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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与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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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与佛教

在宋代文人与佛教关系的研究中,人们似乎多把注意力投向了苏轼与黄庭坚,而对苏门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苏辙却关注不多。其实,苏辙的一生,和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说早年佛教在他的思想中只是占据了一个侧面,寻寺访僧是为学从政之暇的一种调剂与消遣;那么中年尤其是元丰三年(1080)因兄苏轼入狱事牵连贬筠以后,由于仕途的挫折,再加上江西浓郁的佛教氛围,参禅悟道越来越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元祐年间,高太后执政,苏辙作为旧党而得到重用,在朝廷中平步青云。但随着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开始恢复新法,此后他便又一次地被投入流放生涯。这时佛教的影响便在他的思想中又有明显的抬头。晚年苏辙退居颖滨,深入简出,著书立说,著《老子注》融合释、老,调和三教。从他的身上,可以看到宋朝一般知识分子佛教信

仰的很多共同特点,如进则儒家,退则释道。但中年后对于佛教信仰之笃,晚年思想之沉潜圆通,则又非他人可比拟。和一般的宋代知识分子一样,早年的苏辙,与兄长苏轼一起修习儒家经典,参加科考,是他的主业。不过他对于佛教的接触可以说是比较早的。十七岁时,曾随父苏洵至成都,游大圣慈寺中和胜相院,见僧惟简(宝月)。嘉祐元年(1056)十八岁时,与兄轼游成都大慈寺极乐院,观卢楞伽笔迹。卢楞伽是唐代大画家吴道子弟子,精画佛像山水。[1]同年五六月间,兄弟俩应举抵京师,馆于兴国寺浴室院。《栾城集》卷四《和子瞻宿临安净土寺》中云:“往年宿东都,局促吁已厌。城西近精庐,长老时一觇。每来获所求,食饱山茶酽。尘埃就汤沐,垢腻脱巾韂。不知禅味深,但取饥肠餍。”生动地描写出了当时的生活场景。

此时的苏辙,对于佛教,与其说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来信仰,不如说是把它作为一种不同于儒家的异质的文化来欣赏与

学习的。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任节度判官,写下了著名的《凤翔八观》的组诗,苏辙也兴致勃勃地一一和作。其中如《王维吴道子画》一诗,苏轼诗是这样写的;“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清王文诰为此诗作案语道:“诰谓道玄虽画圣,与文人气息不通,摩诘非画圣,与文人气息通。此中极有区别。自宋、元以来,为士大夫画者,

瓣香摩诘则有之,而传道玄衣钵者,则绝无其人也。”[2]而苏辙则并不同意苏轼的观点:“我非画中师,偶尔识画旨。勇怯不必同,要以各善耳。……谁言王摩诘,乃过吴道子?”(《栾城集》卷二)显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又如《杨惠之塑维摩像》,苏辙是这样来描绘的:“兀然隐几心已灭,形如病鹤竦两肩。骨节支离体疏缓,两目视物犹炯然。长嗟灵运不知道,强剪美须插两颧。彼人视身若枯木,割去右臂非所患。何况塑画已身外,岂必夺尔庸自全。真人遗意世莫识,时有游僧施钵钱。”(同上)维摩诘居士超然物外的隐士风度跃然纸上。苏辙为陈州教授期间,还于熙宁五年(1072)与顿起等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及还,畅游嵩、少,留下了不少美妙的诗句。据《栾城三集》卷九《书传灯录后·序》云,苏辙在此时开始阅读《楞严经》:“予久习佛乘,知是岀世第一妙理,然终未了所从入路。顷居淮西,观《楞严经》,见如来诸大弟子多从六根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虽凡未可以直造佛地。” 京师期间,苏辙与净因寺的大觉怀琏法师、道臻法师亦多有来往。怀琏法师是云门宗人,《五灯会元》卷十五有传。[3]道臻法师是临济宗人,《五灯会元》卷十二有传。但很难讲佛教此时已经对他造成多大的影响。在给一首范镇的诗中,他这样写道:“我丈中心冰玉洁,世上浮云尽灰灭。终年行道自不知,笑指空门名异说。此心未信道不生,石上下种何由茁。道在起居饮食中,安问胡僧分五叶?”

(《栾城集》卷五《次前韵答景仁》)据《居士分灯录》卷下:“或问镇何以不信佛?镇曰:‘尔必待我合掌膜拜,然后为信耶?’黄庭坚一日过镇,终日相对,正身端坐,未尝回顾,亦无倦色。镇曰:‘吾二十年来,胸中未尝起一思虑。二三年来,不甚观书。若无宾客,终日独坐。夜分方睡,虽儿曹欢呼咫尺,皆不闻。’坚曰:‘公却是学佛作家。’”[4]如此,则虽在儒门,亦可获佛教的真精神。苏辙此时,因尚未遭受政治上大的拙折,所以一方面对佛教抱一种宽容与欣赏的态度,一方面又会不自觉地调和儒释,寻找入世与出世之间的共通点。除了佛教之外,苏辙对于道教也很早就有兴趣。治平元年(1064)所作《和子瞻读道藏》曰:“道书世多有,吾读老与庄。老庄已云多,何况其骈傍。所读嗟甚少,所得半已强。有言至无言,既得旋自忘。”(《栾城集》卷二)尚只是在研读庄、老。而《龙川略志》卷一《养生金丹诀》云:“予治平末溯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道士以《阴真君长老金丹诀》石本相示。……予佳其意,试问以烧炼事,对曰:‘养生有内外。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内丹成,则不能死矣。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假而去,求变化轻举,不可得也。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惟外丹成,然后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然内丹未成,内无以受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弊絮而

置火其下,无不焚者。’予甚善其说。”[5]则明显已受到了内丹说的影响。陈州教授期间,并受道士服气法,行之。《栾城集》卷十七《服茯苓赋·叙》云:“余少而多病,夏则脾不胜食,秋则肺不胜寒。治肺则病脾,治脾则病肺。平居服药,殆不复能愈。年三十有二,官于宛丘,或怜而受之以道士服气法。行之期年。二疾良愈。盖自是始有意养生之说。”

苏辙的思想真正倒向佛教,与他一生中的二次贬谪有着重要关系。一次是元丰二年(1079)因兄轼赴御史台狱,辙乞纳在身官赎轼,最后轼责授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辙亦坐贬筠州盐酒税开始的。这次事件对于苏氏兄弟精神上的打击极大,苏轼在狱中一度自份必死,而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世未了因”(《苏辙诗集》卷十九《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的诗句。辙后得诗,不忍卒读。在去贬所的路上,苏辙寻访了不少的名胜古迹,并都创作了记游诗,从中也可看出他心情的某种变化。如长淮的龟山:“龟山老僧在,相见一茫然。僧老不自知,我老私自怜。驱驰定何获,少壮空已捐。掉头不见答,笑指岸下船。人生何足云,陵谷自变迁。当年此山下,莫测千仞渊。”(《栾城集》卷九《过龟山》)扬州僧伽塔:“欲求世外无心地,一扫胸中累劫尘。方丈近闻延老宿,清朝留客语逡巡。”(同卷《扬州五咏·僧伽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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