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

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
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
1895年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刚刚考中状元大魁天下，丁忧在籍的“通州才子”张謇，一反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不往官场谋求高官厚禄，以公卿宰相揆一天下，反而提出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并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后来成为著名的实业家。

人们不禁要问，张謇当时为什么要提出“实业救国”的思想主张?他的“实业救国”思想的内容、性质如何?在中国近代史上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和影响?本文拟就这些方面发表一些个人的粗浅见解，以与学界同仁商讨。

一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张謇出生时，其父已迁居海门常乐镇)，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

早年深受开封知府孙云锦和淮军统领吴长庆的赏识，先后被招致入幕。

后又得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青睐，先后中顺天乡试南元和1894年甲午恩科殿试的状元。

但是，在张謇年轻的时候，正是帝国主义国家大举入侵，中华民族日益危机的时代。

1 9世纪70年代先后发生了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阿古柏在新疆的叛乱、沙俄侵占伊犁、英国侵犯云南的马嘉理事件和美、日侵犯台湾的事件。

八、九十年代，又先后爆发法国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

张謇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主张坚决抵抗。

1882年，张謇随吴长庆庆军去帮助朝鲜平定“壬午兵变”时，目睹了日本在并吞琉球群岛以后，又积极向朝鲜扩张侵略势力的野心，回国以后立即写了《乘时规复琉球策》和《朝鲜善后六策》，建议及时扼制日本对朝鲜和中国侵略的野心。

甲午战争中，张謇又单独弹劾李鸿章一贯奉行退让妥协的对外政策，说日本向外扩张时，“日之所欲，鸿章与之，日之所
忌，鸿章去之，如纵骄子，不至于败不已，如饲饿狼，至于饱而犹不已”，指责他“但
1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最后终于导致甲午战争的一败涂地，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马关条约》规定清朝开放苏州、杭州、重庆、沙市为通商口岸，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开办工厂，开采矿山。

这不仅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商品倾销开辟了更广阔的途
1《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呈翰林院掌院代奏劾大学士李鸿章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径，也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打开了闸门，使中国的主权利益丧失殆尽。

这使张謇感到
2“寝食不安”，“痛心疾首”，“恐从此中国不能自立”。

就以他那刚刚取得的状元翰林的爵禄地位，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号召天下。

张謇的挚友刘厚生说:“张謇于乙未(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提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之口号，身体而力行之。

实业救国之口号，
3是针对《马关条约》，苏、杭及内地通商而发”的。

张謇自己也说:“自乙未《马关条约》，
45不胜愤耻，即注意实业、教育二事”，“令即通州设立纱厂，以开风气而保权利”。

由此可见，张謇的“实业救国”主张，首先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主权，挽救民族危机，出自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是为了“保利源计”，不致于在强敌入侵的时候“捐我之产以资人，人即用资于我之货以售我”。

他认为这样“无异
67沥血肥虎，而袒肉以继之”。

他曾感慨万分地说;“利之不保，我民日贫，国于何赖。

”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是受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而产生的。

早期改良主义者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大都是从洋务派里面分化出来的早期资产阶级代表。

早年，他们大都参加或支持过洋务运动。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腐朽性，从而引起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反对和不满。

王韬则是最早对洋务运动进行全面批判的改良主义者，他指出洋务派的“自强新政”则不过是沿袭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皮
8毛，是“小变而非大变，貌变而非真变”。

郑观应则进一步批判了洋务派，指出“十余年来，中国讲求洋务，力图自强，不惜巨款，制造船械，可谓殚精竭力，何以马江一战，隳师
9偾事，不收尺寸之功”。

为此，郑观应提出了一条与洋务派截然不同的变法主张，通过发
10展资本主义经济来振兴中国，“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莫为振兴商务”。

他们认为:“富强
11之术”，“富”是“强”的基础，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先富而后强”。

郑观应说，帝国主义国家不怕洋务派“造船购械”，就怕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夺其利权”。

所以，帝国主
12义对于中国“凡致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

这里，早期改良主义者所讲的“商务”，主要是以商业为核心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即是受了早期改良主义这一思想的影响。

