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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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门阀政 治读后感

东晋门阀政 治读后感

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东晋门阀政治读后感》读完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仿佛亲身经历了那段复杂而独特的历史时期,心中感慨万千。

东晋时期,门阀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

在这个特殊的政治格局下,皇权不再独尊,而是与门阀士族共同治理天下。

这种政治模式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

自东汉以来,世家大族逐渐崛起,他们通过土地兼并、经学传承等方式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和社会资源。

到了西晋,九品中正制的推行更是为士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得士族子弟能够轻易地进入仕途,占据高位。

然而,西晋的短暂统一并未能解决社会的根本矛盾,八王之乱的爆发导致了西晋的迅速衰落,随后的永嘉之乱更是让中原地区陷入了混乱。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司马氏家族南迁建立东晋政权。

由于东晋皇室自身实力薄弱,不得不依靠南迁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来维持政权的稳定。

这些门阀士族凭借着家族的势力和影响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能够左右皇位的继承和政治的走向。

在东晋门阀政治中,皇权与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微妙的。

一方面,皇权需要依靠门阀士族的支持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另一方面,皇权又时刻想要摆脱门阀士族的束缚,重振权威。

而门阀士族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和斗争,他们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利益,相互倾轧,明争暗斗。

琅琊王氏在东晋初期可谓权倾朝野,王导在内辅佐朝政,王敦在外掌控军事。

然而,王敦的叛乱却让王氏家族的势力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颍川庾氏在王敦之乱后崛起,庾亮、庾翼兄弟先后掌控朝政和军事,但庾氏家族的势力也未能长久维持。

谯国桓氏的桓温凭借着北伐的功绩,逐渐掌握了东晋的军政大权,甚至有篡位之心,但最终未能成功。

陈郡谢氏在淝水之战中立下赫赫战功,谢安、谢玄等成为东晋的中流砥柱,但谢氏家族在谢安死后也逐渐衰落。

在这一政治格局下,东晋的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内部的斗争和矛盾不断消耗着国家的实力。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东晋也出现了一些杰出的人物和文化成就。

王氏名人:永昌元年王敦之乱----王敦

王氏名人:永昌元年王敦之乱----王敦

王氏名人:永昌元年王敦之乱----王敦王敦(266~324)字处仲,东晋初权臣。

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士族出身,王导从兄,娶晋武帝司马炎女襄城公主为妻。

早年任给事黄门侍郎,王衍荐为青州刺史,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时,任为扬州刺史。

司马睿移镇建业,召为军咨祭酒,后又继刘陶任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

与王导共同扶植司马氏的江东政权,消灭不从命的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以杜弢为首的荆湘流民起义。

东晋的经济、军事重心在于荆、扬二州,王敦进位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贡赋入己,将相官吏多出其门,专擅朝政,威胁晋室。

晋元帝司马睿既畏惧又嫌恶,重用刘隗、刁协等与之抗衡,并放免扬州地区的僮客组成军队,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戴渊为征西将军,名义上北讨石勒,实则防御王敦。

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隗翦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江南大族沈充也起兵响应,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周顗、刁协,刘隗投奔石勒。

朝廷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还屯武昌。

当年元帝病死,明帝即位,在胁迫下手诏征敦入朝辅政。

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以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不久病重。

太宁二年(324)明帝下令讨伐。

王敦以兄王含为元帅,使钱凤等率兵三万攻建康,明帝亲率六军抗拒。

敦病卒,戮尸悬首南桁。

有集十卷。

(案:《祖纳传》,平北将军王敦辟为从事。

《华阳国志》、《大同志》又有王敦,皆非处仲,盖同时同姓名有三。

)立身乱局王敦娶晋武帝司马炎之女襄城公主为妻,官拜驸马都尉,后任太子舍人。

元康九年(299年),皇后贾南风废太子司马遹,迁他于许昌,并不许东宫官属送行,王敦则与太子洗马江统、潘滔、太子舍人杜蕤、鲁瑶等违命去送行,得到当时议论者的称许。

后王敦改任给事黄门侍郎。

永宁元年(301年),赵王司马伦篡夺帝位,并派王敦到兖州慰劳担任兖州刺史的叔父王彦。

三个月后,齐王司马冏兴兵讨伐司马伦,诸王都响应,此时王彦收到齐王的檄命,邀请一同起兵;王彦畏惧司马伦兵力强盛,不敢应命。

解读 《东晋门阀政治》 脱水精华版

解读 《东晋门阀政治》 脱水精华版

解读《东晋门阀政治》脱水精华版作为一个偏安南方的小朝廷东晋存世,不过100余年,但在政治方面,东晋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实行的门阀政治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先例也没能延续堪称独一份。

所谓门阀指那些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也成为氏族它形成于东汉中后期到了汉末三国氏族具有很大能量,连曹操这样的枭雄也要依靠他们。

至于晋朝的创立者,司马氏家族本身就是士族,他们能取代曹魏政权很大,原因就是得到了其他士族的支持,不过那时候的士族只能影响朝政决策权仍在皇帝。

到了东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士卒们坚持皇帝只能由司马氏家族担任,另一方面又不允许皇帝掌握实权。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两家氏族把皇帝架空,然后共同掌权一家衰落了,还有另一家地步。

纵观2000年帝制时,这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不夸张的说,东晋历史上11位皇帝几乎全是傀儡。

东晋灭亡以后南朝的四个政权,宋齐梁陈虽然个个短命但皇帝拥有的权力也不是东晋诸帝能比你的。

那么,到底是怎样的历史条件,造就了这空前绝后的门阀政治呢。

下面要讲的这本东晋门阀政治详细探讨了这一特殊的政治形态。

本书出版于1989年一问世就受到学术界的好评,此外,作者进行过两次修改,使本书成为魏晋历史领域的经典更可贵的是这本书论述精彩见识出众也受到了历史爱好者的追捧,所以出版至今30多年长销不衰。

接下来我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讲述这本书。

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第二部分门阀政治遭遇的三次重大危机,第三部分门阀政治的基本规则和它的消亡。

