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研究解读

冷战时期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研究遏制思想作为二战结束后美国针对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对外政策贯穿于战后美国政府的各个时期，虽然每届政府对遏制思想的态度不同、理解方式不同、运用该思想的侧重点不同，但遏制思想都毫无疑问地影响了冷战时历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为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遏制思想的产生遏制思想是1946年由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首先提出的，但从大的背景而言，遏制思想则是二战结束后初期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也是凯南自二十年代以来所形成的对苏认识之结晶。

从当时大的环境而言，随着法西斯德国和日本的相继投降，美国人在如何处理对苏关系上产生了分歧。

副总统华莱士、国务卿贝尔纳斯等人认为战时同盟虽有芥蒂，但是仍旧可以继续，他们主张保持与苏联合作关系，对苏联提供必要的帮助，在国际问题上寻求苏联的合作，通过美苏协商重建战后国际的秩序。

而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总统军事顾问李海上将、副国务卿格鲁和美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则对苏联战后的意图与行为表示怀疑，认为寻求与苏联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他们主张以实力为后盾，以经济为筹码对苏联施压，遏制其扩张主义倾向，对其采取强硬态度，迫使其遵守战后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和规则。

在这种大的背景之下，美国决策层日益感到需要有对苏联问题熟悉的人进行系统的、理论的分析，并对美国的对苏战略做全面的规划。

史密斯学院教授爱德华•威利特、国务院苏联问题专家查尔斯•波伦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联合情报委员会等众多专家和机构对苏联的行为动机以及美国的对策做了相应的阐述，但都未能切中要害，因而他们的建议未能被决策层所采纳。

就在此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乔治•凯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成为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政策的起草者。

1946年2月，时为美国驻苏大使馆代办的凯南接到国务院的一封电报，要求其对苏联不愿意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为动机进行分析。

凯南便将自己的对苏认识和想法写成长达八千字的电报发回国内。

该电文分析了战后苏联对世界的看法，解释了苏联行为的内在根源，指出了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美国的对策。

凯南在电文中指出，克里姆林宫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和行为是俄国传统不安感的产物，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则加强了这些倾向并为其提供了合法的辩护。

电文还指出，克里姆林宫的目的在于增强其力量和威望，扩张其势力和影响，与此同时削弱西方世界的力量，并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促使西方大国相互争斗。

为此美国应放弃战时的与苏联结盟政策转而采取强硬政策。

凯南在八千字电报中的主张与国内的强硬派不谋而合，得到了当权者的青睐，并因此进入了美外交决策层，成为“说话算数”的人。

美国著名冷战史专家、耶鲁大学教授约翰•路易斯•盖迪斯对此评论道“很少有一封电报能象它那样深深影响了美国战后初期的外交政策。

”凯南之所以对苏联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与其家庭出身和其本人的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

凯南1904年2月16日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其祖先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

他的父亲是家族中最早受过大学教育的成员之一，属于中产阶级阶层。

用凯南的话说就是生活在一个“既不是剥削者也不是被剥削者”阶层之中。

1921至1925年间凯南就读于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主攻近代欧洲外交史。

虽然凯南在大学时的成绩平平，但他还是出人意料地于1925年通过了国务院的考试，成为了一名职业外交官。

因其祖父老凯南的缘故，凯南选择了俄语和对苏研究，并因此长期在海外工作，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他曾在里加、柏林等地工作并进行语言学习训练，使其俄语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在与白俄流亡者的交谈中，凯南逐渐了解了俄国的历史和文化，对俄国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3年，凯南应布里特大使之邀去驻苏使馆工作。

在莫斯科的那段日子里，凯南进一步深入地了解苏联，并因此确立了其作为苏联事务严肃分析家的地位。

在此期间，他与查利•塞耶、洛伊•亨德森以及查尔斯•波伦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从与他们的交往中获益不少。

特别是波伦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对凯南的影响尤为重要，在这些同僚的帮助之下，凯南对苏认识最终成型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

由于凯南的对苏认识和政策主张与罗斯福总统同苏友好、合作的政策主张是相抵触的，并且罗斯福在执政期间也习惯避开国务院和职业外交官处理对外关系，因此凯南在这段时间内并未得到重用。

从1938年初至1944年夏，凯南这位“苏联通”先后被调往美国驻布拉格、柏林、里斯本、伦敦等地使馆工作。

然而随着二战的接近尾声，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苏互为敌手的局面逐步形成，杜鲁门政府也在积极考虑调整对外战略。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南抓住机会，将自己长期以来对苏认识和盘托出，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

因为“八千字电报”的缘故，1946年4月，凯南被时任海军部长的福莱斯特尔调回华盛顿，出任战后新组建的国防学院的副院长。

1947年1月凯南在美国对外关系协会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作了一个题为《苏联的思维方式及其对苏联对外政策的影响》的演讲。