他自
称:“謇自丙戌
2《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代鄂督条陈理财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3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书局1958年，第73页。

4《张謇日记》辛亥年4月17日，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

5《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为纱厂事致两湖张督部函》，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6《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厂约》。

7《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厂约》。

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答强弱论》，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

9郑观应。

《盛世危言》卷2，《录申报中西交涉损益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印 10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商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印 11王韬:《弢园文录补编?中外合力防俄》，光绪九年(1883年)刊本。

12郑观应:《盛世危言》卷2，《商务》。

13(1886年)后，即思致力于实业。

”1887年，张謇受命主持治理黄河决口，就主张“复禹故
1415道，用西法疏治”。

但是，张謇认为，倡导兴办实业，“其责任在士大夫”。

张謇当时还
16是一名“布衣”举人。

“布衣改制，事大骇人”。

所以，他那时虽然产生了“实业救国”(的思想，由于缺乏较高的社会地位，“即思致力于实业而无所藉”，而没有公开提倡号召。

1894年，他进士及第，状元鼎甲，官居翰林，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便毅然去官在家乡，倡导“实业救国"，并以家乡南通地方作实验，从事于实业活动。

由此可见，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也是改良主义的。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他在提倡“实业救国”的同时，也列名发起康有为在上海组织的强学会。

后来，他也明确提
17出:“法久必弊，无始终不变之章程。

”
但是张謇的变法主张，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主张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康、梁等人的变法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政权入手，期望通过政界的变革，为资产阶级获取部分政权。

张謇则主张首先从经济改革入手，一切其他方面的改革，其中包括政治改革，都必须在经济改革之后，并且为经济改革服务，围绕经济方面的改革而进行，旨在维护和发展改革了的新经济体制。

他认为，社会改革如果不首先从经济改革着手，则一切政治的和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将无所依藉，成为无本之木，无花之果。

所以，他在康、梁发动戊戌变法的同时，提出了“实业救国”的主张。

他指出:“是谋变法，当先谋变理财之法，尤宜变理财便民之法”。

他说:“农务商务者，民生得失之林，即吏治修坠之镜。

日日言变法，而不以民生吏治是务，18未见其有益。

”为此，他也曾批评过康有为的维新变法，说他们缺乏基础，向他们指出“事
19固必不成”，“劝勿轻举”。

此外，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还寓有调和阶级矛盾，解决人民生计的含义。

自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曾暂时趋于缓和。

到70年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清朝封建统治者加紧了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

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也日趋高涨，彼伏此起。

张謇出生于乡间富裕的农民家庭，早年读书时曾参加过一些田间劳动，对民间疾苦颇多了解，后来又跟随吴长庆、孙云锦走南闯北，目睹了民生的艰难，对人民群众产生了一定的同情心理，早年曾在家乡推广过蚕桑和新的棉花栽培技术。

但是，他又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取消革命斗争，解
13《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辞谢农工商大臣见招答友函》，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14《张季子九录?简谱》。

15《张謇自订年谱》卷下癸卯年，见《张季子九录》，中华书局1931年。

16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267页。

17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请兴农会奏》，中华
书局1931年。

18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商会议》。

19 《张謇自订年谱》卷下戊戌年，见《张季子九录》中华书局1931年。

决民生的艰难，他提出了“实业救国”主张，幻想通过发展实业来解决民生问题，使尚未爆
20发的革命风暴消弥于无形。

他说:“匪原于穷，穷原于无实业”。

“匪之易生，由无实业”。

为此，他主张“略筹资本，经营榛芜，开辟利源”，招徕一些无业游民，组织他们从事生产劳动，以免聚众起义。

而且他认为，“国有之产业岁增，则国民担负之喘息减。

喘息减，则
21无疾视政府之心”。

从这方面看，张謇的“实业救国”也是属于改良主义的。

二
张謇“实业救国”思想的内容和性质是怎样的呢?
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受早期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而提出的，但是，又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前进了一步，因为早期改良主义者大都受西方重商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富
22出于商”，主张“以商富国”。

