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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文化

汉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开通西域，形成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即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进行交流，给世界文化以极大冲击，标志着世界史的展开。

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搞“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现在国外的“唐人街”就是哪个时代文化交流，中国人定居所遗留的实物见证。连很多外国人直到现在还习惯将中国人称为“唐人”,可见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朝与朝鲜、日本以及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深广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巨大影响，其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生活习俗（衣服、茶道）、钱币铸造、文字都和唐朝接近。唐王朝和中亚诸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对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唐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汉唐历史的相似性

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十分明显，学者已有论列（注：如王大华《汉唐历史进程相似原因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徐连达等《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许兆昌《秦汉隋唐现象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余不备举。），兹就其主要方面分疏如下。

第一，汉唐都是前承一个强大而短祚的统一帝国（秦、隋）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一方面，汉唐分别接受了秦隋在立国规模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丰厚遗产，即“汉承秦制”和“唐承隋制”（注：如《汉书》卷100上《叙传》载班彪论“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云云；按汉法律、历法等皆承秦制。唐承隋制，陈寅恪先生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论已详。），同时还应包括驰道、直道、长城、灵渠、大运河等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对于汉唐来说，通常与大规模创制立法和举办巨大公共工程相伴随的社会震荡和制度成本，遂因前有所承而大大减省；另一方面，汉唐充分吸取了强大的秦隋帝国其所以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避免了重蹈覆辙。总之，历史老人似乎有意选择短命夭折的秦隋作为铺垫和预演，使汉唐得以成就长治久安的盛世伟业，所谓“秦兼六国，隋混南北，适为汉唐驱除”。[1](p.1167)

更重要的是，汉唐所承之秦隋，其历史进程及命运亦有惊人的相似，从而构成其继承者历史相似性的基因。

秦隋都是经过长期分裂之后（假设西周亦为统一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它们的出现顺应了分久必合、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就不会因秦隋的夭折而消失，历史总是顽强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汉唐的出现适逢其会，它们代表着相同的历史趋势，负载着相似的历史任务。

秦隋开国皇帝都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刀阔斧改革的一代英主，“（秦）始皇并吞六国，（隋）高祖统一九州”，建立了强盛的统一帝国，但他们在选择接班人上均出现重大失误（秦不立长子扶苏、隋废太子杨勇），以致两朝都出现了历史上堪称典型的亡国之主（秦二世、隋炀帝）及其残暴统治，导致诸多特征相同的农民大起义，使新生的统一王朝二世而亡。[2]社会经济亦濒于崩溃：《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隋书·杨玄感传》载隋末：“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吸取秦隋覆车之鉴，同为汉唐开国君臣最为关注的课题。刘邦曾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要求侍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自称“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所谓“前王之得失”，也主要指隋亡教训（注：《史记》卷97《陆贾传》，第2699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中华书局1960年；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21页，卷8《务农》，第279页，岳麓书社1996年。）。在记载太宗与侍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以及当时成书的官修《隋书》中，“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魏徵曾在《隋书》卷70末“史臣曰”中，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按秦隋之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役民力，急政峻刑。因此汉唐之初，都相应推行了轻徭薄赋、简政缓刑、与民休息的清静无为政策。两朝建立不久，汉约二十余年，唐仅十余年，即分别出现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有关这两个治世的研究极多，无庸赘述，这里只指出一点，若就人口繁庶、经济军事实力强弱而言，两个治世都远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秦朝和隋朝，它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者，即在于一反秦末、隋末之暴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慎用民力，农民负担稍轻，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无饥寒之弊”而已（注：关于社会稳定：《汉书》卷4《文帝纪》末“赞曰”：“（孝文）专务以德化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贞观政要》卷1《政体》：“商野旅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关于慎用民力，经济回升：《汉书》卷23《刑罚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贞观政要》卷8《务农》、卷6《俭约》载，唐太宗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必夺农时，“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于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锈，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第二，凭借前期“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并堪称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典范。两个盛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进一步显示了汉唐历史发展中的相似性。

汉唐盛世都以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综合国力明显上升著称。《史记》卷30《平准书》称汉武盛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开元盛世则如杜甫《忆昔》所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平准书》所谓数十年“国家无事”，以及《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条载安禄山起兵南下前，“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不无夸张地描绘了当时仓廪富实、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长期承平，使小农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国家控制的在籍小农数量，也在汉唐盛世分别接近或达到两朝高峰（注：汉武帝时无户口总数，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口5959万余，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唐在籍户口数，以天宝十四载（755年）为最高，凡户891万余，口5291万余，见《通典》卷7《食货）。）。在籍编户是国家的赋役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国家财力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