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新闻史研究_以创刊初期的_盛京时报_为中心

第33卷第4期大连大学学报Vol.33No.4 2012年8月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 Aug.2012

日本侵华新闻史研究

—以创刊初期的《盛京时报》为中心

刘爱君

(大连工业大学，辽宁　大连　116034)

摘　要：《盛京时报》是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报纸。日俄战争后，该报以维护日本的在华利益，扩张日本国权为目的，成为日本政府宣传其大陆政策和对华侵略的工具。本文通过考察《盛京时报》创刊初期的论调，揭示日本媒体的侵华战争责任。

关键词：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盛京时报

中图分类号：K3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395(2012)04-0041-05

收稿日期：2012-06-11

基金课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CXW002)“日本侵华新闻史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爱君(1968-)女，大连工业大学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化研究。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中日关系纷繁复杂，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在日本策动的对华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进程中，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创办了大量中文报刊，宣传日本的大陆政策，为其侵略目的进行辩护。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行时间最长、发行量最大的《盛京时报》即是其中之一。1906年10月18日，由中岛真雄主办的中文报纸《盛京时报》在日本奉天总领事馆内创刊。该报“拥护帝国在南北满洲的利益，策应国策执行者即满铁的事业和帝国的对支政策，作为东北支那附带国家使命的唯一一家中文报纸，创刊以来贡献甚多”。[1]

本文通过对《盛京时报》的个案考察，围绕其创刊初期的主要论调，分析《盛京时报》对于中日关系的报道倾向，阐明中日两国历史认识上的分歧，揭示日本媒体的侵华战争责任，为该时代的中日关系研究、日本侵华史研究提供相应的佐证。

一、《盛京时报》的创刊

《盛京时报》的创刊者为日本东亚同文会前福州支部长中岛真雄，该报自1906年10月18日至1944年9月14为止，在奉天发行了38年之久。1906年10月，日本营口军政署撤销，中岛从北京的《顺天时报》社邀请主笔一宫房次郎、日本印刷机

经销商中原安太郎和部分印刷工人北上奉天，在奉天总领事馆官邸内创刊了《盛京时报》。该报报头由末代皇帝溥仪的师傅、奉天民政使张元奇题写。在《盛京时报》社任主笔达30余年的菊池贞二这样回顾创刊当时的情景：

“日俄战争后，日本实施经营满洲政策之际，中岛真雄痛感以启发当地民众为主的宣传工作和建立言论机关的紧要性、必要性。于是将北京的《顺天时报》转交与外务省上野靺鞨氏经营，自己则进入满洲，在当时日本人移居中心地营口创刊了满洲日报，又在奉天兴办了中文报纸盛京时报。这两份报纸分别开满洲日文报纸和中文报纸之先河。”[2]“在奉天大会战中，俄军一败涂地，我军查点奉天的俄军仓库，发现一块金字牌匾，上面刻有“盛京报馆”四个大字。俄军趁义和团运动之机，侵略全满洲，无视英美等国的抗议，步步为营，继续占领并推进满洲的经营，期间自然重视言论机关的建设，在旅顺已发行俄文《远东报》，并计划在奉天发行《盛京报》、在哈尔滨发行中文《远东报》。中岛翁在奉天小西关创刊《盛京时报》之际，幸运地发现了俄军留下的这块金字牌匾，虽然报纸名称略有差异，但还是将其堂堂挂在了门柱上。”[2]

可见，《盛京时报》创刊的首要目的，就是为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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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地经营而进行舆论宣传工作，从上文的字里行间可以感觉到日本报人以《盛京时报》为舞台与俄国对抗的“抱负”以及殖民东北的“雄心”。在《盛京时报》发行的创刊号上，时任奉天首任总领事的萩原守一、驻北京日本使署领事岛川毅三郎、奉天交涉使陶大均、大阪朝日新闻社前主笔、时任京都大学教授的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博士等都发来了贺辞。其中萩原守一在贺辞中大为称赞创刊者中岛真雄之前创办北京《顺天时报》及营口《满洲日报》的业绩，并表示：