好现在讲第一部分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公元279年西晋灭东吴天下重归一统,可好景不长,不久西晋爆发了内乱前后有八个诸侯王参与史称八王之乱。

最终东海王司马越生出他于306年里傀儡皇帝晋怀帝改年号永嘉独揽大权。

刚稳住内部司马越要面对外部的压力,八王之乱期间,北方的匈奴贵族刘渊趁机叛乱建立前赵政权占据了长安洛阳以北的大片地区对西晋政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为此,司马越采取依托徐州固守洛阳的战略将主力部署在中原一带防备敌人南下。

王敦之乱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动?为什么说它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叛暴动

王敦之乱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动?为什么说它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叛暴动

王敦之乱究竟是什么样的暴动?为什么说它是历史上著名的反叛暴动本文导读:东晋时扶司马睿当皇帝最有功劳的是王导,王导与王敦等人也是叔伯弟兄,所以在东晋朝,王氏家族地位最高。

王敦是个极其残忍凶狠的人,当年,大贵族王恺、石祟互相斗富,经常把朝中有权有势的大官请到家中赴宴。

王惜设宴时,让家中的女艺人吹笛助兴)只要有一点走测,王恺便将吹笛人杀掉,客人们对王恺动不动就杀人很不安,而王敦却毫不在乎,石祟设宴时,让家中的美女劝酒,客人不喝,就杀掉倒酒的美女。

王导见此,虽然不会喝酒,也勉强喝下去,而王敦却不干,他不想喝就不喝,眼看着石崇连杀了三个美女,王导实在看不下去,责备王敦,说他太固执,而王敦却说:“他杀他家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又有什么关系王澄是王敦的哥哥,从小就经常教训王敦,王敦也非常怕他当司马睿正式称帝以后,王敦在江南的声望越来越大,他为平定流民起义立了大功,一直被提升到大将军的位置、当时,王导在东晋首都内部执政,王敦在长江中上游总管兵权,王氏弟兄权力大重、老百姓都唱出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民谣。

于是,司马睿想控制一下王氏弟兄的权力,使任用刘院、刁协、戴渊、周颌等人为亲信,王敦不满,上表给司马睿,要求重用王导,司马力不但不予理睬、还在军事上逐渐分散王敦的权力,王敦更加不满了,终于在公元322年(晋元帝永昌元年)发动兵变。

王敦从武昌发兵,王敦的死党沈充从吴兴(今浙江吴兴一带)起兵响应,南北同时向建康进攻。

王敦的发兵理由是清除皇帝司马查身边的奸臣,这奸臣就是刘隗,还给经元帝写了一封奏章,说刘院强占国家的财产,不会治理国家,弄得老百姓生活很穷苦等等。

晋元帝司马在见王敦造反,非常气愤,立即让刘魄、戴渊守卫京城,任命王导、贼渊、周颚等人领兵御王敦,又命令右将军周札传门守卫石头城(石头城故址在今江苏南京市清凉山,是当时的守将周札坚持不住,率兵投降,王事重镇)。

王敦领兵来到石头城下,采纳部将杜弘的建议,猛攻石头城,敦的上兵基本上没有伤亡,便占领了石头城。

王敦之乱——东晋开国皇帝的自取灭亡

王敦之乱——东晋开国皇帝的自取灭亡

王敦之乱——东晋开国皇帝的自取灭亡本文导读:司马睿初到江东之时,江东世家大族林立,没有人重视他,追随司马睿的王导建议司马睿联络当地士族,又拉拢因躲避战祸南渡的北方士族,司马睿才能慢慢在江东站稳脚跟。

后来司马睿之所以能够建立东晋政权,最大的原因可说是得到了王导和其堂兄王敦的帮助和支持了。

王敦和王导出身琅邪王氏士族,因拥立之功,王氏士族得到重用,时人评价说:“王与马,共天下”,王氏的名声,似乎更在皇族司马氏之上了。

“只能共患难而不能同富贵”可能是许多人的通病,时间久了,司马睿开始疏远丞相王导和王氏士族,转而任用心腹取代和抵制王氏在朝中的地位。

朝中的王导等人对此感到心中不平,当时王敦领兵镇守荆州,于是上书陈述王导的功劳和司马睿的不公,奏表到了朝廷后,王导不想因此和皇帝产生冲突就封好后又交还给王敦,可是王敦却再次派人呈上了奏表。

司马睿也忌惮在外统有重兵的王敦,重用亲信刘隗、戴渊,表面上是说要抵抗北方胡族的侵袭,实际上却是为了防备王敦。

王敦素有野心,只是一直隐忍不发,但一个人的死亡却让王敦放心的发动了叛乱:镇西将军祖逖北伐,已经收复了黄河以南的土地,他“恢复中原”的雄心壮志可说指日可待了。

但司马睿不止防范王敦,对于势力强盛的祖逖也怀有防范之心,任命戴渊做了征西将军,官位在祖逖之上加以节制。

祖逖因收复山河却得不到皇帝信任重用,竟屈居在没有远见卓识的戴渊之下,忧愤成疾,最终病重而死,其收复的土地旋即又被胡族占领。

祖逖,是王敦唯一畏惧的人。

祖逖死后,王敦再无所惧,怀揣着篡位的野心和对于司马睿“忘恩负义”的怨恨,他领兵以“诛权臣刘隗”为名,进攻京城,史称“王敦之乱”。

司马睿率军迎战,战败。

刘隗、刁协、戴渊是司马睿的三个心腹,结果戴渊战败被杀,刁协也在出逃中被杀,最讽刺的是其最信重的刘隗竟然投降了胡族。

王敦想要废掉司马睿另立新君,王导据理力争,坚决不允许他这样做,王敦只能作罢。

王敦自立为丞相,掌控了朝廷大权,司马睿虽然还是名义上的皇帝,但他的号令却是无人听从了。

论王允之——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的支柱

论王允之——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的支柱

文章编号:1008-8717(2019)09-0038-04论王允之——琅琊王氏家族危机中的支柱 黄 伟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摘 要:东晋一朝,门阀政治贯乎始终。