他们中的个别人甚至把发展对外贸易作为振兴中国的唯一
23途径，认为“欲中国之富”，必须首先发展对外贸易，“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

张謇则与此相反，认为只有发展实业才是谋求国家富强的主要途径。

他说:“国非富不强，富非实
2425业完不张。

”“实业、教育，富强之大本也。

”所以，他提出“实业救国”的口号。

而且，张謇所提出的“实业”，也不象早期改良主义者所说的以商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以工业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经济。

为此，他曾批评了早期改良主义者的重商思想，
26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立国，此皮毛之论也。

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

”他把工业当作整个国民经济的核心。

他说;“合古今之书，证中外之说，未有不致力于工而能
27强国者”，“工苟不兴，国终无不贫之期”。

他又说:“凡有国家者，立国之本不在兵也，立
28国之本不在商也，在乎工与农，而农尤要。

”他还举例说明:日本崛兴，就是“先图工业，转换生熟之货，沟通农商之邮”，终于跃进了世界先进强国的行列。

因此，中国要想独立富强，也必须象日本那样，“学西法也自工始，……学其用机器，学其造机器”。

从而，他严厉
29地批判了洋务派的“自强”运动，“贪率便宜，不肯用心”，“变法从兵入”。

于是“立总局，
20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6，《为辟治江北诗海五县串场大河计划书呈》，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21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上度支部大臣垦徐淮荒地……说》。

22 郑观应:《盛世危言增订新编》卷3《商战》，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刊印。

23 马建忠:《适可斋纪言》卷1，《富民说》，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刊印。

24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2，《劝通州商业合营储蓄兼普通商业银行说帖》，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25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2，《请设工科大学公呈》。

26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代鄂督条陈理财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27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2，《请设工科大学公呈》。

28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请兴农会奏》。

29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代某给谏条陈理财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购兵械，江海设防，岁糜百千万金钱，日日议自强，而有事曾不能一战，且捐数千万于仇敌，
30缓词乞和”，不仅“徒使中国有限之财，日掷耗于无用之地”，也险些断送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他指出:洋务派从表面上看到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就错误地认为这是外国强盛的根基，也鹦鹉学舌，从发展军事力量入手，挽救危亡。

他说这是“本末易位，缓急
31失宜”，结果，不独“船炮枪械悉购自人，……至于农工商实业机器，无一不购自外人”，一切都依赖外国资本主义，竟变成了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国。

对此，张謇作了一个生动的比
32喻，说“譬之树然，教育犹花，海陆军犹果也，而其根本则在实业”。

由此不难看出，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有几个特点;
首先，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为了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他曾严厉地批判了洋务派的“官办”政策和清朝的厘金制度对民族资本企业的阻扰。

他说，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凡事都要“听民自便，官为护持”，实行“民办”。

只有“听民自便，官为护持”，资本主义经济才能发达兴旺，如此“则无论开(矿)也，兴垦也，机器制造也，凡与商务为表里，无一而不兴
33也”。

他甚至主张取消“官办”，把洋务派的“官办”企业也“分别估明折实，招商承办”，转让给民族资本家经营。

对于厘金制度的批判，张謇郑重地指出，厘金制度是清朝政府盘剥工商业的一种“病民”、“病商”的苛捐杂税，自同治以后即“卡若栉比，……只鸡尺布，并计超捐，碎物零星，任
34意扣罚”，严重地阻碍了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他还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借端勒索，盘剥敲诈的种种黑幕，一再呼吁清政府裁撤厘卡，改行印花税。

其次，张謇发展实业的目的首在“救国"。

为了挽回被帝国主义所攫取的“利源”，为了真正实现“救国”的目标，张謇提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西方列强的独立的经济体系，以免受帝国主义国家操纵控制。

为此他主张农工商实业全面发展，并在农工商领域全面发展资本主
35义，说“实业在工农商，在大农大工大商”。

他主张农工商实业全面发展，必须工农商三业协调一致。

他说，“以世界公例论，一国
36之工业与其农产，无不谋求供求之相应，无不以其国产为主要”。

他指出，在整个国民经
30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1，《代夏考官沥陈时事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31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代某给谏条陈理财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32《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3，《对救国储金会之感言》。

