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收稿日期：2012-09-07

作者简介：杨泽树（1968—），男，云南富源人，哲学博士，云南财经大学讲师，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孔子家语·好生》和《说苑·至公》同载“楚王遗弓”的故事。

楚恭王出游，亡乌嗥之弓，左右请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闻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遗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这个故事牵出了认同与境界的关联：楚恭王有楚人之认同，而孔子则有无论齐楚的天下人之胸怀。以天下人为视域之论，在《孟子》中亦比比皆是。独其“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所牵出的夷夏辨似乎显出与“人遗弓，人得之”不一样的思考方向。

一

“夷夏辨”是吾国思想史上经久不衰的话题，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条思想史、文化史的线索。从孔子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到孟子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从韩昌黎的《论佛骨表》到晚清经学大师王闿运之《御夷论》，再到太炎先生之《讨满洲檄》、邹容“汉种中国人之中国”及至中山先生的“驱除鞑虏”，都通联着演变衍生中的“夷夏辨”问题。从周边的某一民族到作为少数民族、外来民族、欧美西洋人乃至外来文化与异教文

化的代称，夷的所指范围在不断扩大，夷的内涵也在不断演变。其间折射出的是华夏族与周边民族乃至天下的治乱与分合的历史线索。同样地这条历史线索还贯穿在中国文化的自身演进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对话之中。

这种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强烈距离感与不时的紧张，在中国文化史尤其思想接触史上是常有的。而冲突与紧张对于中国文化的累进，其意义实则是相反而适相成的①。而“夷夏辨”的文化线索在儒家文化背景中是和义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文野之辨、人禽之辨、正统异端之辨等纠结在一起的，并时有交叉复合之处。历史上除了出现过一些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治实体外，还出现了元清两个由蒙满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政权。这些历史事实很大程度上强化了汉民

族中心的心理构成并筑就了夷夏辨的社会历史背景。

文化交往的情况或许更特殊一些。佛教的西来、欧美文化的东渐，也一再地被渲染成严夷夏之防，甚至与救国保种的图强意识相勾连。在文化心态上于是也悍然列为开放与封闭的不同阵营和媚外与排外的极端对立倾向。“夷”的意指范围也被拓宽了。“夷夏之变”演变成了“夷夏之辨”并渐趋于“严夷夏之大防”的文化冲突，从一种事实观察、文化观察走向价值观察，最后变成了不同文化与不同价值乃至不同

第29卷第6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29No．62012年11月Journal of Shenzhen University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Nov ．2012

杨泽树

（云南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221）

摘要：孟子的“用夏变夷”常为“严夷夏之防”者所引证。无论从上下文结构与语境，还是从具体个案与整个文本出发，都可以看出“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之论断中的夷与夏是文明意味的概念。把孟子的夷夏辨视为民族认同的经典理据，实在是一桩孟学诠释史上的冤狱。

关键词：孟子；夷夏互变；夷夏之防；儒家文化中心中图分类号：B 2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 （2012）06-0038-06

孟子夷夏辨的价值意味

意识形态的对立。

在“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论语·八佾》）的命题中，重心在“别夷夏”而不在“变夷夏”。“别夷夏”是静态的原则，“变夷夏”则是动态的原则。变夷夏是由孟子所特别标举出来的一个文化观念。“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的著名命题常常成为夷夏之辨的经典引证。“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原道》）韩愈此论，亦将夷夏之别定格于文化之处，而非民族、地域之可类而譬之。以韩愈对孟子的推崇而论，其夷夏变的思想基底出自孟子自当无所异议。但由于多种原因，孟子的夷夏辨常常被误读成为大民族主义、华夏中心的文化根基。

在历代夷夏辨的经典论述中，孟子的论述是最有灵性也最富于包容力的。从历史解读来看，后世引述《孟子》为证者并非少数，但多数引述皆为误解。这些引述更多着意于民族对立，制造民族隔阂，夸大民族自性，渲染文化冲突，扩大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封闭与人为紧张，进而否定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妨碍民族对话与民族合作，并进一步地被演变成一种汉族中心、华夏中心的民族自大与文明自大。更糟糕的是，这些误读又往往纠结在爱国主义的主题之中，使读者难以了解《孟子》的真相，构成了调整民族关系与重构文化心态的障碍。固然，在历代典籍中，均不乏夷夏辨的著述。历史上，随着民族歧视与民族冲突现象的加多与加剧，夷夏之辨的话题就渐渐演变成了严夷夏之防。孟子也被演绎成一个华夏中心主义者，一个大民族主义者。孟子的夷夏辨究何所指？我们必须回到《孟子》，回到文本本身。因此，从文本的基本事实出发，从孟子的夷夏之辨的完整内容出发，从孟子的一贯追求出发，从孟子论述相关问题的基本文脉出发，并从文本所涉及的夷人的个案出发，才能厘清儒家亚圣孟子夷夏辨的真义，也才能避免断章取义，恶意解读孟子的历史命题。

二

被误读为华夏中心、汉族中心并常常作为经典引证的孟子名句莫过于“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个断语出自《孟子·滕文公上4》：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腾，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

氓。”

……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於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

今也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於曾子矣。吾闻出於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陈良悦周公仲尼之道，孟子目陈良为豪杰之士。可见孟子极力称许陈良学周公仲尼之道的行为。而陈良之徒陈相、陈辛兄弟在其师死之后，背其师之道而学许行之道。许行，倡神农之言，后世所谓农家之代表人物是也。“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把这个文句放在整个上下文关联中来理解，可知孟子这里的中心问题是对农家许行的批评，同时也否定陈相兄弟出儒入农的文化取径。孟子的立场是推阐儒家“周公仲尼之道”而非农家许行之道。陈良作为楚国人，学周公仲尼之道的行为，就是“用夏变夷”。而其徒弟背叛师道就是否定周公仲尼之道，而学农家许行之道，就是“变于夷者”的实际所指。“未闻”是对其价值趋向的否定，而非对“变于夷者”的事实否定。从上下文关联来看，即可知孟子“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是针对陈相兄弟从儒家立场向农家立场的游移而发言的。孟子对陈相兄弟的否定，以经验事实所蕴含的价值指向为依据。“闻与未闻”是一个经验的问题，而儒家价值至上在孟子则是一个逻辑前提。这里经验判断与逻辑预设勾连在一起。经验判断是用来论证其逻辑前提的。换言之，其儒家价值优先的立场却是这个论证的逻辑原点。

孟子的一贯立场和使命是“闲先圣之道”、“法先王”与“人皆可以为尧舜”，推阐儒家孔子之道。儒家价值的优先与无需论证是孟子这些命题的必然意涵。杨墨之道就是依照这样的原则被孟子贬斥为“淫说诐行”与“异端邪说”的。许行农家的主张，并在孟子排拒的范围。从整个语脉来看，这个文句所出的章节论述较为翔实，其字数在一千五百字左右。在整个《孟子》文本中都可算是博约兼备、论证详明而非语焉不详的文段。文本的这个客观构造，为我们进一步追问孟子的真意提供了原始依据。在此，孟子提出了他极其有历史影响的劳力劳心、社会分工与交换说。这些阐述处处都在针对农家许行“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的观点发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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