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宋代禁榷专卖制度的再认识

关于宋代禁榷专卖制度的再认识但禁榷专卖制度严密控制了其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将之纳入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体系，私人商业资本的自由活动空间大大缩小了，特别是基本上堵塞了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转化的途径，严重阻碍戕害了其生产、流通的正常发展，造成了生产者、商人与封建国家间的激烈的矛盾斗争。

又由于盐、茶、酒、矾、香药、醋等行业属于商品经济体系中市场广阔、利润较高、流通量较大的部分，禁榷专卖对于整个工商业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以往的研究者们正是从这个角度上对禁榷专卖制度痛加诟病的。

尽管封建国家插手这几项重要商品之生产和流通的主要目的是攫占经济利益，但经济现象从来都不单单取决于纯之又纯的经济因素。

任何时期的重大经济问题，都首先是社会问题，都毫无例外地属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关系、乃至对外关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封建时代尽管强权肆虐，但禁榷专卖制度的长期存在也不是封建官府的蛮横和贪婪这类简单化的概念所能解释得了的。

因而对于宋代的这项重要经济制度的评判，也应当考虑到特殊的时代背景，从多方面的因素着眼，进行全面的具体分析。

如果我们把禁榷专卖制度臵于宋代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之中，就会发现这项制度除了对于茶、盐、酒、矾、香药等相关行业的生产流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之外，对于当时的商品货币经济、国防军事形势、封建国家的政治利益、社会关系乃至对外贸易等等，也都有程度不同的影响。

这些影响既有一些消极后果，也有某些积极作用，还表现出了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实行禁榷专卖制度的客观必然性。

有必要从具体的历史实际出发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

下面我们主要从禁榷制度与几项重大问题的关系入手展开论述。

禁榷制度与军事后勤供应的关系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走到了穷途末路，募兵制代之而起，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财政体制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在府兵制下，服兵役者是均田农民，其粮食、马料、武器、服装等皆须自备。

而募兵制下的士兵基本上是职业军人，各项军需物品皆由国家供应。

养兵制度由府兵自养变为国家财政供养，军费支出愈益成为财政开支的重要内容，使封建国家的财政体制基本上变成了国防财政，即与财政有关的经济资源、制度和政策首先并大部分用于军事国防的需要。

唐政府保障军队后勤供应的主要办法，一是组织财赋实物的行政调拨，二是实行和籴制度，通过市场购买军队需要的粮草等物资。

为了和籴，唐朝一方面把赋税中的租米改折成绢布交纳，运输到关中等地用于和籴；另一方面强化禁榷制度，通过榷盐、榷酒、榷茶等，扩大货币财政收入。

唐代禁榷制度的变革与兵制上的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名臣陆贽就说：“以编户倾家破产之资，兼有司榷盐税酒之利，总其所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斯，可谓财匮于兵众矣”。

[1]宋朝北临契丹辽国的威胁，西北与党项西夏为敌，北部沿边警钟长鸣，战火连绵。

在严重的国防危机面前，宋朝积极扩军备战，使军队数量一增再增，宋仁宗时达到了125万余众。

这必然迫使宋政府不得不调动几乎所有的财政力量应付日益浩繁的军费开支。

军费对财政的压力大大超过了唐代，国防财政的特点更加鲜明。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一方面，禁榷制度受军费需求的牵制愈益强化，如曾巩所言：自时以来，兵籍既众，他费稍稍亦滋，锢利之法始急。

于是言矾课则刘熙古，深茶禁则樊若水，峻酒榷则程能，变盐令则杨允恭，各骋其意，从而助之者浸广。

自此山海之入，征榷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密焉，犹不能以为足也。

[2]南宋的黄度也说：“无名苛敛不少蠲减，茶盐榷酤日求增羡，皆兵之为也”。

[3] 茶法、盐法的变革明显地从属于国防财政的需要，围绕国防财政这个轴心转移，是宋代禁榷制度的一大特点。

另一方面，禁榷制度在国防财政体系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基本上构成了军队后勤保障的最重要的支柱，宋朝为解决沿边驻军的粮草供应问题而建立的入中制度主要就是以禁榷制度为依托的。

