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近代租界的几个问题

关于我国近代租界的几个问题

刘敬坤邓春阳

一

租界是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产物，它既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却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组织与科学技术影响和传播于中国社会的主要媒体之一。在租界问题的表述和研究中，由于长期对租界和居留地之间没有作出明确与确切的界说，以致对这问题的解释也很混乱。193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外交大辞典》（王卓然、刘达人主编）解释说：“租界（Concession or Settlement）：一国在其领土内划定地带作为外国人居住贸易者，谓之租界。”这是把居留地混同于租界。该书又称：“日本学者往往讹称中国之租界为居留地。”这是批评日本学者把租界混同于居留地。实际上该书对租界和居留地也没有作出区别。倒是威罗贝（Westel W. Willoughby）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明确一些的看法，说租界和居留地“虽常被当作同义语来使用，但是必须加以区别。确切地说，最初的称谓或说法是‘划出供外人居住的地区’或‘外人居住区’，这类地区包括‘租界’和‘居留地’两种不同类型”

[1]（P307）。威罗贝在这里对租界使用的是Concession，对居留地使用的是Settlement。但对于何者为租界，何者为居留地，威罗贝仍没有说清楚。朱华在《上海租界土地永租制初探》一文中明确指出：“在国际上，居留地（Settlement）和租界（Concession）是性质有别的。所谓租界，就是一国政府将某一地区整个地出租给外国政府管理，由外国政府再将内中土地分租给其侨民。这种租赁关系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属国际公法范围。而居留地则是由一国政府划定一块地域，准许外侨在此区域内分别向本国土地所有者零星商租土地，整个区域的行政管辖权原则上仍属本国政府所有。居留地租赁关系的主体是私人，属国际私法范围。”朱华在这里很清楚的把租界和居留地区别了开来。朱华在论述上海租界问题时又说：“上海租界制度的基础是外人享有治外法权，而不是土地永租权。理应受中国政府管辖的上海居留地，之所以变质为‘国中之国’——凌驾于中国主权之上的租界，主要是有外人非法建立的租界制度保护的缘故……。治外法权可以说简直是租界制度的基石……。上海租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受条约保护的治外法权’。没有租界，治外法权可以存在；但是，没有治外法权，上海租界将难以为继。”[2 ]（P160）以上观点是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的。本文也是本着这个观点和界说来讨论中国近代的租界问题的。

近代西方列强在中国取得租界，是由上海开始的。外国人用一次付与永久租金（即地价）的买断办法，使整个居留地的土地都属于外人所有，遂使该地区失去居留地的意义，成为归于居留民所在国领事管理并行使政权的“独立自治国”。于是该地区由原来国际私法范围的居留地，质变而成为国际公法范围的租界了。

英、美、法三国在上海确立了租界制度之后，接着便把这个制度广泛推行到列强在中国开辟的其他重要通商口岸，其他各国也竞相效尤。自1895年以后，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列强在与清政府签订的条约、协定、协议中，明确规定，外国在中国划定的租界里具有行政权。

二

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说，中国共有33处租界[3]（P179）。楼桐荪在《租界问题》一书中说，中国“共有他管租界三十二处”[4]（P14）。钱实甫认为，中国共有租界33处[5]。日本国际法学会编的《国际法辞典》说，中国“租界总数达到二十八处”[6]（P736 ）。1935 年的《申报年鉴》说，在中国“称租界者二十处，称公共租界者六处……。此外，业已收回之租界十一处”[7]（P5），合计共37处。1936 年出版的《中国外交年鉴》统计，中国共

有专管及公共租界22处，已收回的租界10处，合共32处[8]（PP431—439）。世界舆地学社1932年出版的《中华最新形势图》（屠思聪编绘），著录中国共有租界34处[9]（P8）。严中平认为，中国共有租界34处[10]（PP49—53）。许涤新说，中国共有租界30多处。[11]（P212）张海鹏编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列出中国的租界为38处[12]（P84）。张洪祥著《近代中国通商口岸与租界》一书，列出中国的租界29处[13]（P330）。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列出专管租界25处，公共租界2 处；其中包括有上海美租界和天津美租界，但把沙市、福州、厦门3处的日租界列入租界以外的栏内。[14]

那么，中国近代到底有多少租界？这是必须解决的问题。

根据前述区分居留地和租界的定界，在1845年至1905年的60年间，列强在我国共攫得租界27处，其具体情况如下：

上海英租界：1845 年11 月29日，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Balfour）与苏松太道员宫慕久划定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黄浦江以西地段为英租界，占地830亩。1848年11月27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 Alcock）与上海道（苏松太道此时自松江移驻上海，一般人称之为上海道）道员麟桂商定，扩展地区西北至苏州河，西至洋泾浜，占地2820亩。美租界：1847年，美国代理领事文惠廉（W.J.Boone ）向上海道员要求划虹口一带为美租界。1863年6月25日，美国驻沪领事熙华德（G.F.Seward）与上海道员黄芳议定，自濠沟起，沿苏州至黄浦江，过杨树浦地段，划为美租界，占地7865亩。公共租界：1863年9月20日，英租界与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占地10685亩。1870年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经1898年以后的屡次扩展，1899年扩展至泥城桥、跑马场以西地带；至1930年，共扩展占地15893亩。法租界：1849年4月6日，法国驻上海领事敏体尼（de Montigny ）与上海道员麟桂划定上海县城北门外地带为法租界，占地500亩；1861与1899年屡次扩展，至1914 年，共扩展占地15150亩。

广州英租界：1861年9月，英国领事罗伯逊（D.B.Robertson）与两广总督劳崇光议定，划沙面岛西部为英租界，占地264亩。法租界：在划定英租界同时，清政府允许法国在沙面岛东部建立法租界，占地66亩。

厦门英租界：1852年，英国驻厦门领事金执尔（W.R.Gingell ）与泉州府知府来锡藩商租乌空图头巾礁地段，1861 年划定地界，占地76亩。1899 年，美国在厦门划定租界，旋归并于英租界。日租界：1900年1月25日，清政府与日本签订《厦门日本专管租界续约章程十二款》，划定厦门虎头山下临海滩地约40000坪（每坪合中国营造尺5.8尺）为日租界。

天津英租界：1860年10月，英国公使卜鲁斯（F.W.A.Bruce ）照会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将天津迤南紫竹林至上下园地方划为英租界，占地429亩。美国在英租界南划定美租界，占地131 亩。1897年3月，英租界扩展为1800亩。1902年10月，美租界并入英租界，成为英国租界的“南扩界”。同时，英租界又再加扩展，占地4000亩。为天津第一大租界。法租界：1861年6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A.de Bourboulon）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在英租界北划定法租界，占地439亩；1900年12月，扩展为1380亩。德租界：1895年10月，天津津海关监督盛宣怀和天津道员李岷琛，与德国驻津领事司艮德（E.von Seckendorff）签订《天津条约港租界协定》，划定濒临海河地段为德租界，占地1034亩；1905年6月，扩展至3200 亩。日租界：1898年8月，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津海关监督李岷琛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十四款》；同年11月4日，又签订《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十三款》，划定海光寺地带为日本租界，占地1667 亩（303530坪）。俄租界：1900年12月，俄国公使格尔思（M.H.ГИPC）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租界条款》；1901年5月，天津俄租界正式划定，共占地5474亩，为天津第二大租界。比租界：1902年2月，天津道员张莲芬与比利时驻天津领事嘎德斯（W. Henri Ketels ）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