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的写作背景】欧阳修的写作之道

【欧阳修的写作背景】欧阳修的写作之道

欧阳修的写作之道

千余年来，欧阳修的诗词文赋经受时间的淘洗，始终受到读者喜爱。在与他的同代人以及前人、后人作品的比较中，他的作品闪现出独特的光芒，让人不得不注目。苏洵《上欧阳内翰书》对他的文章的总风格，有一段精当的评论：”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急，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苏轼称他”其言简而明，信而通”，韩琦评他”得之自然”。他的文章中那种曲折情致与容与态度的自然结合，旺盛气势与平易措词的巧妙安排，富有逻辑力量的严密结构，一唱三叹的情韵，精炼的用词造句手法，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散文风格，对后代散文都产生了有益的影响。欧阳修的写作之道，更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我以为下面几方面应该注意。

1.植根深固，本固枝荣

欧阳修在《赠学者》中比喻：”学既积于心，犹木之敷荣。根本既坚好，蓊郁其干茎。”他认为学习要靠长期的内心积累，就像树木必须植根深固，根本坚实，干枝才蓊郁，花朵才繁

茂，果实才丰硕。有了丰厚的积累，写作才会源源不断。这是写作的根本规律。

2.诵读吟哦，勤读多为

欧阳修的各体文章都写得好，就像他在《卖油翁》中所说”此无他，惟手熟耳。”他说”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不独诗尔，其他文字，皆然。”(《作诗须多诵古今人诗》)

《东坡志林》卷一记载：

顷岁，孙莘老识欧阳文忠公，尝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它术，唯勤读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愚，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

勤读多写，熟能生巧，是写作的基本途径。

3.”三上”属思，勤于思考

欧阳修本人就是勤读多写、勇于实践的典型。在《归田录》中，他赞扬了好读笃学、手不释卷的精神：

钱思公(惟演)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词曲、小令)，盖未尝顷刻释卷也。宋公垂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

他的”三上”精神更为感人：

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

欧阳修的青壮年时期，即从开始应试到官至参知政事的三十多年间，可谓公务繁忙，少有闲暇，但他硬是挤出行旅途中、睡前醒后的点滴时间来构思文章，推敲诗句，甚至于上厕所时也在打腹稿。他所作文章多从”三上”得来，这则趣事，历来为文人传颂，至今仍让我们敬佩。

4.字斟句酌，精益求精

好文章是改出来的。欧阳修反复修改、锤字炼句的故事很多。他应邀写《相州昼锦堂记》，求文者已走得很远了，他猛然想到开头两句不妥，立即派人骑快马追回原稿，把”

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两句中各加一个”而”字，改为”仕宦而至将相，锦衣而归故乡”。朱光潜分析：”原句气局促，改句便很舒畅;原句意直率，改句便有抑扬顿挫。‘仕宦而至将相’比‘仕宦至将相’意思多了一个转折，要深一层。”(见朱光潜《散文的节奏》)

传说欧阳修写成《醉翁亭记》当夜，亲自将这篇文章抄写了六份。翌日命两个衙役分别张贴在六个城门上，派出六班锣鼓手到各城门口，高喊：”太守大人昨日写了篇《醉翁亭记》，现张贴在此，敬请黎民百姓、过往商贾、文武官吏都来修改。”果然有位59岁的樵夫应召而来，指出开头太罗嗦了。原文是”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欧阳修欣然接受意见并对开头大加删节。这则逸闻未必可靠，但另有《朱子语类》记载为证：”欧公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欧阳修的这种精神，也影响了后人。黄庭坚就把400多字的《醉翁亭记》改写为102字的一首词：

瑞鹤仙

环滁皆山也。望蔚然深秀，琅琊山也。山行六七里，有翼然泉上，醉翁亭也。翁之乐也，得之心，寓之酒也。更野芳佳木，风高日出，景无穷也。

游也。山肴野蔌，酒洌泉香，沸觥筹也。太守醉也，喧哗众宾欢也。况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太守乐其乐也。问当时太守为谁?醉翁是也。

这首《瑞鹤仙》词浓缩自《醉翁亭记》，基本上用原句连缀成篇，虽然失去了原文的韵味，但古人字斟句酌的功夫于此可见一斑。

《寓简》还记载了欧阳修的另一名言：”欧阳公晚年，尝自窜定平生所为文，用思甚苦。其夫人止之曰：‘何自苦如此，当畏先生嗔耶?’公笑曰：‘不畏先生嗔，却怕后人笑。’”大师如欧阳修者犹“怕后人笑”，其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让我们仰之弥高;也正因为有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他们的作品才经得起历史的筛选。

5.其身备尝，穷而后工

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首先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理论：”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这里的”穷人”主要不是指经济上的贫乏，而是指处境的困窘。”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内有忧思感愤之郁集，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欧阳修认为梅圣俞(尧臣)就是一个典型的个例。梅圣俞幼时习诗，已能语出惊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大概正因为个性独特，所以仕途多舛，困于州县，屈居幕宾，事业无成。”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欧阳修假设梅圣俞如能仕途顺利，施展才华，定能建功益世，成就一番伟业;但他只能以诗抒愤，实在可惜。这种看法是从我国古代文人的价值观派生出来的。《左传》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欧阳修也把立德、立功看得比立言更重要。前人评论：”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语见《古文观止》) 欧阳修还曾谈到：”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人谓非其身备尝之，不能道此句也。”

在我国历史上，司马迁因发愤而著书，杜甫说”文章憎命达”，韩愈倡”不平则鸣”，欧阳修论”诗穷而后工”，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