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宋朝官印制度

中国古代官印制度发展到宋代，已十分成熟和完备。国家设置了专门的铸印机构——少府监和文思院，并且制定了诸如牌印制度、知印制度等严密的管理措施，在官印的形制上，背款的出现和叠篆的使用，为以后金元各代所沿袭，影响深远。

宋朝官印制度-构成

宋宣抚处置使司随军审计司印

宋代官印是由宝、印、记三部分构成的。帝、后及太子印称“宝”，各级军事、行政机构印称“印”，其属吏及诸军将校印称“记”、“朱记”。宝宋代制宝比较复杂，除太祖所受“皇帝承天受命之宝”和“皇帝神宝”为后周所制外，每位皇帝继位，都纷纷刻制御宝，仅北宋九帝，就制宝三十余枚。宋太祖登基后，“又制‘大宋受命之宝’。至太宗，又别制‘承天受命之宝’。是后，诸帝嗣服，皆自为一宝，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至宋徽宗时，其仿效唐制，刻制了皇帝八宝，即镇国宝（文曰“承天福延万亿永元极”）、受命宝（文

曰“受命于天，即寿永昌”）、“皇帝之宝”、“皇帝信宝”、“皇帝行宝”、“天子之宝”、“天子信宝”和“天子行宝”。政和七年，徽宗又制一宝，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号为定命宝，合前面八宝共为九宝，以合“乾元用九之数”。南宋时，“凡中兴御府所藏玉宝十有一，金宝三，八宝皆高宗皇帝作”。高宗所作八宝，则完全是仿制徽宗八宝。除皇帝制宝外，宋代皇后、妃子、太子也皆有宝。

印

宋朝官印制度

宋代官僚机构设置重叠，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官僚统治集团。这样也使宋代的官印数量大为增加。从诸王、中书门下、枢密院、宣徽院、三司、尚书省诸司到节度使、观察使以及州、府、军、监、县都有官印。一些受朝廷临时委任的官员，“其奉使出入，或本局无印者，皆给奉使印”。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官员不断请求铸印。如“枢密院承旨，本吏人名，太平兴国以翰林杨守一为之，加‘都’字。后复用吏。熙宁三年，复以李绶充副都承旨。未几，又请铸印，诏只许印在院，以‘枢密都承旨印’为文”。到南宋时，“由内外官有请于朝，则铸给焉”。官印的颁发已较为泛滥了。

记记与朱记应起于唐代，现有唐代“大毛村记”和“蕃汉都指挥记”等可以佐证。但在唐代这种用法还不多见，到宋代才

被广泛地用于下级官吏的印中。《宋史?舆服志》载：“又有朱记，以给京城及外处职司及诸军将校等，其制长一寸七分，广一寸六分。”到了南宋时，“监司、州县长官曰印，僚属曰记。又下无记者，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文大方寸”（注：《宋史?舆服志》，中华书局，1977年。）。其实，据《宋史?地理志》记载，宋廷只在北宋初年，曾使用过道一级的行政区划，后即改为路，直到南宋末年。但宋人沿袭唐朝的习惯，在言语中仍将路称之为道。这样，文中“止令本道给以木朱记”一句，就较为容易理解了。这说明在南宋，路一级的机构是有权给属吏颁发木朱记的。

宋朝官印制度-分期

北宋威武左第二十三指挥第二都朱记故宫博物馆

由铸造及使用情况看，宋代官印大致可分为创建、规范和涣散三个时期。创建期建隆元年至开宝九年，为整个太祖朝。这一时期，国家刚刚建立，外有南唐、后蜀、北汉等强敌林立，内有藩镇拥兵自重。朝廷的燃眉之急是消灭割据势力，稳定时局，统一国家，还不可能分出太多的精力去关注典章制度。所以，无论是皇帝的御宝，还是各级官署的印记，都主要是沿用五代的旧物，自制的宝印还很少。宋太祖除“传周广顺中所造二宝”外，仅制一枚“大宋受命之宝”和三印。到乾德三年，才因“旧印五代所铸，篆刻非

工”，下诏重铸中书门下、枢密院和三司使印等，但由于数量很少，我们至今尚未发现一件这一时期的宝印实物。太祖所铸“天下合同之印”、“御前之印”、“书诏之印”三印称印而不称宝，是与以后皇帝制宝相违背的。所以，太宗继位后很快就将三印改铸为宝。这一现象应视为这一时期制度尚未完备的表现。规范期太平兴国元年至靖康二年。这一时期，国家政治趋于稳定，除晚期外，没有大的社会动荡。印制上的突出特点是形成了皇帝八宝制度；各级机构的印记完全摒弃了五代旧印，改铸了新印；制度建全，形制规范。北宋朝廷在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之后，开始着手大规模整肃军队，给禁兵各军正式命名新的番号。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宋太宗继位仅三个月，即“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曰神卫”。有了新的、正式的番号之后，诸军将校印记的铸造工作才得以相继展开。

近年来所面世的数十枚宋代军印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铸造的。如1952年10月于内蒙古宁城县辽中京大名城遗址出土的“神卫左第一军第二指挥第二都朱记”，以及开封市博物馆征集的“虎翼右第一军第三指挥第四都记”。行政机构印记的铸造，也应是同步进行的，只是这类印记出土的数量较少，不及军印多罢了。

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宋）

涣散期建炎元年至祥兴二年，实际是整个南宋时期。这一时期，经过靖康之难，南宋小朝廷偏安东南一隅，宋金、宋元战争连绵不断。战乱使原有的典章制度废驰了，印制也开始涣散，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其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使官印的管理和使用出现了混乱。“南渡之后，有司印多亡失，彼遗此得，各自收用。”“然州县沿循，或以县佐而用东南将印，以掾曹而用司寇旧章，名既不正，弊亦难防。”这种情况在宋代被称为“假借”。假借之风盛行，使有关部门深感不安，立陈改变这一现状。“乾道二年，礼部请郡县假借印记者，悉毁而更铸。”“绍熙元年，礼部待郎言：‘请令有司制州县官合用印记，旧印非所当用者，毁之。’”，但实际收效并不显著。

其二是官印的形制出现了新变化。南宋初年，所铸官印印文上，往往加上了“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与北宋旧印相区别。关于年号印，瞿中溶著《集古官印考》中曾记载，乾隆四十八年，瓜州疏浚河道，于河心沉船中，发现“建炎谏官之印”、“建炎宿州军资库记”、“建炎宿州州院朱记”等六方宋印，其中五方均冠有建炎年号。又如“宁宗嘉定十四年，山东郊顺，铸……泰安军及‘京东安抚使’、‘马步军总管’、‘京东河北镇抚节制大使’印，并冠以‘嘉定’二字”。至于印文中所加“行在”二字的问题，《文献通考》记绍兴四年，“权户部侍郎王俣言……请度支、金仓部、太府、司农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