《外交》季刊编辑汉密尔顿•F•阿姆斯特朗参加了这个研讨会，对凯南的发言很感兴趣，并向其索取文稿以供《外交》季刊登载。

凯南在征得福莱斯持尔的同意并经国务院非官方出版物委员会的审查之后，将文章交给了《外交》季刊。

同年7月，《外交》季刊登载了凯南的文章，并将题目改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因为凯南当时职务的关系，文章以“X”署名，而并未用其真名。

因此人们将其称为“X文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X文章是八千字电报的改进版本，是对八千字电报的补充和完善。

在X文章中，“遏制”一词被明白无误的提了出来。

八千字电报和X文章一道构成了凯南遏制思想的基石，在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中，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它的身影。

二、遏制思想的主要内容凯南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极端的专制主义，是与西方观念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它的蔓延将会危及西方的自由和民主，导致西方文明的完全瓦解。

他说，苏联为巩固其政权，“必然会试图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美国传统的生活方式，损害美国的国际威望。

”凯南称，美苏冲突中“首要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意识形态的实现将给美国造成严重的损害，“这种损害，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在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

”因而凯南坚决反对美国对苏联让步，反对与之妥协或改善关系，他曾说，“苏维埃俄国现存制度和我国传统体制永远对立，两者之间不可能存在中间道路或妥协，想通过建立外交关系或其它方式调和两种制度的努力注定要失败。

”另外，凯南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分析，苏联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战后国际政治的主要特征是出现美苏两大力量中心相互对峙的雅尔塔格局。

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了一起，使得苏联成为美国战后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敌人。

因此，限制和减少苏联对美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影响，成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这也正是凯南遏制思想中所设定的目标之一。

但这绝非凯南遏制思想的最终目的，凯南遏制的最终目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苏联的内政还外交，并且分析了这一目标的可实现性。

凯南在X文章中指出，“苏联政权自身存在着极大的弱点和缺陷”，“身上带有衰亡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发出的芽已经长大”，“今天苏联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上都感到匮乏，人民大众希望破灭。

而苏联政权只不过是掩藏着一大群乌合之众的空壳”，“要是发生什么破坏党这一政治工具的团结和效力的事件，那苏联便可能在一夜之间从最强变成最弱而最可怜的国家社会之一”。

因此凯南希望美国及其盟友首先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增强西方世界的自信、活力与团结，阻止苏联共产主义向西方的“渗透”。

凯南在八千字电文中说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就像恶性寄生虫一样，它只靠生了病的肌体来养活自己。

这是其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汇合的地方。

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的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外交照会和联合公报。

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将从中得到好处。

”由此不难看出，凯南认为苏联由于其内部的问题，走向灭亡是其必然的命运。

因此美国所要做的便是要像一盏灯塔一样，为世界提供榜样作用。

凯南反对美国外交中的理想主义，反对将美国国内的法律和道德标准引入到国际政治体系之中。

他认为，法律观念与道德观念之间不可避免的联系，即将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引入国与国之间的事务，认为国家行为是一个可以从道德上作出裁决的问题，谁主张按法律办事，他就必然对违法者感到愤怒，并感到自己在道义上优越。

这种愤慨之情一旦注入军事斗争，就会愈演愈烈，直到把违法者逼到完全屈服的地步——无条件投降。

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但情况确系如此，即从法律的角度解决国际事务其本意无疑是想消除战争和暴力行为，却使得暴力更持久、更可怕并对政治稳定更具破坏性，比以往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场以崇高的道德原则的名义进行的战争是不会早日宣告结束的，除非已获得了压倒优势。

他认为美国在二战中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就是将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彻底摧毁，然而随着英法等西方国家实力的削弱，最终却使苏联取得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

不仅中东欧和远东留下了权力真空需要填补，而且苏联咄咄逼人的态势和充满敌意的意识形态渗透还使得西欧和日本也面临着极大压力，并使美国自身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

在针对苏联对外扩张的问题上，凯南主张，应该把苏联的势力范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也是“遏制”一词的本意，即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二战结束时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更确切地说，就是把苏联的影响限制在其本土以及东欧之内，阻止其进一步向外发展。

凯南认为，苏联的政治行为宛如一条变动不定的溪流，朝着既定的目标，向任何允许它流动的地方流去。

它主要关切的是，确保它在世界权力流域里注满可以让它流入的每一个角落。

虽然苏联如此敌视西方。

但是它同希特勒的德国不一样，苏联既没有系统的规划，也不从事冒险活动。

如果遇到强大的阻力它就会轻易地退却。

克里姆林宫不会为了虚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而拿以获取的利益冒风险。

况且同整个西方世界相比，苏联还是一个比较弱的力量，苏联体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包括权力的转移、东欧的负担以及苏共在俄国广大人民群众中已失去感召力，等等。

于是即凯南在电文中得出结论：苏联固然可伯，但是西方还是能够应付的了的。

至于遏制的手段，凯南的说法较为含糊，这也是之后学术界关于遏制思想争论最多的地方之一。

在八千字电报中，凯南讲到，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哀，但对力量的逻辑却高度敏感。

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一点上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而且它经常这样做。

因此，如果对手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表明准备使用它，便几乎用不着这样做，如果能够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必进行有损威望的摊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