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公开

官员财产公开：妥协也能推动社会进步
黄豁
今年‚两会‛前后，官员财产公开一如既往成为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对于财产公开的态度，官员与民众明显有不同的考量和诉求，甚至还有一定冲突。

随着我国社会日益多元化，各个社会群体间有不同利益诉求甚至冲突都是正常，关键是如何化解矛盾。

从老百姓的期望值来讲，财产公示当然是一步到位，立竿见影，让所有‚腐败分子‛统统现形，然后挨个法办最好。

甚至在一些人眼中，暴风骤雨般的革命行动，横扫一切贪官污吏方能大快人心。

但历史的经验说明，严刑峻法、狂飙突进式的惩贪防腐，短期内如同‚严打‛般效果显著，但最终都落入‚割韭菜‛式的循坏怪圈。

从干部群体的心态来讲，普遍希望稳步推进，有一定缓冲期。

除开那些因贪赃枉法而畏惧财产公开的官员外，其他干部的主要顾虑在于担心公开财产后，体制所给予的各种‚合法但不一定合理‛的既得利益，以及游走法律边缘的‚灰色利益‛等引起老百姓的心态失衡。

比如，不少公务员享受了‚福利分房‛、‚集资建房‛等福利，不用与老百姓一样承受高房价的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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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这些利益并非违法所得，但从其他社会群体看来，却极端不合理。

西部某大城市，前几年各部门各单位大搞‚集资建房‛，很多公务员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当年以1000～2000元／平方米集资的住房，如今市场价值已达9000～10000元／平方米，不少人抛售后获利丰厚。

‚财产公开后，老百姓能够理解么？会不会更加重‘仇官’情绪？‛不少公职人员有所担心。

类似问题的确很‚纠结‛，也很棘手。

但是，中国当前的转型是‚改革‛而不是‚革命‛，不单需要敢于硬碰硬的勇气，更需要建设性的智慧，有时还必须妥协。

建设一个理性、客观、公正的社会，就需要摈弃非黑即白、全面清算的‚斗争哲学‛，以理性务实的精神破解财产公开难题。

从历史经验看，任何好的改革得以推行，都应该是妥协的结果，有时甚至要做出艰难但正确的让步。

比如，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香港警界腐败十分严重，一名后来在廉署反贪风暴中被治罪的名叫韩德的香港警司曾有一段著名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后，开始严惩警察腐败。

3年间200多名警员入狱，最终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游行冲击廉署。

在此压力下，港督当夜颁布特赦令，要求廉署对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停止追究，并最终换来香港警队的清正廉洁。

香港电影《金钱帝国》就生动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转折。

和谐社会绝不是一个没有利益冲突的社会，而是一个有能
力解决和化解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社会。

现代社会，化解冲突的最佳途径无非是谈判、协商，寻找利益各方都能接受的‚利益均衡点‛，达成契约。

当然，采取诸如‚既往不咎‛的妥协方式，必然让一些问题官员逃脱惩罚，但这是社会进步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有代价地推进财产公开，总比财产公开一直推行不了的代价小。

需要强调的是，妥协不是无原则，让步是为了进步。

民众让步了，官员就得进步。

一旦达成社会‚契约‛，当政者当以坚定的政治决心推进改革，超越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并最终实现‚以法治官‛、‚以法治权‛。

一旦改革推开，就要防止打着妥协、宽容的旗号继续姑息腐败，永远对官员群体‚法外开恩‛，永远搞‚下不为例‛，破坏规则。

比如，近年一些地方设立‚廉政账户‛本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形势下利用灵活的手段营造一种廉政氛围的权宜之计，实践中却没有‚起止点‛与‚有效期‛，长此以往，似乎成了一些人钻法律空子的‚自留地‛。

妥协不是目的，社会若不能因妥协而进步，改良也就是死路。

（摘自《南风窗》）
（摘自2011年7月《新华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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