其得以创建江左,尤端赖于琅琊王氏家族。

王氏作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发端者,其家族势力正是在王敦、王导手上达至鼎盛。

后因王敦叛乱的失败,家族势力开始进入守成时期。

晋明帝的有意疏远、庾氏家族的权遇日重,使得王氏家族危机四伏。

其时的王氏家族子弟零落,王允之当时作为琅琊王氏家族后辈中的佼佼者,他凭借军事实力对家族所起的支撑作用不可忽视。

关键词:东晋;琅琊王氏;王允之;地位;支柱中图分类号:K237 文献标识码:ADiscussing Wang Yunzhi——The Pillar in the Crisis of Langya Wang ClanHUANG Wei(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ety,Anhui Normal University,Wuhu,Anhui 241000)Abstract:In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the politics of the door was always consistent. It was created by Jiang Zuo, especially in the Wang family.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aristocratic politics of the Eastern Jin, Wang’s family power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hands of Wang Dun and Wang Dao. Later, due to the failure of Wang Dun’s rebellion, the family forces began to enter the Shoucheng period. The intentional alienation of the Emperor Jin Ming and the privilege of the Yu family have made the Wang family a crisis. At that time, the Wang family's children were scattered.Wang Yunzhi was the leader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of the Wang family. His support for the family with military strength cannot be ignored.Key words: Eastern Jin Dynasty;Langya Wang Clan; Wang Yunzhi; status; pillar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2019-04-102014年度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名师(大师工作室)”(2014msgzs133);安徽高校人文科学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024)黄伟(1991-),男,安徽桐城人,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西晋末年乱世中的琅琊王氏

西晋末年乱世中的琅琊王氏

西晋末年乱世中的琅琊王氏作者:南朝来源:《领导文萃》2024年第06期公元307年初,在徐州下邳,也就是今徐州市东南方向七十公里处的古邳镇,几个年轻的贵族公子相继走进一座围着院墙的宅子。

主人叫王导,前来的也都是他们琅琊王氏的族人。

那是西晋末年,历史上著名的“八王之乱”刚刚结束。

坏消息不断从王都洛阳传了过来,最令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太傅司马越与皇帝失和的传闻。

当时皇帝司马炽年仅二十四岁,聪明、勤奋,登基不到两月,已经露出了新朝的迹象。

令人遗憾的是,朝廷的真正实权掌握在皇帝的远房叔叔、当今太傅司马越手中。

皇帝亲政,司马越不悦,要求离开洛阳,回到自己的封地东海国。

或许是担心他回到自己的封地后拥兵自重,再度作乱,皇帝没有接受这个申请,要求太傅留在洛阳,继续辅佐自己。

但太傅没有退让,“固求出藩”,坚持要走。

两人的冲突,对整个天下来说都是雪上加霜的事情。

这就是王敦、王导兄弟召开家族会议的原因。

既然皇帝不允许太傅回到自己的封地,那司马越就准备带兵驻扎许昌。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来,就驻扎许昌,将其经营为都城,为这座城市积累起超越其他城市的政治影响力。

太傅正是看准了它的政治价值,才屯兵此处。

在新的内斗彻底爆发前,必须提前确定自己的站位。

越是像他们这样的大家族,越是会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朝堂斗爭。

支持皇帝,扎根洛阳或许是首先考虑的选择。

皇帝虽然年轻,仍有不可置疑的政治合法性,也有重整河山的雄心。

但洛阳并不是一个能够长久自守的城池。

跟太傅一起去许昌未尝不是一个选择。

这个家族的族长王衍早在几年前已经是太傅阵营中的核心角色。

司马越南下许昌后,王衍或许会留在洛阳帮他留心朝政。

紧跟族长王衍的步调,协助司马越对内巩固大权、对外抗击匈奴,不仅能建功立业,还能继续扩展家族权势。

王衍之所以被时人推崇,并非有过人的军功、政绩,而是因为长于清谈。

王导、王敦也喜好清谈,对族兄的风雅也多有赞美。

但这不至于蒙蔽他们对族兄政治能力的判断。

这次家族会议中就没有王衍的身影,应该是王导等有意避开了他。

历史上王敦之乱是什么

历史上王敦之乱是什么

历史上王敦之乱是什么王敦是东晋的开国,曾与王导一同协助司马睿建立东晋政权,成为当时权臣,但一直有夺权之心,最后亦因而发动政变,史称王敦之乱。

那王敦之乱是什么引起的呢?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的相关内容,希望对你有帮助!王敦之乱王敦之乱爆发东晋初年,历时两年,王敦与他的堂弟曾经一起帮助晋元帝在江南建立威望。

王敦掌握军事大权,而王导主要掌管朝中的一些事物。

晋元帝希望减弱琅琊王氏的影响力,提拔了一些其他世家子弟,这些世家子弟要求皇帝削弱王敦。

王敦知道后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希望与他们修好,但被不客气地拒绝了,皇帝为了防备他,还假意借防备北方的名头让那些新就任的官员领兵,种种行为都激怒了王敦,决意起兵反抗。

王敦逼近京城,皇帝亲自准备迎战。

但他的部下认为都城没这么容易攻克,建议先攻石头城。

它是一处离京城不远的军事要塞。

石头城的守军逃走,很快就被王敦攻下了。

皇帝又命令数个将领一起率兵攻打石头城但失败了。

京城的大部分官员都逃走了,皇帝只好向王敦求和,他被逼给王敦加官进爵。

王敦不久后回到武昌,整个朝堂都被他遥控掌握,不仅四方的朝贡进了他的府第,他还把自己的人都任命为重要官员。

王敦病重,晋室反击的机会来了,任命王敦堂弟为大督军讨伐王敦,皇帝和大督军都假称王敦已经病逝,这让己方士气大增。

晋军队全力进攻,终于打败了王敦,攻进城的时候,王敦已经病死了,但他的尸体被人们拉到大庭广众。

人们焚毁了他的衣服并把尸体摆成下跪的模样,一刀砍下了他的头颅把它挂在了城门口,至此王敦之乱结束。

晋王室所有的心力都在应付王敦之乱,没有力量去考虑北方的侵犯,这导致北国夺取了东晋北边的大片土地。

而平定王敦之乱的有功之臣,实力也逐渐强大,成为了第二个王敦。

王敦大大王敦是东晋的开国功臣。

他出自世家王氏,娶了司马家的公主为妻。

那个时候他和堂弟一起帮助琅琊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由于司马家族刚刚经过了内乱,这位新皇在江南需要依靠士族维持政局,其中琅琊王氏的实力是最强大的。