“按日清两国，论利害则为唇齿,论情谊则若兄弟,日本盛衰即清国盛衰,清国盛衰亦即日本盛。故数年来邻交益致亲密,隐然为同盟之国。然兄弟有阅墙之时,唇齿有误撞之患,彼我事情之不明，两国之间难保无一龃龉，外间遂乘隙以肆窥伺之谋未可知也。兹有此新闻纸之出世,必能极意疏通维持于交际往来之时，使彼此互图国猷争优胜于世界也。”[3]奉天交涉使陶大均在祝词中介绍了欧美及日本报业的发展，并代表中国政府对报纸的发行寄予了期待：“（前略）吾于是知文明进步非报馆莫为先导也。今盛京乃创为时报，其可以开通吾民之智识，轮纳外界之文明者，知必基于斯矣。吾知其必无乖僻之议论，必无鄙俚之言辞，必不攻发隐私，必不倒置黑白，以尽其报馆之天职，新闻之义务。则他日进化之功其勋烈岂出他事下哉。”[3]

参与《盛京时报》的主要报人，几乎都是东亚同文会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创刊初期，在主笔一宫房次郎、营业部长染谷保藏、记者稻垣伸太郎和佐藤善雄中，一宫和染谷均为同文书院的第一期学生，佐藤是第三期学生。发行之初，《盛京时报》采用大版4页的日报形式。第一版和第四版均为广告，第二版设有“宫门抄”、“论说”、“京师要闻”、“东三省要闻”等栏目，第三面设有“各国新闻”、“各省新闻”、“东三省轶闻”、“市井杂俎”等栏目。创刊当时，在财务和行政方面得到了担当战后“满洲经营”的陆军中将福岛安正（后任关东都督府都督、东亚同文会副会长）和奉天满洲总领事馆领事萩原守一的帮助。第二年起就开始接受日本外务省的赞助金，该项赞助持续了20年之久，金额也不断增加。报纸发行量也从最初的每日2万5千份逐渐增加到4万份。1918年外务省出资一半购置了东北报界第一台高速轮转印刷机。1921年8月报社迁往满铁附属地内隅田町9番地（现辽宁日报社社址）。

二、《盛京时报》初期的论调

日俄战后，中日间矛盾的焦点在于解决“满洲”问题。关于中日双方的交涉，在中岛真雄的《对支回顾录》里有这样的记载。“与当初日本的预期相反，支那方面，企图以其强硬的态度来粉碎我国的主张。特别是安奉线改建问题，根本不把我国放在眼里，而是强烈主张‘战时的轻便铁道应随着战事的结束而撤回’，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日本付出巨大的牺牲打败俄国，从俄国的魔手中替清国夺回满洲的土地。然而支那却认为这里是清国可以完全行使主权的地方，认为日俄战争是日俄双方的任意行为，并一味与我对抗。自然引起我方随员中一些血气方刚的壮年人表示强烈愤慨。”[4]

可见，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认为向中国提出在满洲的特殊权益是理所应当的，因而遭遇中国的抵制，此时中日政府间的冲突业已开始。《盛京时报》创刊的主要目的就是为日俄战后日本顺利“经营满洲”制造舆论，其首要目标就是如何将日本的观点和主张，渗透到中国人的头脑中。那么，该报在创刊初期，究竟宣扬了哪些内容呢？以下将围绕该时期的社论为中心展开考察。

1．关于“满洲”与日本的关系

《盛京时报》创刊时的主笔一宫房次郎（东亚同文书院出身、后任日本众议院议员），曾就日俄战争后日本与满洲的关系做过如下表述：“在某种意义上,日俄战争与日清战争有着一种因果关系。日俄战争是我帝国将国家的存亡、国民的血泪和财产当作赌注来打的一场重大战争,其结晶是俄支两国承认转让这些利权,以及通过我国作战而保全下来的支那领土——满洲。……这样看来，巩固我帝国在满洲的地位应成为我国的传统国策。”[5]

关于满洲与日本的关系，《盛京时报》的宣传就是基于上述认识而展开的。首先在创刊当天的“社说”栏登载的发行之辞。“20世纪之世界，一优胜劣败之世界也。……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家必自毁而后人毁，国必自伐而后人伐。盖谓不自侮自毁自伐，他人终不能侮之毁之伐之也。……我奉省地处东隅，强邻环伺，民智不开，迷信不去，新法未兴，百废未举，昏沉沉抑郁，将何以保全本朝龙兴之地，为各省教育之冠哉。前者天祸吾国，强邻藉端南下占据本省，侮渎官民，凌辱妇女，破败身家，暴虐不仁，恣横无忌，此我三省同胞之寤寐不忘者也。肆遭日俄开衅，通省土地人民陷于枪烟弹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