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之政治现象学

汉娜·阿伦特的政治现象学/0307205.htm王音力编者按：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是海德格尔最著名的两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约那斯Hans Jonas），她同海德格尔的私人关系至今仍是不少人关注的兴趣点。

无庸质疑的是，她的现象学政治理论具有很强的原创性和很广泛的影响力。

历史注定了阿伦特不是一个超验的、唯智的沉思者，相反，她的一切都来自于自身致命的体验，亦就是阿伦特从来没有逃脱整个时代强加于象她这样一个有血有肉、有热情、有渴望、有呼告的女性的种种矛盾和困扰，因之她的思想无不打上强烈的、鲜明的时代的烙印，并且充满了体验的震荡、激情的思辩，她是从痛苦中收获一切的思考者，而她的思考中所呈现的，也正是痛苦的产物，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里，她不仅没有减弱自己的思想光度，反而使自身的光度更为强烈和有力。

作为一个女性，无论世事如何凋谢和变易，阿伦特终其一生，永葆着性格中的许多善良、美好与纯真，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阿伦特没有一天放弃过对个人理想、生命价值以及社会公义的坚持。

她是如此独立，如此一以贯之致力于自己的学者使命，用自己的全部热忱和体验换取思想的勇气。

她不是退隐书斋的思想家，而是以书斋为战场的思想家。

阿伦特才气横溢，她以自身独特而炽烈的思想方式和表达方式，不仅向我们展现了她深邃的思想、丰富的情感，同时也展示了她冷峻的天才和高贵独立的人格，毫无疑问，阿伦特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心灵之一，她的价值将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

“悲伤，仿佛点燃在心头的烛光，把我的黑夜照亮。

我有了光明，便不再需要悲伤，我穿过了漫漫长夜，远征在回家的路上。

”——汉娜·阿伦特二十世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亲身经历了欧洲文明的支离破碎，精神上的无家可归，欧洲仿佛脱轨的火车，成了茨威格无法理解的“昨日的世界”。

犹太血统的思想家更直接处在时代风暴的中心，他们一夜之间无家无国，被迫流亡，无论走到哪里，死亡集中营都象一个可怕的梦魇，向他们拷问着生存的意义和责任。

胡塞尔、雅斯贝斯（其妻是犹太人）、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对这段历史做了哲学上的反思，这种历史命运直接影响了汉娜·阿伦特一生思想的起点和方向。

阿伦特的政治哲学包含三方面的思想传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罗马古典共和主义传统和海德格“在世存在”的思想。

即便如此，人们也很难把她的思想归入某个传统思潮或哲学流派，她也一直坚决拒绝加入流行的合唱，因为引导她思考的是当代政治现象，任何“客观”、“科学”的理论都不能提供一种参与的态度而直面政治现象本身。

二十世纪在政治上暴露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纳粹主义、帝国主义和极权主义、大屠杀、公民政治文化的崩溃、金钱和权力对政治的垄断的等等。

阿伦特的个人遭遇和思想经历促使她一生都试图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她对当代哲学的巨大贡献已日益受到重视，尤其是她是第一个从政治哲学上探索极权主义起源的人。

本文阐述了阿伦特对人类存在境况的分析，由此她揭示出人存在的意义在于和他人在一起，通过行动和言说显示自身。

真正的政治是人们交互行动和自由交流的活动，由政治行动所实现的公共领域对人的存在具有本质重要性。

她认为，自从柏拉图把思辩生活置于积极生活之上，将知与行相分离，把政治实践思为技术和制造开始，古希腊城邦政治所体现的多样性和显现性特征就逐渐被单一性和工具性所遮蔽了。

近代开始于地理大发现和资本主义对财产的剥夺，伴随着世界异化和主体主义的上升，从此生产的私人领域迅速崛起，最终取代和吞噬了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分析深刻地表明极权主义的根源在于现代性危机——公共领域的衰落。

第一节人类活动的现象学分析海德格对此在现象学的分析对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有很大程度的影响，促使她把对政治本性的探讨建立在对存在条件和意义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时，追问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要求返回到政治的本源，而政治哲学作为西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起源于历史上实际存在过的一段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城邦政治。

古希腊曾出现过一种独特的人的样式——追求政治存在和实现政治存在。

虽然这一存在样式在历史上稍纵即逝，但关于其存在的体验却在早期的神话、诗和哲学残篇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正如海德格研究存在问题回到古希腊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回到作为起源的存在一样，阿伦特也返回到同一个时期，在荷马史诗、前苏格拉底哲学和古希腊城邦中寻求真正的政治是什么。

对Polis的久远回忆带有历史和哲学的双重意味：城邦政治生活为什么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政治如何显示自身，它对于人存在的本真性和基础性。

在《人之条件》的开头，阿伦特写道：“我打算用vita activa这个词来表示三种基本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

它们之所以是基本的活动，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对应于人在地球上被给定的一种生活状况。

劳动是相应于人体生物过程的活动，人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生产和供应给生命过程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劳动的人之条件是生命本身。

工作是相应于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性的活动。

人类存在不在于物种永无休止的生命循环，其必死性也不可能以物种的循环来补偿。

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的世界，个体生命居于其中，然而这个世界本身将会超越所以的人而长久地存在。

