。

既可以谋生计，又可以习举业，同时还能获得搜集民间传说，创作《聊斋志异》的良好机会。

尤其是在毕际有家，具备极优越的条件。

毕家系世家大族，家中有园林之胜，又藏书甚富。

蒲松龄诗中写到毕家优美园林的不少，以“石隐园”为题的就有多首，毕家有许多应酬文字如书信、祭文、墓志等都由蒲氏代笔。

这个时期，虽然劳顿艰苦(西铺与蒲家庄往返百余里，数月一次探家)，但家庭经济情况略有好转。

直到晚年，他的生活才稍微安定闲适，不再为衣食所困。

蒲松龄在长时期中生活贫困，与穷苦农民有着大体相近的生活遭遇。

这样的生活，使他接近下层，了解和熟悉劳动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对政治的腐败和黑暗，都有极其深切的感受。

这是他能够在《聊斋志异》中充当人民的代言人，传达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愿望要求的重要基础。

蒲松龄自幼爱好民间传说，喜欢搜集精魅神鬼的怪异故事，积累很多；但他不是单纯的记录，而是熔铸进自身的生活体验和爱憎感情，以毕生的精力写出了这部文言短篇小说集。

“聊斋”是他书斋的名字，在聊斋中写下许多花妖狐魅的奇异故事，所以取名《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创作始于20多岁的青年时期，到康熙十八年(1679，作者40岁)到西铺坐馆以前，已初步结集成书，故有《自志》之作。

同年有同邑人退职御史高晰为之作序。

但当时规模还不大，以后又继续补充创作，数量不少。

在绪绅家坐馆的这三十多年时间，当是主要的创作时期。

辞馆归家的晚年，在进行加工、修订、整理的同时，或亦时有新作产生。

应该说，蒲松龄的一生，虽然科场上失意使他情意灰冷，但生命和热情融人《聊斋志异》的创作中，人生的追求总算是有所寄托了。

《聊斋志异》虽以神鬼怪异为主要内容，却同传统的志怪小说有很大的不同，创作目的并不在张扬神道，也不是单纯博人博己愉悦的游戏之作或消闲之作，而是一部充满现实生活血肉的抒发孤愤之作。

他在《聊斋自志》中，就将《聊斋志异》称为一部“孤愤之书”，并且深深地感叹说：“寄托如此，亦足悲矣!”难能可贵的是，蒲松龄在书中所寄托的“孤愤”，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怀才不遇、穷困潦倒而产生的不平，而主要是同广大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的对黑暗现实的强烈愤懑。

蒲松龄一生创作繁富，据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所著《文集》四卷，《诗集》六卷，((聊斋志异》八卷”等。

《聊斋志异》的重要版本有：1、《聊斋志异》今存半部手稿本，原稿藏辽宁省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这是《聊斋志异》研究中非常重要的文献资料。

2、康熙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未影印/3、铸雪斋抄本是现在能确定具体年代的时代较早的一部抄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有影印本出版。

4、1962年在山东淄博市周村发现一部二十四卷抄本，又称为周村本，原稿藏山东人民出版社。

5、1963年6月中国书店又发现了一部题为《异史》的重要抄本，现藏北京中国书店。

二、《聊斋志异》的思想内容《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作品，除了少数篇章是写的现实故事以外，多数都是充满奇异幻想的花妖狐魅的故事。

但在《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异世界中，却充满了人间气息，充满了现实生活的血肉；所提出的问题，涉及到重大的社会矛盾，反映了广泛的社会人生。

可以说，《聊斋志异》是一部以幻想的形式写成的社会问题小说。

《聊斋志异》所反映的社会人生，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抨击黑暗政治，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这类作品，集中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压迫、反剥削的要求，主要是暴露封建官吏的贪和虐。

《梅女》中写一个典史，因为收受了小偷三百钱的贿赂，就颠倒黑白，包庇小偷，诬陷被害者，逼得无辜的梅女含冤自缴。

小说借人物之口怒斥典史道：“汝本浙江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小官的服饰)，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尔)翁也!”《梦狼》运用象征的艺术手法，通过梦境来揭露封建官吏的吃人本质。

白翁的儿子白甲在外地做官，白翁在梦中到了他的衙门，看见的是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狼也”。

庭院之中是“白骨如山”，儿子白甲则化为一只老虎。

这种梦中的幻境，实际上是黑暗现实的反映和写照。

《席方平》则通过阴间来反映阳世。

席方平的父亲在阴间被仇人买通冥吏遭受酷刑，席方平的灵魂到冥界为父伸冤报仇。

可是上至冥王，下至郡司、城隍，无不贪赃枉法，凶暴残忍，不但不明辨是非，伸张正义，反而对席方平施以种种酷刑。

小说通过二郎神的判词，斥责这些统治者是：“惟受赃而枉法，真人面而兽心!”除了官府的黑暗腐败，豪绅恶霸的罪行，也是《聊斋志异》揭露和鞭挞的对象。

《红玉》中写被罢了官的宋御史，横行乡里，欺压良民。

他看见别人的妻子长得漂亮，就派人在光夭化日之下到人家里去抢夺，逼得人家破人亡。

而官府却包庇他的罪行，使受害者的冤屈无处可伸。

《聊斋志异》抨击黑暗政治的作品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色：(1)小说揭露的是整个吏治的腐败，而不是个别官吏的品德不好。

这就触及到了封建政治的本质问题。

在《梦狼》篇末的“异史氏曰”中，作者愤慨地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这些认识，在《聊斋志异》中，都通过奇幻而又真实的生活画面，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2)小说不仅揭露一般的官吏，还将矛头指向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皇帝。

名篇《促织》，就写的是为了满足皇帝斗蟋蟀的享乐需求，逼得普通老百姓家破人亡的骇人听闻的事实；而皇帝的享乐生活一旦得到满足，就给奉献者以极高的赏赐，以致“一人飞升，仙及鸡犬”，连那些抚臣、令尹都得到了好处。

(3)表现了作者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

在作品中，不仅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压迫者的罪恶，而且总是借助于现实的或超人的力量，使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与此相反，故事的结局，一般都是被压迫者得到好报，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

最令人感到痛快淋漓的，则是《续黄粱》中对曾孝廉的惩罚。

作者真是别出奇想，写他被冤民杀死以后到了阴间，下油锅、上刀山还不解恨，又将他生前所贪占的321万钱，全部烧化灌进他的嘴里。

作者尖锐地讽刺道：“流颐则皮肤臭裂，人喉则脏腑腾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