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中原音乐舞蹈对少数族的同化功能

五代中原音乐舞蹈对少数族的同化功能
[摘要] 五代的中间三个王朝都是少数族在中原建立的政权。

他们的皇家音乐舞蹈活动,对于正统的华夏音乐,经历了由不熟悉到
逐渐靠近的过程。

这表明传统民族文化的稳固和强大,体现其对于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同化功能。

[关键词] 五代中原皇家乐舞民族文化同化
承唐末丧乱礼乐制度亡失之余,五代朝廷立国于中原,在都城今
河南省洛阳市、开封市举办各类活动,其音乐舞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演变、恢复过程。

由于五个王朝立国总共只有53年,兵荒马乱,文化衰落,再加上对音乐舞蹈的研究和教学向来重视不够,人们往
往忽略对它的考察。

其实,通过对其全过程的研究,可以揭示传统民族文化的稳固性、强大性,以及对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同化功能,并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华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共同进步。

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是汉族政权。

这时,经过唐末以来的长期动乱,百废待兴,无暇制礼作乐。

梁太祖称帝前后,“励精求理,深戒逸乐,未尝命堂上歌舞”。

开平四年(910)四月乙丑,他在西京洛阳,“止令内妓升阶,击鼓弄曲甚欢,至午而罢”。

八月丙子,他在陕州(今河南陕县)宴请文武从官军使,“设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乐”。

[1] 这在礼仪上,谈不上正规。

后梁之后相继建立的后唐、后晋、后汉三个王朝,都是由沙陀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

沙陀族早先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落的后裔,驻帐沙陀碛,即今新疆吉尔班通古特沙漠。

五代这三个王朝的统治者,
其先世已经进入今山西省。

当他们来河南建立政权,已经或多或少被汉族文化同化,行事依据中原典章制度,但依然保留着一些胡风。

后唐天成二年(927)六月,唐明宗在京城洛阳的白司马坂“祭突厥神,从北俗之礼也”;十一月又在开封“祭蕃神于郊外”。

这都没有受到人们的非议。

但十月份一件事则不一样。

青州(驻今山东青州市)节度使霍彦威派人赴开封向唐明宗进献箭一对,以祝贺平定开封朱守殷的叛乱,唐明宗赐给他箭一对。

当时史官批评道:“传箭,番家之符信也,起军令众则使之。

彦威本非蕃将,以臣传箭于君,非礼也。

”
[2] 后晋天福七年(942),晋高祖死亡,继任的晋少帝派遣右骁卫将军石德超等人,“押先皇御马二匹,往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市)西山扑祭,用北俗礼也”。

[3] 沙陀族统治者在礼制上既然这样做,他们在河南举办各项活动,便不可能严格遵循传统的华夏礼乐。

唐庄宗由边地而入主中原,起初所用音乐,“不过边部郑声而已”,华夏正统的“先王雅乐,殆将泯绝”,朝廷在洛阳举办各种活动,虽然也摆弄着各种传统乐器,“而宫商孰辨”![4] 唐庄宗懂得音乐,能够作曲,喜欢与伶人(演员)一起演出,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李天下”。

他曾在宫廷同一群优伶演戏,环顾四周,大声呼叫:“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演员敬新磨立即走到他跟前,打他耳光。

唐庄宗顿时惊慌失色,在场的人都吓坏了,问敬新磨:“汝奈何批天子颊?”敬新磨解释道:“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复谁呼邪!”[5] 于是大家哈哈大笑,唐庄宗也很高兴,赏赐给敬新磨很多东西。

这与严肃的华夏礼乐,相差何啻十万八千里。

到了后晋在河南建立,晋高祖才考虑恢复传统的乐舞
制度。

天福四年(939)年底,礼官制定春节朝会仪注,说:“王公上寿,皇帝举酒,奏《玄同之乐》;再饮,奏《文同之乐》;三饮,奏同前。

”“宫悬(悬挂钟磬的地方)歌舞未全,且请杂用九部雅乐,歌教坊法曲。

”[6] 这些提议都获得批准。

第二年,晋高祖诏令主管礼乐的太常寺着手恢复唐代的文武二舞,详细制定春节正旦和冬至举办朝会的礼乐,由太常寺卿崔棁偕同御史中丞窦贞固、刑部侍郎吕琦、礼部侍郎张允等人具体负责。

