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中国文化的变迁和改造(上)

漫谈中国文化的变迁和改造(上)

中国现在可以说是个经济强国了，但是还不能说是文化强国，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很不相称。为了能用最短的时间里把中国转变成一个文化强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文化基础，即使它有较强的经济或军事实力，也不是一个稳定的持久的社会体系，前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前例，它尽管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部门，但是一旦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难以克服的危机，最终还是只能走向解体。这是我们应当记取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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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文化”

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文化大国，要做许多基础性的工作，要对什么是文化强国有所了解，要看看那些文化大国的文化强项，究竟强在哪里，因何而强，我们应当从这些相对于薄弱的地方找到差距和缺陷。文化的变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也无时无刻地在重新塑造人。

这里，不能忽视的一个地方是要先把“文化”彻底了解。“文化”这个词谁都懂得，但是这个词在每个人心中的涵义却五花八门，人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环境下对这个词

做出的判断。根本原因是“文化”这个词的涵盖内容太多太宽泛，而且其边缘模糊，因此无法用一个准确的判断语很具像地把它描述出来。我下面所说的“文化”是指“大文化”而言的，说的是一个文明体一个民族所尊崇的一整套传统和价值观。文化一定要寓于一个特定的文明体中，世界上没有一个空洞的文化能存留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要有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稳定的群体要持久地信守传承着它，离开了这个具体的社会群体，那种文化就会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这些湮灭于历史中的文化有的能存留在世界上长达千年之久，它们的消失是由于它的生命力的枯竭或者外部环境的恶化。

我们中国文化是有幸存留五千年的古老文化，我们中国人常常以此为荣，不少人包括很有见地的学者都看到了这个事实的一个侧面，而忽略了我们中国文化另一面：它竟然在这样长久的时间里基本不变地流传，也就是说它有着一种天然的排斥外来文化的特性。最明显的是，我们中国人的“天子情结”就是一个虚假的“信仰”。中国人的忠君观念是专制制度下的产物，根本不能称为真正的信仰，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你就不得不自我标榜自己是他的“赤子”，即使是被迫也要装出“忠君”的样子来。而强迫要求外来者也要拜倒在我们的皇帝面前，那肯定不会为别人所信服。而在那两千年里，我们民族就是那样要求所有外来者都要接受这样的观念。同样，来自西方的上帝情结，也一直为我们民族所拒绝，因此，

在这个根本的“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根本谈不拢，在那久远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了。封闭与保守是一对双胞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就此而被注定。

儒家文化

先声明一句，下面所说的儒家文化，与孔子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能把儒家文化与孔子的思想和学说等同起来。汉代以后形成的儒家学说，是中国封建主义皇朝的御用文人们借用孔子孟子的语录编造出的，旨在维护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大杂烩，它没有科学的架构体系，内部结构自相矛盾，只在一个方面反复强调，那就是皇权至上。它的虚伪性、保守型和反人性的本质是造成中国社会逐步走向落后的根本原因。我同意一个说法――“去圣乃见真孔子”，就是说，把从汉代以后封建专制主义者加给孔子的所有的华丽头衔都去掉，还孔子先秦时期的本来面目，孔子才是伟大的人物。在他老人家身披着各种荣耀、头顶着吓人的头衔的时候，孔子就是一个被强权利用来愚弄人民的招牌。由于有了这种关系，中国传统文化就有了很大的欺骗性，好像中国那长达两千年的皇权专制时期，是孔子所理想的社会形态。把他本不同意的社会制度说成是他所主张的，他自己却不能为自己辩解。

现在，在中国国力有所发展的时候，世界各地建立了不少“国学院”，不少中国人对扩大“国学”在世界上的影响感到自豪，但是我却忧虑这些国学院正在把中国文化的糟粕扩展出去，只让一些炒作“国学”的假国学学者们得到了经济上的利益。因为所谓“国学”中的大部分是儒家学说的东西，与它相适应相对应的是中国皇权专制制度，而不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那些基本理念。现在不少“国学院”只在推广汉字方面、培训中文教师方面做出了成绩，而所讲的所谓“国学”会让外人误解中国文化。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梧先生撰文说：“国学热只剩下了‘热’，却没了‘学’，或者学得很浮泛。”

我认为，与“国学”对应的时代随着整整一百年前的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与封建主义制度一同见鬼去了，借国学之尸还封建主义文化之实，终究会化作一场无法收尾的闹剧，让世人耻笑。

余英时曾经用“魂不附体”来描绘国学与中国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唐君毅先生用“花果飘零”来形容在课堂上讲解的所谓“国学”的精神，他们都很形象地揭露出现在所谓现代国学诞生的不识时务，这个没有根基的热潮，只能浪费青年人的年华和求学者的金钱。有时间的话，还是应当把鲁迅的思想，胡适的学说，以及一大批五四运动的先驱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论述拿出来重温一下，更能加速人们思想的转型与