【名人故事】王敦简介

【名人故事】王敦简介

【名人故事】王敦简介王敦,字处仲,是东晋时期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当时极具声望和影响力的世家大族。

王敦年少时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气质和才华。

他性格豪爽,不拘小节,有着强烈的进取心和抱负。

然而,这种性格特点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中,既成为了他崛起的助力,也为他的败亡埋下了伏笔。

王敦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得益于他与琅琊王氏其他成员的支持和运作。

当时,西晋王朝内部混乱,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敦凭借着家族的势力和自身的能力,逐渐积累了政治资本。

东晋建立后,王敦因功得到了重用。

他手握重兵,掌控着重要的军事力量,成为了东晋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起初,王敦或许还有着为国家稳定和发展贡献力量的想法,但随着权力的膨胀,他的野心也逐渐显露出来。

王敦的专权行为引起了东晋朝廷内部的不满和担忧。

他不仅干预朝政,还试图打压其他势力,以巩固自己的地位。

他的行为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和冲突,使得东晋朝廷内部陷入了混乱和动荡。

在军事方面,王敦多次发动叛乱。

他的军队在战场上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但这种武力的运用并非为了国家的安宁和人民的福祉,而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和权力欲望。

他的叛乱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破坏,百姓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社会经济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然而,王敦的专横跋扈和叛乱行为最终没有得到好的结局。

他的行为引起了其他势力的联合反抗,在各方的压力下,王敦的势力逐渐衰落。

最终,他在病中忧愤而死。

王敦的一生,是充满争议和矛盾的一生。

从一个有抱负、有才华的青年,逐渐沦为一个权力欲望膨胀、不顾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野心家。

他的故事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复杂,也让我们看到了权力对人的腐蚀作用。

同时,王敦的行为也对琅琊王氏家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琅琊王氏在东晋时期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地位,但王敦的叛乱使得家族的声誉受到了一定的损害。

回顾王敦的一生,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不能正确地运用和把握,就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灾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世家门阀的家族兴衰沉浮“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世家门阀的家族兴衰沉浮“王与马,共天下”

魏晋南北朝时期琅琊王氏世家门阀的家族兴衰沉浮“王与马,共天下”在东晋立国初年,其就有一种说法“王与马,共天下”,东晋是司马氏政权的延续,就是其中的“马”,而王,指代的就是王导王敦所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在谢安那一代陈郡谢氏还未崛起的时代,琅琊王氏是东晋当之无愧的第一豪门士族。

并且在中国古代那个王权至上的时代,能流传着这种共管天下的说法,可见其王氏家族的强悍实力。

琅琊王氏出自西汉时期的琅琊郡(今属于山东临沂市),其发展于魏晋时期,家族鼎盛时期在东晋统治时代,南朝之后走向衰弱,这个基本上和陈郡谢氏家族的发展走向类似。

从东汉到明清的一千多年里,在《二十四史》中出了包括王吉、王导、王羲之等为代表的92位宰相级别官员和六百多位文人名士。

琅琊王氏最早可以追述到西汉时期的谏议大夫王吉,其中魏晋时期比较知名的王氏族人是知名大孝子王祥,祖父官至青州刺史,东汉末年战乱频发,王祥扶母携弟览避地庐江,其隐居二十多年之后,被征召,历任大司农、司空、太尉等职。

这里需要说到的是魏晋沿袭汉朝以来的察举制,其中孝廉是最为重要的一项,加上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其孝道,加上其门第家世,自然让王祥成为了琅琊王氏崛起的重要人物。

东晋南渡之后,司马氏朝廷得到了跟随一起渡江王导王敦兄弟以及背后琅琊王氏家族的支持,其迅速在江南建立起延续汉人正统的东晋王朝。

在此期间,王导进位侍中、司空、假节、录尚书事,领中书监,其主政东晋中央政府的实际行政工作,王敦担任大将军,并且担任上游荆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等职务,并且王氏家族其他成员在东晋朝廷的军政各界都有人员担任要职。

琅琊王氏家族在王敦之乱中,由于王导能站在司马氏皇室的立场维护中央政权,其在王敦之乱平定之后,其虽然没有被司马皇室解除政权,但是因为在战乱中琅琊王氏的重要人员王敦的死亡,以及众多担任军政要职的王氏家族成员被杀,实际上琅琊王氏的整体实力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害。

到了谢安所代表的谢氏家族真正崛起的前后,其和王氏家族成员有诸多的姻亲联姻,其共同住在的乌衣巷,其两者的家族被后世称为“王谢”。

_永嘉之乱_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_永嘉之乱_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王连儒(聊城大学文学院,山东聊城 252059)[摘 要]“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

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

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永嘉之乱;琅琊王氏;政治;特征[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05)04-0056-07[收稿日期]2005-04-27[作者简介]王连儒(1958-),男,山东利津人,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魏晋以降,由于魏文帝曹丕用人政策采纳陈群“九品官人法”之建议,故而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选拔人才的政治机制。

由于“九品官人法”之用人标准对两汉以来所形成的带有较为明显宗族特征的政治带有鼓励肯定的成分,因此魏晋之交,尤其是西晋末年,已经初步形成了以宗族群体为主要特征的政治运作格局。

