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恩师季羡林

【王岳川书季羡林《泰山颂》：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兴云化雨，泽被禹甸。齐青未了，养育黎元。鲁青未了，春满人间。星换斗移，河清海晏。人和政通，上下相安。风起水涌，处处新颜。暮春三月，杂花满山。十月深秋，层林红染。伊甸桃源，谁堪比肩。登高望岳，壮思绵绵。国之魂魄，民之肝胆。屹立东方，亿万斯年。】

季羡林（1911.8.6~2009.7.11）：中国山东省聊城市临清人，字希逋，又字齐奘。国际着名东方学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的终身教授。

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精于吐火罗文（当代世界上分布区域最广的语系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为“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着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回忆恩师季羡林先生

王岳川

季老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六年了。谈论季老的精神人格和学术风范，并非易事。有不少文章在误读季老，我们应该从他的学术历程、人生沉浮、生平轶事以及价值信仰，甚至从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角度阐述其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知识谱系承前启后

如果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七代”的话，那么首先是晚清一代：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是一代；五四一代：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季老应该算是第三代，就是30年代这一代学者，这一代中西打通走出国门；第四代应该是建国以后的这一代，比如汤一介教授等；第五代应该是文革一代，他们的知识体系可能同前人相比有一些差距，但是社会经验很丰富；还有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77级、78级高考入大学这一代，这一代因为经历了很多磨难，确实想继承前人的学术，但是有八个字：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中学西学都需要补课；我们后面一代就是90年代一代，新思很多，问题不少。可以说，季老这第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20世纪学术谱系和知识谱系上是相当重要一环，是国学西学承前启后的一代，如今斯人已去，可谓大师凋零。后辈学人应更加努力，使得学术思想薪火相传！

这一代学者将学问看成生命，可以说以最真诚的人生态度来做学问，将学问看成生命价值实现，而不是什么外在于生命的东西。比如说季老近90高龄写《糖史》，完全可以让助手和学生来搜集资料，他没有这样做，而是每天坚持从家来回走3公里到北大图书馆。面对壁立的图书，他告诉我：有时候一天老眼都看得昏花，却一条有用的资料也没有找到。今天很多人做学问已经没有这种止于至善的精神了。大师逝去是一个“学问人生时代”的终结，如何继承前贤、严谨治学，值得中国知识界反省。

大学者本身之所以如此谦虚，因为他们和上两辈大师比如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等自觉比较，会觉得自己仍有相当的距离。另外，现在“大师”这个称呼在当代学术界某些炒作中大大贬值。所以先生藐视虚荣，是对自我价值的整体正确把握。这位学问大家谦虚而低调地做学问，乐于坐冷板凳，不喜欢被他人炒作，是很有人生悟性和学术定力的。他们冷峻客观的学术态度是对那些非学术流行炒作的抗争，是对做真学问的高贵品质的坚持，对整个中国真正学术传统的坚守！

季老跟我反复说过：“我不畏先生畏后生”——前人的墓志铭是我们这代人写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是你们这代来写。所以，季老随时有一种自我警醒感。他常常跟我谈：国学是关于中国经、史、子、集的学问，他自己只是在小时候学过一些，主要是对“集部”的诗词曲赋比较感兴趣，而到了后来主要精力在做东方学学问，对国学确实是谈不上精深研究，也没有专门写过一本关于经史研究的着作，所以他对国学大师的帽子当然是悚然惊惧，不敢接受。包括国宝、泰斗等一概敬谢不敏。这说明季老对巍巍高山的“学问珠峰”仍存敬畏之心虔诚之意！我们今天很多人做学问没有敬畏、更不虔诚，学问似乎是一袭华衣、一种装饰。但是季老这一代把学问看得非常庄严，能从学问中获得很多知识和人生启迪，并能出经入史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走向及其文化战略。他还有一句名言就是：今天我们以北大为骄傲，不知道将来北大会不会以我们为骄傲，这是每个学生应该去考虑的。我们今天是以北大、清华、复旦这样名校来提升自己，我们沾了名校的光，但是很多人只是沾光，从来不会给北大、清华、复旦做贡献，让母校为自己骄傲！

二学贯中西中国立场

季老可以说是集成了中国大儒的学统的，他将北宋大儒张横渠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践行的方向。尤其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变成他晚年工作的两大主题。他关于东方学的很多着作其实就是全球能懂的只有几十个人，这当然是绝学。记得有网友给我写帖说：我读季老文章觉得容易懂，读您的论文就觉得比较拗口。我知道季老被误读成一个通俗读物写作者或者一个散文家了，赶紧把季老一篇写于1947年的重要短文《浮屠与佛》——被很多的专家认为是言简意赅的好文发给他，结果他根本看不懂。我想说明的是：季老并非是一个以散文名世的作家，而是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思想家，他厚重的学术成果表现在十个领域：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吐火罗文、巴利文研究；2.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研究；3，糖史（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以及科技文化传播史研究、4.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研究；5.印度古代文学《罗摩衍那》、《沙恭达罗》的翻译和研究；6.德国及西方文学研究；7.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研究；8.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9.新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研究；10.散文、杂文和书法创作。季老对东方语言和印度佛教、印度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很多人不一定能深刻理解。

世纪之交，季老进入了中西文化差异比较——比较文学比较文化大视野，进入了美学、文学理论、文学战略的宏观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他站在为人类未来“开太平”基点上提出：“文化交流的双向性”（过去人们总认为中国很多知识是印度或者西方输入的，其实中西中印文化是互动互相输入的）；“中西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中国文化送出战略”等，这些惊世骇俗的提法振聋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