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

如何认识新生代农民工发展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最早发源于社会学。它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年龄在25岁以下，于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与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社会阅历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另一层含义就是他们不是第二代农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起来的，而是介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工资待遇低，制度性歧视，身份认同危机，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四大问题。

一、工资待遇低，面临着生存困境

报告认为，目前普遍存在着新生代农民工工资待遇偏低的问题，使他们面临着不少生存上的困境。

1.温饱层次的生活水平，将就式的生活方式。调查显示，很多企业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劳动者为了增加收入只有通过大量超时加班，形成了劳动者表面上主动愿意加班的现象，其实加班的根本原因就是工资太低。新生代每月所得仅能够维持其本人最低生活水平，大多数的农民工只能精打细算、节俭度日。

2.是缺乏正常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农民工作为成年人应有独立的生活空间，但有46.8%的新生代仍然生活在集体空间内，生活空间狭小，缺少正常的社会交往和生活。混合性、生存式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模式，使农民工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与自己的家庭生活在一起，长期出外打工，也影响了婚姻生活的稳定，形成大量新的留守儿童。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爱或母爱及相关的教育，会形成家庭情感交流功能的弱化、心理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而留守儿童的经历对他们今后的社会认知、心理及行为都会产生不可忽略的影响，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

二、制度性歧视，形成发展困境

从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通过实行户籍制度将人口划分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两大类，成为享受不同权利、承担不同义务的社会人群，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户籍制度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户籍不仅决定了一个人的居住地，还决定了一个人的整个生活变迁和资源获取能力。农民工在就业、养老、医疗保障、子女教育、文化设施和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不能获得平等的权益保障，造成了他们诸多的困境：社会保障制度的排斥；子女教育权的不平等；公共服务等权益上的不平等，等等

三、身份认同危机，未来无方向感

身份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现代生活生存的首要问题，农民工从乡村迁往城市，从一种生活方式转向另一种生活方式，所面对的不仅是居住环境、工作等具体的实际问题，而且还要面对身份转换和认同的问题，但新生代却在身份认同上

产生了迷失，遇到了与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大的困惑。他们长时间脱离家乡的社会环境，对乡村产生了一种距离感和陌生感，对农民身份的认同变得模糊甚至不认同这一身份。

新生代农民工也不是真正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可以通过劳动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但新生代虽然工作在城市，拥有的却是残缺的生活，社会地位处在城市社会分层结构的最下层，他们被边缘化并被排除在城市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之外。有的新生代表示出了无奈的情绪：“城市的繁荣有我们的功劳，却没能留下我们的脚步，我们只是无奈的打工一族。”

四、劳资关系失衡，没有话语权

改革开放之后的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形成了大量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农民工大部分直接进入的是这些企业，面对的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劳资关系，严密控制的劳动过程、高强度的工作方式、低工资制度使个体劳动者处在极其弱势的地位，同时在法律上又缺乏相应的权利，不能实行市场经济下充分的劳资博弈，造成了劳资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形成了劳动关系领域中的一系列问题：劳动者的工资长期普遍偏低；职工民主参与程度低；职业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企业内部缺少畅通的沟通渠道。

因此，农民工存在一些心态问题。大多数新生代民工往往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所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因此，他们无法规划自己的人生，走一步看一步、得过且过的心态相当盛行。

有研究者研究发现，城市的排斥，使得农村流动人群更倾向于挖掘内部的传统资源，去构建他们的生活秩序和圈子，去支撑他们在城市的生活、生存。长此以往，城市将形成双重结构：主流社会和边缘社会。当边缘社会不断扩大，势必对主流社会产生强大的冲击，从而会带来隔离、断裂后的紧张、矛盾和失序，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有安稳的日子。为了避免这样的恶果出现，每个城市都不要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将农村流动人群排斥在外，不能再继续把他们仅仅当做“过客”，只有给予农村流动人群以基本的市民待遇，让他们分享城市改革、发展和繁荣之成果，一个城市才能真正实现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的理想，才能保持可持续性发展。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从“卖苦力”到“拼智力”，从城乡两栖到定居城市，从单向涌入城市到开始回乡创业，中国农民工群体正在发生着脱胎换骨般的变化。我们应该更注重新生代农民工的培训和发展，从而充分的调动人力资源，为城市建设和减少贫困悬殊的差距做好工作。

当前，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20岁-30岁之间的新生代农民工已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主体，数量达1亿人左右。他们有着不同于上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今天面对新形势，他们在城市面临着不少新的困境，比如：迫切的婚姻问题、身份认同问题等，因此亟须对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这些困境予以关注。

想当城市人无奈门槛多

(一)婚姻：难以走进“围城”

根据2008年2月21日公布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外出从业劳动力中，20岁以下占16.1%；21岁-30岁占36.5%，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婚恋的黄金年龄，但受限制，处于难以走进“围城”的困境。

受职业限制找不到爱情。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尤其在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方面几乎都是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就业首选。这些工作脏、累、苦，工资待遇不高，风险大，很难获得女孩的青睐，也难以获得与女孩相处的机会。

同样，在一些玩具加工业、电子产品组装服务业、纺织制衣业等厂子里则是新生代女农民工成群结队，同样苦于“恋爱无人”。这些单位新生代女农民工占绝大多数，加上她们在恋爱上一般比较矜持，不好意思主动和厂外的男性接触，所以她们的婚恋也成了老大难问题。此时，职业搭起的围墙正束缚着这些青春萌动的新生代农民工。

收入水平偏低影响爱情发展。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06年调查，从收入水平看，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水平总体不高。新生代农民工收入在1501元-2000元之间的占16.9%，1001元-1500元的占21.6%，701元-1000元的占26.6%，501元-700元的占23.4%。其中能准时或基本准时拿到工资的占75.3%，偶尔拖欠的占17.4%，经常被拖欠的占7.3%。经济是一切的基础，新生代农民工的爱情与婚姻，同样需要经济条件为基础，爱情尤其是婚姻不能建立在“空中楼阁”上，这也影响到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未来的择偶。(二)身份：非城非乡

从职业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已是产业工人的主力军。根据统计，目前农民工数量上已远远超过原有城镇户籍的公有制二、三产业的职工，达到我国工人总数的2/3以上，作为生产主体支撑着国家的工业化，是当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主力军。全国总工会2007年组织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分布占64.4%。从行业来看，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其中制造业所占比重最大，占全部职工的31.9%，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分别占9.4%和9.1%。而城镇职工中在制造业中就业的比重只有22.8%。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显示，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流动性强，多数企业都还没有把他们当作稳定的产业工人；另一方面，他们承担着城市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他们与城市产业工人相比，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福利待遇，不能同工同酬同权，处于城市里的社会底层。

从地域上讲，新生代农民工常年生活、工作在城市，是市民。新生代农民工熟悉城市生活，向往城市生活。与老一代农民工“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