琅琊王氏在西晋政治中的存在,表现出明显的宗族群体参政的意识,其主要表现便是王祥同父异母弟王览后人所形成的宗族支系对皇权政治的牵制及政治影响,故《晋书》卷三十二《王祥传》附《王览传》又有“览后奕世多贤才,兴于江左。

”的记载。

王览虽然少笃至行,服仁履义,且有贞素之操,但其后人为政修身,却因时代不同,呈现出不尽相同的伦常政治人格及文化特征。

一、挟宗室之乱而立门户之威按《王氏谱》,王览共五子,除第五子琛、三子会二支仕宦及家族政治欠显达外,其余三支在两晋南朝政治中均具有较强的政治势力,并由此形成庞大的伦常政治关系网络。

其中王览长子王裁之子王导,次子王基之子王敦,以及四子王正之子王等,在两晋政治中都有着不俗的政治表现。

东晋平定王敦之乱

东晋平定王敦之乱

东晋平定王敦之乱(王敦正是“旧时王谢堂前燕”的琅琊王氏)东晋平定王敦之乱,是南京地区有史以来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内战,战争爆发于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结束于晋明帝太宁二年(公元324年)。

在短短三年内,由两个不同皇帝对同一叛臣打的两场战争,第一仗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挑起战火,最后叛臣大获全胜,晋元帝含恨而死;第二仗晋明帝先发制人,将王敦打得落花流水。

王敦亦因战局不利病发身亡,他的主要党羽无一幸免,全被消灭。

弱主开国的东晋御床之上亦不容他人共坐公元317年,偏安一隅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司马睿能够称帝离不开两个人,一个是主管朝政的王导;一个是主管军事的王敦。

王氏兄弟军政大权在握,当时人称“王与司马,共天下”,可见王氏的地位和影响力。

但随着元帝地位的巩固,以及建康政权的统治范围不断扩大时,坐稳了龙椅的元帝就不太愿意“王与司马,共天下”了。

而此时自恃有功的王敦,居长江中上游建瓴之势,手握重兵,仰仗着强大的宗族势力,越来越骄横跋扈,不太把元帝放在眼里,于是性格张扬又目中无人的王敦就成了“出头鸟”。

元帝为打击王敦,抑制大族,加强皇权,改变强枝弱干、强臣弱主的局面,接连打出了三张牌。

第一张牌在治国方略上奉行以法御下元帝为贯彻其治国方略,重用琅邪王幕府中的两个旧人刘隗和刁协,任命刘隗为侍中,刁协为尚书令。

刘隗和刁协两人,忠实地执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制定了一系列限制大族势力、加强皇权的所谓“刻碎之政”,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为坚决予以参劾。

在刘隗的建议下,元帝下令处决了桂阳太守和徐州刺史等几个违法的官吏,其中桂阳太守是王敦的亲信。

显然,元帝在杀鸡给猴看。

称帝之后的元帝,虽然继续对王导、王敦加封了官职,但是态度上十分冷淡。

凡是重要的军国大计,他只与刁协及外任丹阳尹却仍兼侍中的刘隗密议。

第二张牌在兵员征集上采取化“客”为兵元帝采用刁协的建议,下诏将中原南迁百姓在扬州各郡沦落为大族僮客(即家奴)的人免除其僮客身份,让这些人恢复平民百姓的地位。

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例

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例

浅析权力平衡视角下的东晋门阀政治格局——以王敦之乱为例摘要士族是两晋南北朝政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统治力量,在东晋时期基本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统治格局,整个国家的统治权力在皇帝与士族之间转换,流动,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平衡状态:士族势力难以叛乱,皇帝也难以剿灭士族势力,双方“共治天下”。

本文主要借助东晋“王敦之乱”为例,在权力政治观的视角下,运用团体理论,分析在其中蕴含的权力流动与平衡,最终探讨在“共天下”模式下,东晋的国家制度如何运行。

【关键词】:东晋士族皇帝王敦之乱权力运行东晋立国江南,国祚百余年,在这期间士族依然如前朝般实力强大,成为掌握了极大的国家权力一个个政治团体,从而造就了中国政治史上极具特色的“贵族政治” 时期。

士族门阀是身分性地主,对东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东晋立国一直到国本稳固继续发展的一百余年间,士族与皇帝之间形成了“共治天下”的格局,国家权力在皇帝与士族集团之间不断流动,最终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

这种权力的平衡,也就是“共天下”的权力分配的基本形式,也就是东晋的基本政治格局。

对于这种权力的流动与平衡的专门研究较少,以权力流动与平衡的视角看待东晋政治制度的运转也较少,本文在此基础上,对这方面进行浅析。

一、“王与马,共天下”的东晋政治格局晋元帝司马睿与琅琊王氏等北方士族入主建康以后,司马睿与王导坐镇建康,王导堂兄王敦在前线督军,督导军队沿江而上争夺上游诸镇。

经过数年的讨伐战争,逐渐取得了对长江中、上游地区的控制,打通了建康地区与长江沿线其他地区,包括整个江东地区的联系,东晋格局江东的局势基本形成,王氏兄弟劳苦功高,又与晋元帝有一种“道义上”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在王导的居中策应之下,王敦最终“分陕”而治。

而后,逐渐形成了《晋书》卷九八《王敦传》中所著:“帝初镇江东,威名未著,敦与从弟导等同心翼戴,以隆中兴。

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

”可以看出,琅琊王氏和西晋琅琊王司马睿的结合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王与马的结合,开启了东晋百年门阀政治的格局。

王敦曾经两次反叛,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呢?

王敦曾经两次反叛,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呢?