除此之外，在宋代禁榷制度与国防财政的关系上，还有两个方面的情况与唐代有所不同。

一是唐代的禁榷制度与沿边的市籴粮草在财政收支体系中仍然是分割的，前者表现为货币收入，后者是货币的支出，双方尚未形成直接联系。

北宋时，茶、盐、香药等榷货作为入中的偿付之物直接变成了沿边市籴粮草的籴本。

二是虽然晚唐的元和、长庆年间，唐政府开始将类似于飞钱法的信用形式运用于沿边和籴，商人在边郡入纳粮草，从官府领取信用票据，到京师长安还钱。

但信用票据尚未出现于禁榷之中，在沿边市籴中的应用也较少。

宋代则不仅把钞引之类的信用票据广泛运用于禁榷制度，而且通过钞引把沿边入中和偿付茶盐等榷货紧密联系起来，从而使跨地域、跨时间的大规模商品信用交换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宋朝解决沿边军需粮草等物资的办法，除了利用当地赋税收入、附近地区的“支移”、以及政府的行政调拨之外，主要仰仗市籴入中制度。

具体地说，市籴制度又分为三种形式：宋时市籴之名有三：和籴以见钱给之；博籴以他物给之；便籴则商贾，以钞引给之。

[4]所谓“和籴”，文献上又多称为“收籴”，[5] 是用现钱货币偿付入中。

所谓“博籴”，就是用货币以外的其他物品折价支付。

所谓“便籴”，其市籴的交易对象主要是商贾，它先是用钞引支付入中，然后商人再持钞引到京师或指定的其他地区或者换取现钱、或者换取茶盐香药等榷货。

如果从市籴的偿值方式的角度来区分，收籴、博籴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一手交货（粮草）、一手交钱（或博籴所用的物），是现场同时进行的商品交换。

便籴，关键在于“便”字，它采用了便钱汇兑的方式，交货和偿值在空间上是分开的，在时间上是推迟的，它属于商业信用。

如果从偿值物品即籴本的角度划分，收籴属于钱物交易，博籴和便籴属于物物交易。

博籴的籴本，通常有绸、绢、丝、绵、金、银、茶、香药等等。

宋政府在沿边的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地区设臵了折博务主持博籴等事务。

如河东的折博务在接受了商人入中的上述杂物后，偿付给盐、矾等当地土产，折博务再用入中的上述杂物“充备河东路并、汾等十余州军支折和籴”。

[6] 据统计，河东路晋州的折博务用矾折偿杂物入中的情况是，宋太宗“太平兴国初，岁博缗钱金银计一十二万余贯，茶计三万余贯。

端拱初，银绢帛二万余贯，茶计十四万贯”。

[7] 宋真宗景佑四年后，改为“客旅并不入银绢见钱，只将茶货入纳。

遂额定令客人每年于晋州折博务入纳茶一十万斤”。

[8] 可见博籴实际上是部分用榷货甚至有时全部用榷货的一种籴法。

便籴的籴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钱，再一类是茶、盐、香药等榷货。

大致在北宋中期以前，以榷货类居多，用现钱者较少。

在北宋中期以前，收籴、博籴、便籴三种籴法并存，以便籴为主；在便籴和博籴二法之中，榷货都占了极大比重，都是主要以禁榷制度为依托的籴法。

关于收籴、博籴我们将在下一章集中论述，这里主要分析便籴法与禁榷专卖制度的关系。

宋太祖时，茶盐等的榷利仍像唐代一样首先表现为由金银、缗钱、绢帛等构成的财政收入，与沿边购买军需粮草的关系是间接的。

通过钞引信用证券的联系，使茶盐等榷货变成入中粮草的便籴籴本，用茶盐等实物直接购买军需的粮草等实物，则是从宋太宗雍熙年间开始的。

从资料上看，这项重大变革的首倡者是刘式。

[9] 刘式，字叔度，曾担任过潭州茶场监官，取得了“岁终奏课倍前人”的好成绩，赢得了宋太宗的赏识。

随后又知淮南利丰监盐场。

刘式的这种经历，使他对当时的茶盐禁榷之利弊有深切的认识。

宋太宗平定北汉之后，是时初得并州，又绝和亲，诛灵夏叛族，边费多，有司不能给，颇以扰民。

叔度通轻重，以为此非长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迁化居，所以调有余不足，便民赡国。