33《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商会议》。

34《清朝续文献通考?征榷考》第21页《厘金》，上海，商务印书馆1955年。

35《为南通保坍及垦地致陈省长函》，《张謇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97页。

36《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7，《商榷世界……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

济体系中，“农为尤要"，是一切其他国民经济活动存在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盖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一条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相互
37依存的客观法则，“相因之势，理有固然”。

在全面发展农工商实业时，张謇尤重“棉、铁”，说“农工商业之至大者，曰棉、铁，
38次者日用之百物，又次消费品、奢侈品”。

所谓“棉、铁”，即棉纺织业和钢铁冶炼与钢铁器具制造业。

因为棉纺织品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必须品，也是中国当时最大宗的进口商品。

西方列强就是通过输入大量的棉纺织品，操纵控制了中国的国计民生。

钢铁则是人们生活和生产活动中所使用最多的商品之一，不仅人们的许多生活用品是钢铁制品，人们的生产工具也几乎都是钢铁制品。

钢铁和钢铁制品亦为当年西方列强输入中国的又一大宗商品。

西方列强正是通过向中国输入大量的棉纺织品和钢铁与钢铁制品，操纵了中国的国计民生和经济命脉。

因此，要取得中国的经济独立，摆脱西方列强的操纵控制，必须首先从这两大工业部门入手，大力发展棉纺织工业和钢铁冶炼与钢铁器具制造业。

而且张謇有时也将“棉、铁”代表整个“农工商实业”，说“余持棉铁为中国近世要务
39之说，凡三十年，先我后我，事乎此者，亦肩背相望矣”。

“鄙人所持棉铁主义”，若“用
40吾言，必能杜绝他邦宰割之谋”。

有时他也将“棉铁”象征轻、重工业，“棉”代表了棉纺织等轻工业，“铁”代表了钢铁和机器制造等重工业，主张“棉、铁并举”，亦即轻、重工业同时并举，说中国不仅要“学用机器”，还要“学造机器”，说“用机器不能自制，终古受制
41于人”。

当然，张謇对于农、轻、重和农、工、商之间关系的认识还不全面，但是基本上反映了这四者各自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第三，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又把发展经济与提高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紧密结合一起，他认为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的推动，科学技术又必须通过教育
来提高。

张謇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于中国工业需用科学人才，尤认为当务之亟”，“遇到机会总是尽他的
42能力提倡奖励”。

他认为，“实业救国”，“非人民有知识，必不足以自强”。

但是，“知识之本，基于教育”。

他把教育作为提高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提倡“实业救国”的同
37《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1，《请兴农会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38 《敬告全国学生》，《张謇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57页。

39《<棉业季刊>序》，《张謇全集》第3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802页。

40《五九国耻纪念会演说》，《张謇全集》第4卷第200页。

41《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7，《商榷世界……中国实业宜应供求之趋势书》。

42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136，138页时，又提出了“教育救国”的号，通过教育来繁荣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科学技术。

他说:
4344“国家之强，……在实业、教育”，这二者之间，“有至亲至密之关系”。

“既念实业而
4546无致育，则业不昌”。

因此，“苟欲兴工，必先兴学”。

教育和科学技术都是属于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必要前提和重要条件，张謇在当时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并努力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平，发展科学技术，这在当时可谓是真知灼见，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另外，张謇认为发展国民经济，还必须“征之实事”，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因地制宜，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收到发展国民经济的良好效果。

他说，“今言实业，其
47必度我所尤需，审我所能至，准天时而因地利，相国势而导人情，庶几不大相刺谬乎”。

因此，他对于凡有特产的地方，都寄于发展地方民族经济的希望，予以热情鼓励。

三
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深刻影响。

首先，张謇的“实业救国”论和他对洋务派、封建主义的批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了舆论先导。

在张謇的“实业救国”口号提出以后，各爱国民族资本家纷纷响应，为了抵制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入，挽回利权，他们踊跃投资各工矿企业，“设厂自救”，兴起了一股投资热潮。

正如张之洞在1897年给清政府的一个奏折中所说:“数年以来，江、浙、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30余家。