这年的冬至,晋高祖在开封崇元殿接受百官朝贺,殿廷一角设置宫悬,文武二舞在北面,登歌在上面。

表演文舞的演员文舞郎为八佾,即排成八行,每行八人。

他们头戴进贤冠,内穿白色单衣,外套黄纱袍,再罩上白练坎肩,下身着白布大口裤,
脚穿革带履。

他们左手持管乐器籥,右手举舞具雉羽,由两位引者领队表演。

表演武舞的演员武舞郎也是八佾,他们头着平巾帻,所穿的舞衣为绯丝布大袖,金色绣裆甲,外罩白练坎肩,腰部着锦腾蛇起梁带,下身穿豹文大口裤,脚穿乌靴,左手执干(盾牌),右手执戚(斧头),由两位手执旌旗的引者领队表演。

还加奏鼓吹十二按,羽葆鼓、大鼓、金錞各由一位乐工击奏,箫、笳各由两位乐工吹奏,一位演员唱歌词。

这时,演员们蒙上熊皮钓皮起舞,以象征百兽欢欣鼓舞。

王公大臣们纷纷向晋高祖祝寿,晋高祖举起酒爵,奏《玄同之乐》,三举时,歌手们登歌,奏《文同之乐》,举食,文舞歌《昭德之舞》,武舞歌《成功之舞》。

典礼结束,晋高祖极其高兴,赏赐给崔棁一些金帛,王公大臣们纷纷赞赏感叹。

但由于传统礼乐废弃已久,这次制作颇为仓促简单,又以龟兹部《霓裳》法曲参杂在雅音中,乐工舞郎除
了教坊伶人,便是工商杂类以及地方上逃避赋税徭役的人,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到了第二年春节,再在宫廷原封不动地演出这些节目,登歌发声悲悲切切,杂乱喧嚣,如同《薤露》、《虞殡》之类的挽歌,而舞蹈者行列进退,都不符合音乐的节拍。

在场的人被掀动起来的情绪不是庄重愉悦,而是压抑悲愤。

所以史书认为这不是好兆头,“其年高祖崩”。

[7] 晋少帝时,乐舞十分驳杂,或者在皇宫中偶尔组织“细声女乐”,或者在出征期间,“日于左右招浅蕃军校,奏三弦胡琴,和以羌笛,击节鸣鼓,更舞迭歌,以为娱乐”。

他自己也觉得不正规,常对侍臣们说:“此非音乐也。

”[8] 开运二年(945)八月,中书舍人陶穀上奏,“请权废太常寺二舞郎”[9],获得批准。

接着,后汉在开封立国,为时仅仅三年,对于乐舞更是“无暇制作”。

[10] 广顺元年(951),五代最后一个王朝汉族政权后周在开封开张。

周太祖维新庶政,太常寺卿边蔚上疏请改乐舞名称,说:刚过去的几个朝代,把唐初祖孝孙所定的文舞改名为《治安之舞》,武舞改名为《振德之舞》;现在请分别改为《政和之舞》和《善胜之舞》。

他们还把唐太宗时期的文舞改名为《观象之舞》,武舞改名为《讲功之舞》;现在请分别改为《崇德之舞》和《象成之舞》。

他们所改名的《十二成》,现在请改为《十二顺》。

具体地说,用于祭天神的乐曲《禋成》,改为《昭顺之乐》;祭地祇的《顺成》改为《宁顺之乐》;祭宗庙的《裕成》改为《肃顺之乐》;祭天地、宗庙时登歌所奏的《肃成》,改为《感顺之乐》;皇帝临轩时所奏的《政成》,改为《治顺之乐》;王公出入所奏的《弼成》,改为《忠顺之乐》;皇帝食举时
所奏的《德成》,改为《康顺之乐》;皇帝受朝及皇后入宫时所奏的《扆成》,改为《雍顺之乐》;皇太子轩悬出入时所奏的《胤成》,改为《温顺之乐》;元日、冬至皇帝出席庆典时登歌所奏的《庆成》,改为《礼顺之乐》;郊庙俎入时所奏的《騂成》,改为《禋顺之乐》;皇帝祭享、酌献、读祝及饮福、受胙时所奏的《寿成》,改为《福顺之乐》。

南朝梁武帝把《九夏》改为《十二雅》,以与阴阳十二律旋宫之义协调一致,祖孝孙改为《十二和》。

唐玄宗时期,增加三和。

刚过去的几个朝代却去掉二和,改一雅。

现在请废除雅,只用《十二顺》乐曲。

祭孔子、姜子牙文武二庙降神奏的《师雅》,请改用《礼顺之乐》;三公升殿、会讫下阶履行所用的《弼成》,请改用《忠顺之乐》;享先农及籍田所用的《顺成》,请改用《宁顺之乐》。