王敦曾经两次反叛,为什么全都失败了呢?王敦之乱是东晋初年发生的一场动乱,由出身琅琊王氏的权臣王敦所发动,以诛刘隗为名进攻建康,并击败朝廷军队。

后自任丞相,诛杀周顗等人,并在武昌遥控朝廷。

晋元帝死后,明帝继位,王敦意图夺位,但明帝已准备反击王敦。

同时王敦亦患病,面对明帝的讨伐,只得由兄长王含与部下将领钱凤等领军与朝廷军队作战,但最终失败。

王敦亦在战事期间病逝。

王敦的两次叛乱一、一个翘跷板的游戏基于普遍贵族的利益,自然是希望贵族政治一直保持下去。

总而言之,他们不希望皇权太过高涨,因为皇权太过高涨自然会加强中央集权,这也就意味着要削弱普遍贵族们的权力了。

当然了,他们也不希望某个贵族的权力太过巨大,因为某个贵族权力太过巨大,自然就会打破贵族们的力量平衡,从而使贵族政治有被打破的危险。

贵族政治,就像一个翘跷板的游戏。

翘跷板的一头是皇帝,另一头是权臣,而中间则是众多贵族。

基于普遍贵族的利益,他们是绝不会希望某个人高高在上的,因为某个人高高在上,就意味着他们可能会被全部清理下这个翘跷板的。

所以当权臣势力太大之时,他们就去支持皇帝;当皇帝势力太大时,他们就会支持某个权臣。

总而言之,他们绝不是希望某个人能完全掌控了这个翘跷板的升降。

整个东晋王朝,甚至此前的西晋,此后的南北朝。

一直都是被这股力量操纵着。

这股庞大的力量是众多贵族的合力,所以通常比任何一个试图挑战皇权的贵族都强大。

当然了,也比任何一个皇帝的力量都要强大了。

所以任何一个皇帝,都无力消除贵族对帝国的影响。

这种游戏实际上从西晋建国时,就已开始了。

司马炎在自己父祖两辈人的努力基础上,已让司马家族的势力升上到了顶点。

但就在那一刻起,贵族们也开始联合起来削弱司马家族的力量了。

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衷的太子之位遂无人能动摇;你皇权不是强大吗?我让你皇族的第二号人物变成一个智力有问题的人,我看能不能削弱你的力量?后来一个智力有问题的皇帝,似乎难以抑制日益崛起的外戚势力,于是普遍贵族又开始想法支持皇权压制外戚了。

古代顶级门阀士族——琅琊王氏,如何扶持东晋?又为何要造反?

古代顶级门阀士族——琅琊王氏,如何扶持东晋?又为何要造反?

古代顶级门阀士族——琅琊王氏,如何扶持东晋?又为何要造反?西晋末年,天下大乱。

公元318年4月23日,晋愍帝的死讯传至江东,晋室遗民无不痛哭流涕。

晋王司马睿于公元4月26日即皇帝位,是为晋元帝。

可以说,原本已经是风中残烛的晋朝王室,是在南方士族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复燃。

司马睿十分感激拥立他的大家族,登基大典那日,为他们加官进爵,甚至请王导“升御床共坐”,一同执政。

来回拉扯几次后,王导最终以“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而推辞。

尽管晋元帝就此作罢,但他的这一番举动,确实惊呆了在场的所有臣子。

皇帝如此敬重王导,那以后整个王氏家族在东晋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时人谚曰“王与马,共天下”。

那么王氏家族是如何拥立东晋,却又为何将东晋初年搞乱的呢?一、琅琊王氏琅琊地处山东沿海地区,历史上有很多人被封为“琅琊王”,晋元帝司马睿便是最有名的一位。

王氏家族也发迹于此,多世积累美名,文治武功,人才辈出。

西晋名臣王衍掌权时期,王氏家族就有很多人派往江南地区的关键职位做官。

后来,尽管王衍被后赵高祖石勒所擒,推倒墙壁暗杀,但王氏家族已在江东地区,握有重兵和实权——这为王氏家族后来的南渡,做好了充足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准备。

东晋政权的奠基人之一王导,是王衍的族弟,王羲之的叔父。

早年便和琅琊王司马睿交善。

西晋逐渐走向衰亡时,王导早已看出端倪,便下定决心倾心辅佐司马睿,有复兴晋室之心。

司马睿从谏,事无大小,皆听从王导的建议。

永嘉之乱爆发后,大批北方、中原的门阀、士族迁往南方,司马睿担忧自己南行之举,不被江南士族所接受。

而王导却进谏道,应当趁此次初次南下,向南方士族展示皇室威严。

于是,司马睿大摆皇室仪仗,坐于肩舆之上,随同南迁的北方士族皆骑马相随,江南名士们看到这阵势,皆为之惊叹。

就这样,司马睿和众人来到江南,王导又劝谏司马睿,此时南迁的士族还有很多,应当趁机收买人心,司马睿听从谏言,选任了许多君子贤才。

再加上王导组织起江南的琅琊王氏一起效忠司马睿,司马睿的势力一步步提高,对王导的依赖也愈发严重,称其为“仲父”,比其为“萧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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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敦之乱与琅琊王氏之政治危机王敦之乱给琅琊王氏家族政治所带来的影响,王导在其族兄拥兵据重,废乱朝政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是“大义灭亲”,还是“姑息纵恿”,有关这个问题以下材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分析研究的佐证。

《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记王敦谋反后,刘隗曾劝明帝尽诛王氏,刘隗此议,既是为东晋朝廷计议,同时也包含了其与琅琊王氏之间的矛盾。

王导为此曾亲率群从昆弟子侄二十余人,每旦诣台待罪,成帝不仅以王导素有忠节为由还朝服召见,而且还诏曰:“导以大义灭亲,可以吾为安东时节假之。

”这就是我们所见有关史载王导“大义灭亲”的情况。

王导所谓“大义灭亲”,只不过是迫于刘隗奏事率二十几位群从昆弟去台辅作出的一些请罪的样子,而实际的情况是,王敦不仅没有因此而获罪,反而又有数年控制朝廷政治的历史。

王导政治由于受其族兄王敦影响的确受到过一些冲击,但却并没有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像刘隗奏请明帝尽诛王氏那样的结果。