此外，机造之货，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
48自来水者。

……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

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

”这样，在1895年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获得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的统计，自1895至1898年短短的4年之中，新创办的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主义商办企业就有50余家，资本总额达1200余万元。

而甲午战争之前，从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办了第一家规模较大的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缫丝厂以后，20余年之中，规模较大的商办企业才只有53家，资本总额只有470.4万元，只有1895—1898年的1,3强一些。

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新设立的商办企业即达463家，资本总额已达9082.1万元。

当然，这时民族资本主义得以初步发展有众多原因，不能都归功于张謇一人。

但是，张
43《张季子九录?自治录》卷2，《拟领荒场地为自治基本产……呈》，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44《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1，《师范学校开校演说》。

45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3，《辞谢农工商大臣见招答友函》，上海，中华书局
1931年。

46 《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2，《请设工科大学公呈》 47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第494页。

48 《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5，北平(今北京市)文斋1928年刊印。

謇的“实业救国”口号和他对洋务派、封建主义的批判，也多少起了一定的推动和鼓舞作用。

其次，张謇不仅以“实业救国”论奔走呼号，提倡奖誉，还身体力行，直接从事实业活
49动。

他“目营心计，从通海最优胜之棉产开始，从事纱厂”，先后在南通、崇明、海门等地创办了几个纱厂，还陆续创办铁厂、油厂等等。

到1926年，他已先后创办大小企业公司38家。

其中仅纱厂一项(就从大生纱厂初创时的20400枚纱锭，增加到155000枚，占全国华资纱锭总数的7,以上，为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
1901年，张謇在苏北从启东吕泗港到阜宁陈家港的黄海之滨，1000多里的废墟荒滩上，圈地4000余万亩，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

其中已垦辟的土地约100万亩，种上了麦棉庄稼。

一眼望去，沟畦纵横，垅亩相接，春麦秋棉，葱绿一片，仅棉花一项就年产20万担左右。

并在这一片荆棘丛生，野兽出没的原野荒滩上，建起了一个个“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物
50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的垦牧场。

这些都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张謇创办的通海垦牧公司主要是为了满足大生纱厂所需要的棉花原料。

从供应原料方面来看，通海垦牧公司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张謇对通海垦牧公司的经营方式带有严重的封建性。

他把大部分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佃户，收取棉花等实物地租。

只有一小部分土地自行雇工耕种。

这一部分雇工耕种的土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改为出租土地了。

再次，张謇在从事实业活动的同时，还在上海、南通和各垦牧场创办了大中小学几十所，培养了大批科学技术人才和有文化的劳动者，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作出了贡献。

然而，张謇毕竟是一名状元、翰林，与封建统治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他开办大生纱厂，就从清政府那里取得了25万两的官股，还取得了免除捐税和在南通、海门、崇明一带对棉纺织工业的垄断特权，规定在10年之内，不准他人在南通这一带开办新的棉纺织工厂，如若有人开办，必须向大生纱厂每包贴费1两。

这种封建特权，对于张謇的大生资本集团，当然带来了高额利润，使之得到迅速发展，却压制了中小民族资本家的发展。

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朱畴，曾先后两次要在海门、崇明开办纺织工厂，都因为张謇的反对而未成功。

由此可见，张謇在提倡“实业救国”，并亲自投身实业活动时，又是作为一名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出现的。

这就决定了他对封建主义的批判软弱无力。

他反对激烈的政治变革和革命斗争。

他说，人民群众只需要“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
49《张季子九录?专录》卷8，《家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50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4，《垦牧公司第一次股东会演说》，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

51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

这无疑束缚了群众的手脚。

他在戊戌维新运动中，对康、梁的维新变法，表示冷淡，袖手旁观。

二十世纪初年，他又主张立宪，反对革命。

他说革命
52“不若立宪，可以安上全下，国犹可国”，以立宪对抗革命。

武昌起义后，他帮助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正因为张謇反对革命，所以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曾受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严厉批判。

革命派说“张謇自命为实业家，但全是运动旁人的财产，成了自己的声名。

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