臣前在潭州，见茶积成山，或不能泄，岁久则皆焚弃；今利丰监积盐复多，有司无术以御之，但坐守视之耳。

国家据山海之源而不能用，边寇小警，搜弊补败，辄以劳民，至上下空匮，甚非计也。

臣请通茶盐之利，被之河北关中，国可益赋而财用足”。

上异其言，即以驿召入问计策，语合意，因留判三司都磨勘司。

[10] 宋太宗采纳了刘式的建议，“自河北用兵，切于馈饷，始令商人输刍粮塞下，酌地之远近而优为其直，执文券至京师，偿以缗钱，或移文江淮给茶盐，谓之折中”。

[11] 商人在沿边入中粮草之后，凭“文券”（钞引）既可以像唐末那样到京师兑换现钱，也可以到江淮兑换茶盐。

我们前面从榷茶制度的角度把这种办法称为“交引法”，但如果从便籴制度的角度看，则可以按宋人习惯的说法称之为“折中法”。

这种入中粮草“以钞引给之”，凭钞引既可能换取现钱、也可能换得茶盐等榷货的便籴制度，自雍熙年间确立后，经历了多次变革。

参见表1：表1 北宋支偿入中的榷货与货币比重变化表年代籴法创议者偿值之物所占比例（％）雍熙二年折中法刘式缗钱或茶盐至道二年折中法杨允恭茶100咸平五年三分法王嗣宗香药40、犀象30、茶30咸平六年四分法王嗣宗香药犀象60、茶40天禧三年三说法寇咸缗钱25、茶30、香药象牙45乾兴元年三说法范雍缗钱25、茶30、香药象牙45天圣元年见钱法李谘缗钱100天圣三年三说法孙天圣八年三说法缗钱35、茶40、香药象牙25景佑三年见钱法李谘缗钱100康定元年三说法庆历中三说法缗钱30、南盐35、香药茶35庆历八年陕西见钱法范祥缗钱100庆历八年河北三说、四说法董沔缗钱20、茶40、香药象牙15、南盐15 皇佑二年见钱法韩琦缗钱100至和二年见钱法薛向缗钱100可见便籴制度中钞引的偿值之物在不同时期不同的籴法之下是很不一样的。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如杨允恭创立的折中法、王嗣宗创立的三分法四分法，不管各种榷货的具体比例如何，全部都是榷货；第二类，李谘等创立的见钱法，100％全用缗钱；第三类，是介于上两种之间的刘式折中法、以及三说法四说法，既有榷货、也有缗钱。

尽管上述籴法多有反复，特别是第二种和第三种类型交相更替，但在皇佑二年之前，总的情况是用榷货偿值的比重大，折中法、三说法实行的时间长。

固然，无论是用现钱买粮草，还是用榷货换粮草，都属于宋政府财政分配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这两种便籴形式并无本质性的区别。

但这两种方式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毕竟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在用现钱买粮草的情况下，榷利首先表现为财政的货币收入，购买粮草则是财政的货币性开支，这是财政的正常运作形式。

在用榷货换粮草的情况下，沿边地区的粮草，与东南地区的茶盐及京师积存的香药犀象，通过钞引的联络、利用商业信用关系直接挂起钩来，则是财政收支的变通形式。

禁榷制度不仅被纳入了国防财政的体系，而且成了军队后勤保障的依托；茶盐香药等榷货不仅是政府控制下的特殊商品，而且成了与宋王朝存亡攸关的重要战备物资。

宋政府之所以不用货币，而直接用茶盐换粮草，与当时货币财政收入较少有很大的关系。

如天圣元年李谘实行见钱法，“使茶与边籴，各以实钱出纳，不得相为轻重，以绝虚估之弊”。

除了豪商巨贾因为不能利用虚估牟取暴利而群起反对外，朝廷上的大臣们，亦“谓边籴偿以见钱，恐京师府藏不足以继，争言其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