除刘隗外,卞壶等人也曾因王导称疾不予成帝嗣位之事而弹奏之。

“是时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 壶奏以导亏法从私, 无大臣节。

⋯⋯并请免官。

虽事寝不行,举朝尽肃。

”成帝即位后虽仍以殊礼待王导,但由于此时成帝之元舅庾亮参与辅佐朝政,故王导不予成帝嗣位之典,显然与其政治上自感失落的情绪有关。

王导面对其族兄王敦的篡乱之举,的确很难在其家族与朝廷二者之间处平,像前明帝诏中所说“大义灭亲”,只不过是朝廷为主动化解与琅琊王氏矛盾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措施。

从有关的记载来看,王导对王敦叛乱虽未见纵恿之举,但姑息迁就本身即是对此事的默许。

王氏遭刘隗弹奏后,王导曾希望周在明帝面前为之释罪, 周虽见明帝“言导忠诚, 申就甚致。

”但由于周并没有事先向王导透露这方面的情况,故“导知不救己,而甚衔之。

”王敦得志后,曾向王导提出诛杀周的建议,王导之默许无疑又是促成周丧命的重要因素。

王导后料简中书故事,发现周救己之表奏,虽然持之悲切,自责不已,但当家族利益受到损害时,其虚静大度的胸怀无论如何也是体现不出来的。

另据《晋书》卷六十五《王敦传》记载:“时王氏强盛,有专天下之心,敦惮帝贤明,欲更议所立,导固争乃止。

及此役也,敦谓__导曰:‘不从吾言,几致覆族。

’导犹执正议,敦无以能夺。

”由此看来,在涉及到王氏家族利益与朝廷关系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王敦与王导是彼此沟通的。

因此王敦外掌兵权,王导内为宰辅,这也是形成王敦叛而不乱,王导恩崇有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王导用人不当所造成的朝野怨愤之情。

“是时王导辅政,主幼时艰,务在大纲,不拘细目,委任赵胤,贾宁等诸将并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常欲起兵废导,而郗鉴不从,乃止。

至是,亮又欲率众黜导,又以咨鉴,而鉴又不许。

”王导所奉“网漏吞舟”的为政标准,对主幼时艰的东晋政治的建制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但用人不尽其才所造成的政治混乱,又成为诸别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干预朝政过甚的主要借口。

此问题若仅就事件之本身来论似乎远不能解决问题,如果从士族间政治对抗的角度去分析则更能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成帝即位后,作为帝之元舅的庾亮与王导、卞壶、郗鉴等七人受明帝遗诏共辅朝政,后成帝太后庾氏临朝称制,故庾亮居舅氏之首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

王敦之乱以及王导对王敦之乱所表现出的暧昧态度,使东晋朝野对琅琊王氏有了明显的戒备心理。

加之成帝即位后外氏权重,故士族政治格局的变化又使权倾一朝的琅琊王氏成为士族政治分化组合所关注的点。

与庾亮同辅朝政的卞壶,于成帝即位后曾先后两次弹奏王导,其中有一次便是王导称疾不朝而私送车骑将军郗鉴赴任徐州一事。

郗鉴与王导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前文所载陶侃与庾亮意欲废黜王导的行动均因郗鉴而未获实施。

实际上,这其中同样存在着一个士族政治重新分化与组合的问题。

王、郗政治结合的许多环节往往通过婚姻的形式体现出来,有关此问题,我们将另当别论。

有关王导任人非贤的问题,孔愉也曾与之发生过冲突,并深为王导所忌恨。

王导曾对虞评孔愉说:“孔愉有公才而无公望。

⋯⋯”王导评其才用的言论,是孔愉怨忌王导用人非当的主要原因。

成帝咸和八年,朝廷以尚书令陆玩、左仆射孔愉,恪居官次,分别赐其亲信三十人、二十人。

孔愉上书固辞不受,并认为国家贫乏,强寇未殄,政繁役重,暴人肆虐。

孔愉此话引起王导的不满。

“王导闻而非之,于都坐谓愉曰:‘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愉欲大论朝廷得失,陆玩抑而乃止。

后导将以赵胤为护军,愉谓导曰:‘中兴以来,处此官者,周伯仁、应思远耳。

今诚乏才,岂宜以赵胤居之邪!’导不从, ⋯⋯其首正如此。

由是为导所衔。

”实际上刁协、刘隗用事,王导见疏于朝廷时,孔愉曾因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而除为司徒左长史。

由此可见,王导用人非贤,也并非为士族权力之争中的派系之谈或一家之见。

有迹象表明,成帝之世,尤其是庾亮以元舅之重辅政以来,诸大臣反对王导政治,与庾亮政治上裁限琅琊王氏的举措有关。

如孔愉之子孔坦,对成帝幸丞相王导府,拜导妻曹氏如同家人一事便提出切谏,对成帝纳后因左仆射王彬卒而欲却期一事也提出不同的看法。

“及帝既加元服,犹委任王导,坦每发愤,以国事为己忧,尝从容言于帝曰:‘陛下春秋已长,圣敬日跻,宜博纳朝臣,咨诹善道。

’由是忤导, 出为廷尉, 怏怏不悦, 以疾去职⋯⋯”孔坦建议成帝“博纳朝臣,咨诹善道”,与孔愉所谓“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一样,都是对王导专持朝政,用人非贤的不满。

孔坦政治上受到王导的贬抑,而情绪上则通过庾氏得以慰藉,孔坦疾笃,庾冰省之,二人相对流涕,孔坦临终前,也曾遗书庾亮申泄自己才不遂志的遗憾。

丹阳陶回,雅正不惮强御,“丹阳尹桓景佞事王导,甚为导所昵。

回常慷慨谓景非正人,不宜亲狎。

会荧惑守南斗经旬,导语回曰:‘南斗,扬州分,而荧惑守之,吾当逊位以厌其谪。

’回答曰:‘公以明德作相,辅弼圣主,当亲忠贞,远邪佞,而与桓景造膝,荧惑何由退舍!’导深愧之。

”王导用人,有时往往表现出过多的个人好恶与情绪。

“时徐龛反叛,司徒王导以鉴是龛州冠族,必能制之,请遣北讨,鉴深辞才非将帅。

太尉郗鉴亦表谓鉴非才,不宜枉使。

导不纳,强启授以征讨都督,果败绩。

”后王导也不得不以举荐非才而请求自免。

王导曾想援引参与苏峻之乱的匡术之弟匡孝,为此“蒙致笺于王导曰:‘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杖德义以尹天下,方将澄清彝伦,崇重名器。

