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梁启超

华夏藏文

按：宋定国在《国学纵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在对“国学”、“国学大师”概念加以诠释之后，提出并论证了梁启超和陈寅恪是十九世纪中国两位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现将《国学纵横》中论述梁启超乃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的相关文字辑录，以飨读者。

内容提要

之所以将梁启超视为中国十九世纪上半叶，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除了在学问方面，他确实有涉及“国学”诸多领域的、百科全书式的著述，并有“突出的建树”之外，更在于他的“大师”之德，那种近乎严酷的、敢于不断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迄今难得一见的光明磊落的人格、人品！

“国学大师”不是生而俱就的，而是在漫长而艰苦的学术跋涉、求索中，逐渐成就的。

称某某为“国学大师”，并非说他的研究和著述，他的言谈举止，他的为人、为文，就完美无缺，就一贯正确，一切都好，浑身发光，毫无瑕疵！不是的，“国学大师”也是人，而且就吃喝拉撒、七情六欲等等人的共性而言，他们和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即使就学术研究和著述而言，他们也会出错，也会有闪失；就为人而言，他们也会失足，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但是，他们之所以配称“大师”，就在于他们有不同凡响的过人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论在为人、为文方面，他们都能依据实践和事实的检验，及时不断地发现、认识、纠正自己的错误和闪失，因而是融人品与文品为一体的道德文章者流！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者中，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一位人物！

梁启超身处多变的时代，自称是一个“流质”之人。所谓“流质”，就是不断变化、流动着的思想品质。

通观梁启超的一生，其思想品质，确实一直在伴随时代、时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不断地依据变化着的时代、时势的发展变化，依据实践的检验，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造、自我完善。“所谓我操我矛以伐我者也”，“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就集中体现出这一点。于是形成其“流质”，即多变的思想品质。

因此，可以说，梁启超是在多变的时势下所造就的，一位具有多变思想品质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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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国学大师”是一个很有分量的称誉，是一顶很耀眼的桂冠，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佩戴的。现在人们所称道“国学大师”，实际上顶多只是史学家、哲学史家等等而已。这是仅仅就其学问而言。至于就“师德”而言，不少人就更成问题，距“国学大师”就更远了。

有人会问：那么，在近一个世纪中，我们到底有没有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当然有。

2006年6月1日，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中国台湾网协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活动揭晓。评选活动自4月12日启动，通过网络、邮寄、短信等方式，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从50位候选人中选出了“十位‘国学大师’”：王国维、钱钟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活动主办方表示：对于“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评选结果，虽然一些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都表示网民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相信网民的投票结果。

然而，我却认为，由于网民的文化阅历，尤其是对于“国学”及“国学大师”认知上的差异等等，而在学富五车的学者中上网的人有限，参与该项活动的则更加有限，所以，对于这样的“活动”及其“评选结果”之局限性理应看到。但是，该项活动在网友中所引发的对“什么是国学”、“谁配称国学大师”的争论，其意义却不可低估。

我不想就上述十人是否配称“国学大师”，逐一点评，但据自己的理解，“国学大师”的评选在“学”与“师”两个方面当有更严格的标准，而依照这样的标准，上述名单中的某些人，单就“大师”之德而言，就远远不配。但对于其中的梁启超和陈寅恪而言，“国学大师”的桂冠，则是当之无愧的。

梁启超当为二十世纪上半叶之“国学大师”，而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国学大师”，则首属陈寅恪。

让我们先看看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饮冰子，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幼年即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饮冰室合集· 饮冰室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17岁中举。后师从康有为（1858-1927年），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后来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1848-1905年）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制造舆论，成为戊戌变法（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曾一度与孙中山（1866-1925年）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受到一定影响，但在基本主张上却相左，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影响颇大。1905-1907年，改良派与革命派的论战达到高潮，作为改良派的主将，他遭到革命派的反对。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梁启超当即表示支持。1907年10月，在东京建立“政闻社”，期望推动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后由于清政府并不真心实行宪政，使其期望落空，“政闻社”也因受到查禁而宣告解散。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一度宣扬“虚君共和”，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又支持袁世凯，并秉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他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野心日益暴露，他起而反对，于1915年8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予以猛烈抨击，随后与蔡锷策划武力讨袁，促使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翌年，他赴两广积极参加讨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他依附段祺瑞，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宪政研究会，与支持黎元洪的宪政商榷会对抗。1917年7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权，他因拥段有功而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