工作的人之条件是世界性（worldliness）。

行动是唯一无需事或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

它相应于多样性的人之条件，因为事实上是人们，而不是单个的人生活在地球上以及居住在世界中。

虽然人之条件的所有方面都多多少少与政治相联系，但特别是多样性是所有政治生活的条件。

因此在罗马人（他们也许是我们已知的最具有政治意义的人）的语言中，“生活”与“在人们当中”、“死亡”与“不在人们当中”被用作同义词。

行动乃人之条件甚至在“创世纪”中已鲜明地体现了其最原初的形式（“乃是照着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只要我们理解上帝造人的故事根本不是说上帝最初造了一个男人（亚当），是“他”而不是“他们”，以至认为大批的人只是同一个模子的无限繁殖、无限重复的产物。

如果所有的人都有着一模一样的，并且象任何其它东西一样可重复的性质和本质，那么行动就会是一种不必要的奢侈，是对行为普遍法则的一场任意干预。

多样性是人之条件，因为我们之所以是同样的，即都是人，在于没有人和曾经活过、正活着和将要活的任何其他人相同。

”阿伦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生产—工艺—实践（techne-poiesis-phronesis）的三分模式，认为行动就是在生活实践当中自由决定的行为，是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活动，尤其是在人与他人共存与世的关系中，在人们多样性的条件下，体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活动。

在古希腊，这种公开行动、共同行动的形式就是政治活动。

阿伦特的突出贡献在于，她对积极生活（vita activa）所包含的三种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以显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劳动与单纯的生存相联系，是满足生存必需品的手段和服从于生物本能的活动。

劳动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从属于永远无法摆脱的生命循环：需求、劳作、消费、满足、再生产的需求、劳作……，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

劳动在世界上留不下任何痕迹，它的产物一出现就注定要被消费掉，劳动者在世的显现也仅仅作为一种生物物种的代表。

可以说，劳动的现象学层次很低，介于物种生存的匿名性和个人体验的私人性之间。

把人从生命循环、从必需性的负担中解脱出来的第一个活动是工作。

工作，在制造的含义上，希腊人称之为poiesis。

阿伦特认为人类存在的“非自然性”是工作的必要条件，即对自然的暴力改造。

工具的发明、产品的制造打破了生命自然循环的转瞬即逝和徒劳无功，在它之外创造了一个更持久的领域，持久的东西在其中显示自身。

这个领域不是单纯的生命环境而是一个“世界”，一个共同的人类世界。

所以工作的人之条件也就是世界性。

持存而稳固的人造物世界为人类提供了可依恃的家园和共享的空间，它使一切和这个世界相联系的东西都获得了独特的同一性，使某一存在者得以作为它所是的存在者而存在，因此，“世界性”也是人最本质的生存状态。

世界的共同性使人们相互联系，世界的超越性又注定每个人只在从出生到死亡这段不可替代的时间线内出现，这样，人既不会被单一的自然循环所吞噬，又不会与其他人相混淆，从而保持了个体的身份。

阿伦特从两方面论证了现象学在工作中比在劳动中有更重要的地位。

首先，劳动既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结束，活着为了吃还是吃为了活着？而在制造活动的开始出现了一个被赋予稳定性和相对持久性的模型，工作在模型的引导下进行。

制造活动的结束体现为一个产品，无论它与模型相比是多么不完美，都被看成世界之中一个可见的、持久的存在者。

但是制造活动因此而服从于手段和目的的范畴，当工具主义统治了制造活动和制造者的思想意识时，每个最终产品又都变成了单纯的手段，为了下一个目的而抹杀了自身的显现，最终的结果是有用性和功能性不断威胁着人造物的持久性和显现性。

其次艺术品是非功利的，在其独特性上不可交换的人造物，阿伦特认为艺术品充分地体现了世界的持久性和显现性特征。

在“世界的持存和艺术品”一节中，阿伦特写道：“似乎事物的稳固性在艺术品的恒久中得到澄明，因此一种关于不朽的预告——不是灵魂或生命的不朽，而是必死的人用双手创造的不朽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触，闪耀和被看到、响起和被听到、说出和被读到。

”.如果没有艺术品持久地揭示，向世界开放和交流，“伟大的行为和伟大的言词”很快就会消失，被人类忘却。

“如果劳动的动物需要制造者的帮助来减轻劳动和他的痛苦，如果必死的人需要制造者的帮助去建立地球上的家园，行动和言说的人就需要制造者在其最高能力上的帮助，也就是艺术家、诗人和历史编篡者的帮助，因为没有这些人，他们活动的唯一产物，其行动和言说的故事就无法幸存。

”行动是唯一无需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活动，是每个人作为人向其他人显示自己的方式，也是人类最富自我意识的活动，每一次活动都是一次创造性地对人类世界的切入，一个新的意义自发地产生。

古希腊人以行动追求自身的伟大和不朽，就象伯里克里的演讲所指出的，行动和演说内在有意义，判断行动的标准不是动机或目的、成功或失败，而是伟大。

行动的存在论基础在于人的多样性，“行为和言说的基本条件，人的多样性，有相同和差异两方面的性质。

如果人们不相同，他们就不能理解自己和理解前人，也不能计划未来和预见后人的需要。

如果人们不相异，每个人不与活着、活过和将要活的其他任何人相区别，他们就无需言说和行动以使自己被理解。

要交流直接同一的需要和需求，符号和声音就足够了。

”行动意味着在人类“多样性”的条件下，每个人通过他人之在场来揭示“我是谁？”。

我们不可能在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或哲学上定义“我是谁？”，因为任何定义都是对人的性质、性格的描述，即普遍性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