夫军国殊用,文武异容,岂可泾渭混流,亏清穆之风,以允答具瞻,仪形海内!’导不答。

”可见,王导在用人方面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

这也是造成琅琊王氏与诸别姓士族之间政治矛盾,或诸别姓士族借以反对琅琊王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琅琊王氏自琅琊王司马睿渡江以来,至王导晋成帝咸康五(339) 年卒,前后凡二十二年。

其家族政治曾因朝廷疏忌,经历过刘隗、刁协用事以及庾亮秉政所带来的两次冲击。

但由于东晋朝廷与琅琊王氏有着比较特殊的政治关系,故刘隗、刁协、庾亮等政治势力的形成,只不过是朝廷欲平衡削减琅琊王氏政治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因此,即使是琅琊王氏有王敦等人觊觎朝政,这似乎也未对其家族政治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晋成帝以后,颖川庾氏以帝后之重居宰辅之任,朝廷政治的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此后虽有庾、王二族经营江州的相互争斗,但对于琅琊王氏来讲,因前嫌所引发的朝廷对之所采取的疏忌以及士族政治势利的重新分化组合,故其政治的鼎盛时期已基本结束。

自晋太宁三年(325) 成帝即位,庾太后临朝,庾亮辅政,至咸康八年(344) 成帝死,庾冰立成帝弟琅琊王岳为康帝止,其间近二十年的时间,颖川庾氏基本上掌握着对朝廷的控制权。

康帝在位二年病故,太子司马丹即位,由于穆帝司马丹即位时只有两岁,故褚太后临朝执政。

褚太后为河南褚褒的女儿,其母谢氏是陈郡阳夏谢尚的姊妹,故褚太后为谢尚之甥。

褚太后临朝期间,陈郡谢氏政治渐趋强盛,故围绕着东晋政权,又逐渐形成新的士族政治派系。

其中拥兵占据建康上游的方镇势力桓温,成为继王敦之后觊觎朝廷政治的一支新的蕃镇力量。

穆帝以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桓温篡代以及围绕篡代所展开的士族与士族之间,士族与朝廷之间的政治磨擦及相互牵制。

此时,琅琊王氏由晋元、明二代“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逐渐演化为依附强权的缺乏独立的政治活动。

也就是说,琅琊王氏家族的政治意向已不可能通过其家族自身直接体现出来,而是通过士族群体的政治磨擦与争斗间接地发挥作用。

许多迹象表明,琅琊王氏自敦、导兄弟相继去世后,其家族在东晋政治中的影响力呈现出明显衰颓的趋势。

王导卒后,其子王恬服阙,除豫章郡。

“允之闻之惊愕,以为恬丞相子,应被优遇,不可出为远郡,乃求自解州,欲与庾冰言之。

冰闻甚愧,即以恬为吴郡,而以允之为卫将军、会稽内史。

”可见,在琅琊王氏任职方面,王敦、王导之后,的确受到了一些冲击。

王舒父子在王敦乱时不仅表现出不与其合作的态度,而且还主动将王敦与钱凤逆乱之谋告知明帝。

及王敦败,亲附王敦的王含父子具奔王舒,舒不仅遣军逆之,而且还将王含父子二人俱沉江中。

因此,王舒子王允之,其后能与庾氏就江州任职展开争夺,说明朝廷并没有因王敦之乱而对其疏绝,这也是王允之能于琅琊王氏政治衰落时继续在士族权力之争中立足的主要原因。

王敦之乱,无疑是东晋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但其逆乱平息后对琅琊王氏家族有关成员的清算与评估,同样也引人注目。

“敦平,有司奏彬及兄子安成太守籍之,并是敦亲,宜皆除名。

诏曰:‘司徒导大义灭亲,其后昆虽或有违, 犹将百世宥之, 况彬等公之近亲。

’乃原__之。

”朝廷之所以诏原诸王氏成员,自然有王敦事件既平不愿再人为制造与琅琊王氏矛盾的意图,但后人因王敦之乱对诸王之评价,似乎则带有更加明显的匡清是非的意图。

“王敦之恶,不足矜其美。

⋯⋯王彬舣船而厚其所薄,王舒沉江而薄其所厚,较之优劣,断可知乎。

”舒优彬劣,大概是王舒父子能够摆脱王敦祸患,为朝廷政治所宽容的主要原因。

但庾、王政治争斗中的庾强王衰,使王舒父子演化成为琅琊王氏宏扬家族政治基业的最后一支插曲。

其后的琅琊王氏成员,虽有许多尸禄耽宠之辈入史之纪传,但在新的士族政治群体,诸如颖川庾氏、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与蕃镇桓氏的斗争中,成为只能参与而不能主导左右当时政治形势的一支地域性宗族势力。

晋孝武帝以后,桓氏政治在太原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群体的联合裁抑下得以有效的控制。

从“淝水之战”前后桓氏成员任职的情况看,这种裁抑的倾向应该说是相当明显的。

但是,太元十年后,随着谢安等人的相继去世,朝政因王国宝、司马道子等人昏奢不理而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加之此时亲桓氏的王等人在朝廷政治中的地位的加强,故桓温之子桓玄与王恭、殷仲堪等人借此发展各自的势力以求牵制朝廷政治的时机也逐渐成熟。

桓玄二十三岁始由王援引出任太子洗马,此前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因此对朝廷裁抑其家族势力的发展有着很深的积怨。

他曾在由太子洗马出补义兴太守,弃官归国后向朝廷上疏表述过自己的这种思想,认为“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自己不能靠仕进功名回报先人之功业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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