[11] 但这还仅仅是纸上谈兵,具体落实并不得力。

显德五年(958)冬天,周世宗亲临宫悬,发现只是摆设,没人会演奏,不禁凄怆感伤,于是命
翰林学士、判太常寺事窦俨研究唐代乐舞制度,枢密使王朴制定正声。

王朴认为以十二律管互吹,音高不准确,于是采用古代累黍法以审定音准。

他找来比寻常体积大一些的琴,设九尺长的十三弦,两端固定在长短分寸不同的弦柱上,依据西汉音乐家京房制定的律准,
来确定六律六吕十二律,旋相为宫,制成雅乐律准。

第二年正月,他上疏说:“唐太宗复古道,乃用祖孝孙、张文收考正雅乐,而旋宫八十四调复见于时,在悬之器方无哑者。

安史之乱,京都为墟,器之与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渐多纰缪。

逮乎黄巢之馀,工器都尽,购募不获,文记亦亡,集官详酌,终不知其制度。

时有太常博士殷盈孙,按
《周官·考工记》之文,铸镈钟十二,编钟二百四十;处士萧承训校定石磬,今之在悬者是也。

虽有乐器之状,殊无相应之和。

逮乎朱梁、后唐,历晋与汉,皆享国不远,未暇及于礼乐。

以至于十二镈钟,不问声律宫商,但循环而击,编钟、编磬,徒悬而已。

丝、竹、匏、土,仅有七声,作黄钟之宫一调,亦不能备,其馀八十三调,于是乎泯绝。

乐之缺坏,无甚于今。

……臣……遂依周法,以秬黍校定尺度,长九寸,虚径三分,为黄钟之管,与见在黄钟之声相应。

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管。

以为众管互吹,用声不便,乃作律准,十三弦宣声,长九尺张弦,各如黄钟之声。

以第八弦六尺,设柱为林钟;第三弦八尺,设柱为太簇;第十弦五尺三寸四分,设柱为南吕;第五弦七尺一寸三分,设柱为姑洗;第十二弦四尺七寸五分,设柱为应钟;第七弦六尺三寸三分,设柱为蕤宾;第二弦八尺四寸四分,设柱为大吕;第九弦五尺
六寸三分,设柱为夷则;第四弦七尺五寸一分,设柱为夹钟;第十一
弦五尺一分,设柱为无射;第六弦六尺六寸八分,设柱为中吕;第十
三弦四尺五寸,设柱为黄钟之清声。

十二律中,旋用七声为均(韵),为均之主者,宫也,徵、商、羽、角、变宫、变徵次焉。

发其均主之声,归乎本音之律,七声迭应而不乱,乃成其调。

均有七调,声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调,歌奏之曲,由之出焉。

”周世宗诏令尚书省会集百官讨论,兵部尚书张昭等人说:“臣等今月十九日于太常寺集,命太乐令贾峻奏王朴新法黄钟调七均,音律和谐,不相凌越。

其馀十一管诸调,望依新法教习,以备礼寺施用。

”同时,张昭等人还就五郊天地、宗庙、社稷、三朝大礼所用的音乐、舞蹈、歌词等事项,建议“依
新法声调,别撰乐章舞曲,令歌者诵习,永为一代之法,以光六乐之书”。

周世宗批准,“自是雅乐之音,稍克谐矣”。

[12]
五代时期,传统的华夏正声,经历了由沙陀族政权不熟悉到逐渐靠近的过程,到汉族政权后周时才得以完全恢复,这表明民族文化的稳固和强大,落后的少数族到了汉族聚居区,不得不适应先进的文化状况,从而被同化,并共同进步。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我国没有出现文化断层和四分五裂,不论哪个民族执掌国家政权,社会都顺着原有的趋势发展进步,所以这样,民族文化起了强大的作用,其中作为华夏正声的乐舞,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旧五代史》卷5《梁太祖纪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

[2]《旧五代史》卷38《唐明宗纪四》。

[3]《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一》。

[4][10]《旧五代史》卷144《乐志上》。

[5]《新五代史》卷37《伶官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6]《旧五代史》卷78《晋高祖纪四》。

[7]《新五代史》卷55《崔棁传》。

[8]《旧五代史》卷82《晋少帝纪二》。

[9]《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四》。

[11][12]《旧五代史》卷145《乐志下》。

作者简介:
郭可悫(1975-),男,河南洛阳人,白俄罗斯艺术硕士,洛阳师范学
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