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萌芽到分裂(生态学思想简史)

从萌芽到分裂：生态学思想简史
核心提示：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

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生态学是工业革命以来兴起的一门学科，理解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是这个学科的主要内容。

对人类和自然之间的理解，自然而然成为生态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数百年的历史中，生态学在不停地发展，生态学家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两个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
在达尔文之前，不少生态学家同时是博物学家、分类学家、化学家、神学家甚至文学家。

在这一时期，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分门别类的描述和理解自然现象，诸如不同地理区域的植被组成，物种生活史特征等等。

另一部分生态学家倾向于把自然看作一个有严整秩序的整体，从整体思考各个物种之间的精妙联系。

美国生态史学家沃斯特认为，前一种生态学家是持“人类帝国主义”观点的，他们用还原论的办法机械地解析自然，其研究方法与在近代科学中兴起的归纳演绎方法是一致的。

后一种是“田园主义”观点，他们倾向于把自然理解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回归自然秩序。

这一时期，田园主义生态学家在探讨自然界物种之间紧密联系的同时，还受到宗教、文艺思潮的影响。

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交织在一起。

西方生态学者此时一方面醉心于不停地发现新的生命现象，一方面希望远离工业和城市的喧嚣，回归田园时光，对人类毁坏每一片森林感到痛惜。

达尔文之后的生态学科
达尔文和与他同时代的科学家们改变了生态学科的面貌，也导致了生态学的分化。

达尔文在回顾他的工作原则时写道，即使一个假说再优美，只要和现实证据相矛盾，就必须被抛弃。

某种意义上说，达尔文的这个工作思路和波普尔的“假说—证伪”模式是同质的。

与达尔文同期的生态学家们大多都自觉地采用了这个原则。

从1860年至今，生态学界每个自然规律的发现大多都遵循“假说—证伪”模式，这一模式于是成为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和现代生态学的分水岭。

在此后一百多年里，无论是持还原论观点还是持整体论观点的生态学研究，只要遵循“假说—证伪”原则，那么这种研究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除此之外，生态学还有另一个分支，即人文生态学。

如果一位生态学家只有一个理论框架，却并不思考这一理论框架是否有现实证据，那么他的研究就应该归于人文生态学的范畴。

生态学界因此形成了两个圈子，各有各的出版物和研究群体。

举个例子：假定有一片草原，其上有食草动物（比如鹿或羊）。

如果没有食肉动物（比如狼）的话，食草动物种群会增大，摄食过多的植物，导致植被退化，然后食草动物大量饿死，生态系统瓦解。

但是如果有捕食者存在，食草动物种群就会被捕食者调控，从而也不会造成植被退化。

上述文字描述只是一个假说，它的数学模型就是著名的Lotka-Volterra模型（或叫“猎物-捕食者模型”）。

但是在实际研究中，科学家发现，在没有捕食者的环境中，食草动物种群的确会出现种群崩溃现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食草动物种群在崩溃后还会恢复，并不时地发生崩溃，保证植被并不退化。

这一证据就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Lotka-Volterra
模型，从而引发了生态学家对捕食者作用的反思。

生态学家后来发现，自然界的调控不仅包括捕食者从上而下的调控，还存在气候和植物从下向上的调控。

由此，人类拓展了自然界自我维持机制的认识范畴。

这样的认识过程，就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但是，同样有一批学者，他们在想出或者认识到Lotka-Volterra模型后，立刻认为这反映了大自然调控的精妙，并把它推广到人类社会。

比如近年来国内反映草原问题的一本半小说半政论的作品《狼图腾》，其作者姜戎就把狼对草原的保护作用无限强化。

而实际上，在《狼图腾》小说的背景地区东乌珠穆沁旗，1961-1964年的历史记录表明，每年狼捕食的家畜不到该区域总家畜头数的1%，而极端恶劣气候（比如雪灾）能导致当年30%或者更多的动物死亡。

在此区域，主要调控动物种群的因素是气候，而不是狼。

这一证据表明，《狼图腾》这本小说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书中的观点只是一种思潮或者理念，可以看做一种人文生态思想。

值得指出的是，对于生态学家，有时候难以划分他们是属于科学生态学阵营还是人文生态学阵营。

萌芽阶段的生态学印记几乎打在每个生态学家身上。

即使一个生态学家以科学生态学研究闻名，他的成果也未必都属于科学生态学的范畴。

比如，提出植被演替学说的克莱门茨（Frederic Clement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克莱门茨的植被演替学说很好地解释了自然界植物物种组成的更替规律（比如森林地区的空白生境，一般存在“草本——灌木——乔木”的演替顺序）。

但是，他同时认为生物群落是一个“超有机体”，一个自然群落可以像一个生物个体那样从小到大逐渐生长，其中的物种之间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电影《阿凡达》便借鉴了这个观点。

但是，克莱门茨的超有机体观点后来被证伪了，生态学家发现物种实际上是随机地出现在生境中，先入为主地组成群落。

尽管如此，超有机体作为一种观念，已经影响了人类社会，成为一些生态伦理学的重要依据。

学科分化之后
科学生态学同时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中还原论和整体论的研究观点，某种意义上还是人类帝国主义的视角。

