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大合唱观后感

今日已贵为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的的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回忆当年在延安演出《黄河大合唱》，有这样一段很生动的描述：“在物质条件极缺乏的边区，要组成一个完备的乐队是谈不上的，当时有什么乐器都尽可能地用上，除了三、四把小提琴外，就是二胡、三弦、笛子、六弦琴和打击乐器。没有谱架，就用木板搭起当谱架。没有低音乐器，就自己动手制作。你看那乐队的右角，立着一具新的“武器”，那是用汽油铁桶改造的低音胡琴，它发出了雄浑且带有金属共鸣的声音，歌唱黄河的宏伟气概；你再看在这具新式“武器”的侧面，又是一具新型“武器”，它是一个大号的搪瓷缸子，里面摆了十几二十把吃饭用的勺子。当“黄河船夫曲”的朗诵“那么你听吧！”一完，指挥者的手臂一挥，这具新式打击乐器就发出“哗啦哗啦”之声，与管弦、锣鼓齐鸣，配合着合唱队的“咳哟，划哟！……”，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以后延安遇到有大的晚会，如欢迎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邓宝珊将军、茅盾、沈志远和蒙古代表及国民政府的调查团、慰劳队、西北摄影团等，都是以《黄河大合唱》为中心。这曲是在鲁迅艺术学院一个小窑洞（鲁艺旧址）里写成的，为着第三队要离延，我就以五、六天的时间连总谱和合唱写成了。因为各地不论前线和后方都欢迎这个大合唱，所以我老早就有意思把它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比较简谱所写的更好些，但因为忙于教务和创作，一时未能执笔。但一九四一年春，我很顺利地把它完成了。这种配器法是欧美和各国都可采用，比较以前的简谱更国际化，但同时这个作品是民族形式和具有进步的技巧。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诗性大型声乐套曲，共分八个乐章。由光未然作词，冼海星作曲。作品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也表现了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不可战胜的力量。它以我们民族的发源地——黄河为背景，展示了黄河岸边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以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作品气势宏伟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反映了时代精神。它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后来的大合唱及其他体裁的音乐创作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1939年冼星海去看望病床上的青年诗人光然，听其朗诵《黄河吟》听其讲述黄河呼啸奔腾的壮丽景象遂荡其共鸣，乐思如潮，非常兴奋，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冼星海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半月之内又完成了该作品八个乐章及伴奏音乐的全部乐谱。写就了这一时代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史诗。
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著名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的壶口附近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在次年1月抵达延安后，写出了《黄河》词作，并在这年的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
冼星海回国痛感民族危亡的深重，深知民众的苦痛。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他站在民族斗争的前例。他确信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民族解放，“为抗战发出怒吼”，他纵笔谱写歌曲。
黄河大合唱观后感
《黄河大合唱》是冼星海最具代表性、且又最为人熟悉的作品。乐曲诞生于抗日战争中最为惨烈的日子，那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武汉沦陷后的事，著名诗人光未然（原名张光年）带着抗敌演剧三队撤退，经过黄河，引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翌年一月抵达延安，酝酿已久的诗情便爆发，写成黄河诗章，在农历大除夕作了朗诵演出，当时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深被光未然的朗诵感动，在一个小窑洞内，抱病连续写了六天；同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四月十三日由邬析零指挥抗敌三队于陕北大礼堂公开首演，五月十一日再由冼星海指挥鲁迅演出队演出。
因此我又写了第一交响曲《民族解放》和其他作品，但我还要写，要到我最后的呼吸为止。我不曾忘记丹第八十三岁临死前还对我们说，他想写作，仍想完成他关于理查特·瓦格纳的文章！罗曼·罗兰七十三岁的时候仍想学习俄文，因为他发现俄国文学的宝藏。贝多芬临死时说：‘我不过写了几个音符……’我是什么东西呢？比较他们差得多了，还不更努力么？”<黄河大合唱>写成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秋冬，作者随抗日部队行军至大西北的黄河岸边。中国雄奇的山川，战士们英勇的身姿激发了作者的创作灵感，时代的呼唤促使他怀着高涨的爱国热情谱写了一篇大型朗诵诗《黄河吟》，后来被改写成《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品由八个乐章组成，它以丰富的艺术形象，壮阔的历史场景和磅礴的气势，表现出黄河儿女的英雄气概。
这大合唱在延安演出时曾屡次由我指挥，合唱队由一百起增加到五百，乐队二十余人，多用中国乐器。大礼堂几乎容纳不下，声音远远可以听到。
还在延安的时候，人们就告诉我，重庆和国内各报都有说及《黄河大合唱》是抗战期中新音乐的创举。当我一九四零年夏天在西安办事处时，萧三告诉我，他的老婆在莫斯科看到了英文报报导我和《黄河大合唱》；苏联名记者和摄影师卡尔门先后在“国际文学”和一九四零年莫斯科出版的“旗帜”写了一篇文章，名《在中国的一年》，其中也有关于我和《黄河大合唱》的评论。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样就满足。尤其是有一天，吴玉章同志当全体鲁艺术学生教员集合时，说及我的努力和《黄河大合唱》得到国际上的嘉许，我听了之后，自问渐愧，因为我历年所想创作的作品，一方面要多产，一方面又要精练，一个《黄河大合唱》的成功在我不算什么，我还要加倍努力，把自己的精力、自己的心血贡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我渐愧的是自己写得还不够好，还不够民众所要求的量！
或许在今日重温一下冼星海于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间，在苏联所写的“创作札记”中关于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经过，对欣赏这部作品会有更深刻的体会：
“这首大合唱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六日写，三月三十一日完成，写于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时际演剧第三队来延，光未然同志把黄河歌词写好后即交我去谱，写成后由第三队邬析零指挥，四月十三日第一次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演出，其后鲁艺周年纪念晚会在五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举行了两次表演，均得延安各界的好评。
之后，《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 《黄河大合唱》为我国现代大型声乐创作提供了光辉的典范。在六十年代后期，还被改编为钢琴协奏曲。
《黄河大合唱》当年首演共分八段，但不知何故采用三弦伴奏，人声朗诵的第三段《黄河之水天上来》，却往往被略去不演。据说是因为战时难找能胜任该段朗诵的演员，便略去不演，久而久之却成为惯例。从创作技术来说，冼星海运用了西方的“康塔塔”形式和合唱和声写作技巧来创作《黄河》；从题材上来说，则将现实和人民的生活，作了艺术性的加工塑造，这使《黄河大合唱》成为一首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时代感的艺术品。九十年代的今日，跟半个世纪前《黄河》诞生的时代、生活背景虽已完全不同，但此作品对中华民族所起的精神激励却仍然存在，每次唱之听之，仍令人激动，其因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