随着物理化学方法的介入，科学生态学已经理解了自然界一些重要的科学规律，并用数学和地学手段，对这些规律做了整体性的理解。

但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的科学生态学有个特点，就是强调研究无人类影响条件下的自然规律，把人类因素置身于生态系统之外，很少再思考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

而人文生态学则继承了萌芽阶段生态学的泛灵主义、田园思想等。

尽管术语有所变化，但是相对于其社会影响，人文生态学在理论上发展不是很大。

1960年以后，环保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环保政党和NGO纷纷成立。

这些运动以实际中不断暴漏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依托，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

这一时期，环保主义运动的主张比如“保护地球，保护每一个物种”、“人与地球和谐相处”、“炸掉大坝，让河流自然流淌”等，在理论范畴上并没有超出吉尔伯特•怀特、梭罗、克莱门茨、利奥波德等早期人文生态学家的思想，但是环保主义者的影响已经远远不是这几个终身住在原野地区的学者所能及的。

环保主义者现在已经占据了媒体，充分影响公众，在一些国家甚至成为主要的执政党。

人文生态学的观点基本上主导着现代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

值得指出，人文生态学和环保运动在反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对环境的破坏时，同时也厌恶任何改变自然现状的社会变迁，而且他们的主张还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色彩。

比如，这些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保持工业化前的状态才是生态的、环保的，而往往不顾当地赤贫，人民
福利得不到保障的事实。

而且，近年来人文生态学的所有理论出发点大多是建立在有选择的科学生态学研究成果之上的。

比如反转基因运动在食品安全性问题质疑频频落空后，纷纷转向科学生态学界，寻求转基因作物污染自然种群的证据，一有寻获，即大肆宣传，而往往无视那些实验设计不严格的事实。

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地球一小时”等环保运动也及时套用科学生态学界提出的“碳中性”概念，却回避科学界并未能完全理解碳循环的事实。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科学生态学家意识到，继续把人类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是不合时宜的。

在无人类影响地区得出的研究结果，并不一定在现代社会成立。

科学生态学家也把研究重心转移到人类对地球的影响方面来。

近几年来，科学生态学家逐渐提出，人类应该自主地承担大自然管家的责任，应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可持续之间的平衡。

他们把这一过程称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再和谐”。

和环境恶化一样，人类的贫困和不平等，都是人类对生态系统管理的失败，而可持续发展是实现人类和环境再和谐的要务。

科学生态学正逐渐重新开始理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并对流行的人文生态学的一些观念进行矫正。

两类生态学在中国的处境
自民国以来，科学生态学在中国开始发展。

2000年后，科学生态学在中国的发展明显加速，逐渐填补世界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区域的空白。

但是，中国的科学生态学界有一个特点，就是埋头书斋，以发表国际论文为导向，很少对国情和政策发表建议。

这跟我国的科研体制——包括人事制度和科研经费分配制度——有关。

言多必失，说错话就得罪人，得罪人就没有经费，没有经费就没有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研究论文，没有研究论文整个研究生涯都要完结。

因此，科学生态学界万马齐喑。

从目前看，科学生态学者不会给当代中国如何理解人与自然关系提出足够的有价值建议。

人文生态学在80年代以来才开始在中国得以传播。

但是，自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其传播速度极快。

加速人文生态学传播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另一个原因则是中国环境的迅速恶化。

在这两个背景之下，整个社会在理解日益严重的中国自然环境问题时，都具有强烈的理论需求。

如果科学生态学界不说话，那么这个空缺的话语空间只能由人文生态学界来填补。

2000年以来中国的若干环保大论战，都是由人文生态学家和媒体发起的，比如“人应该不应该敬畏自然”争论、“怒江建坝”争论及“圆明园地膜事件”等。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人文生态学思想一向受到西方学说统治，比如怒江建坝就是国际反坝运动的中国翻版，而转基因的反对者也都依靠西方学说和实验证据来立论。

去年的哥本哈根谈判之前，所有媒体也是竭尽煽情，跟着西方媒体走，直到最后温总理终于被西方国家强硬地塞了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减排方案。

中国科学生态学界的不作为和人文生态学界对西方观点的生吞活剥会给中国发展带来若干不利影响。

首先，难以产生适合国情、以我为主的生态学观念，因此不得不听命西方，在国际气候谈判等国际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

第二，中国公众对环境问题难以理性解读，会进一步加重他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比如今年的若干环境问题（如南方大旱等），政府的官方解释虽然合于科学生态学界的观点，却无法有效辟谣。

第三，由于人文生态学界的西方视角，他们难以理解中国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事实，其绝对的批判态度，往往和地方官僚机构的发展目标（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直接对抗，这样会增加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难度。

在今后的国家发展过程中，中国要学会仔细区分，哪些生态学主张是处于科学生态学范畴之内，哪些主张是来自于人文领域。

对西方在中国传播的形形色色的生态学主张，要加以辨别明细，择善而从，而非全盘接受。

发展符合国情的生态学思想，也是非常重要的。

去年，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前夕，丁仲礼院士和强世功教授分别分析了中国的碳排放前景，解读了西方碳政治，这是中国自己的科学生态学和人文生态学的重要发展。

这两个研究对我国气候问题谈判是非常有益的，值得后来人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