进步，促进中国文化的改造。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君主专制主义的文化传统，应当被分为两个部分来对待，那些用来教育和训导民众的部分，可以成为建设我们民族新文化体系的基石，以它为基础，加进来从西方引进平等民主民生等现代社会理念，就可以成为新的中国文化体系，而另一部分――那些被统治阶级用来进行无耻统治的训条，例如官场的潜规则，对高层人士的特殊优待的特权制度和安排、“刑（法）不上大夫”思想――根本没有被宏扬的价值。这些都是造成现今我们社会中的官场腐败的最根源，造成底层民众自暴自弃、失去进取心的原由，必须彻底地被清算，不能让它在褒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借尸还魂。

文化改造

会有人以佛教在中国的流传来说明中国文化并不拒绝外来文化，甚至说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佛教文化的中心了。但是研究佛教历史的学者都知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多少次的劫难，唐代以后历次毁佛运动虽然没有阻止佛教文化的进入，但是每一次运动都让原来的佛教文化向着委身附庸的方向转化着。与其说佛教文化丰富了中国文化，倒不如说中国人依据自己的理解改造了佛教文化。在中国文化巨大的溶解力的作用下，佛教在中国已经与原生态的佛教相去甚远，最终得以成为儒家和道家之后、君主专制社会的一支主

流文化中的辅佐力量。全然没有了它原先在古印度社会中那种权威性和对社会生活的主动支配力。

一般的中国人常常以中国文化是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体中唯一的幸存而自豪，其他的三个文明体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而我们的古老文明一直延续到如今。我以为，我们在自豪的同时更应当看到，一个古代文明的消失不能简单地以好坏来议论，人类的文明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文明淘汰史，那里的文明体淘汰得厉害，一定会导致那个地方后来的进步就更迅猛。以中国历史进程来看，先秦时期中国文化进步很快，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灿烂时期，而那个时期正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而其后的两千年里，在中国人刻意追求平稳、安乐、与世无争的世界观的作用下，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年里，社会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这是一个真正值得深刻反思的问题。伟大的五四运动和后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针对中国人的封闭、保守和妄自尊大的民族自觉运动。

与我们民族相对照的是地中海沿岸的诸多民族间的争斗，他们社会生活所经历的那种动荡和惨烈，要比我们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严酷得多，我们中国人“有幸”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才得以存留下来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比他人的文化多么优秀。我们中国文明体因而侥幸地躲过了剧烈的淘汰竞争，这让我们中国文化中许多不好的遗传

和习性，如保守、愚昧、盲从、庸庸懦懦等缺点能在我们每一个成员的肌体内根深蒂固地保存下来。这是我们落后于世界潮流的内在原因，是我们建设新文化的最大的障碍。

文化变革

正像日月星辰的运转，人类社会总是在不停地运动着，不是在勤奋地进步着，就是在可耻地堕落着。一个展示出勃勃生机的社会，整个民族或那个据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在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认真刻苦的改造。当前，我们中国这样刚刚融入全球化的国家更应当把文化改造作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不如此，我们就难以实现经济的可发展，难以持久地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

怎样进行文化改造？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绝对不能用革命的方式，不能用暴力的方式，不能搞用运动的方式，中国六十年来的实践能证明这一点，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很现实的例子告诉我们，文化自身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对文化进行改造只能用文雅的方式进行，要讲道理，用精神的力量和恰当的手段和形式（教育、文娱、音乐、诗歌、美术等等，如欧洲14世纪以来的经典作品所发挥的作用那样）让

它自行地转变、自行地升华，变化应当从其内在的核心开始，以其外部形式被人们的生活接受为结尾。任何外科手术式的改造，都会欲速而不达。活的文化离不开传统。任何一个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是在一个旧的文明体的基础上长成的，都是不同文化的成功嫁接的结果，指望一个乌托邦的理念能救赎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都是不合乎实际的幻想。如果以暴力为后盾强行推行之，必然造成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动荡，到头来，陷入迷茫和更大的痛苦的还是这个民族自身。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没有捷径可走，所谓跨越式的“发展”最终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而结束。

发生于四百年前的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历史上成功的文化改造的典型例证，由于它的成功，不但把欧洲从黑暗的宗教统治解救出来，还让原本极端保守的天主教自身升华出它的一个新的变种――基督教新教，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所向披靡，先是使得基督教文化的综合实力历史性地超越了它的夙敌――伊斯兰教文化，然后又洪水般地涌向全世界，进而发展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强势文化实体。这个空前的发展过程把人类的眼界和足迹一下子扩大了无数倍，小到纳米，大到光年，人类这样的视野是其他所有文化实体都难以望其项背的，实现了人类过去只有用神话和幻想才能企及的天地。

在这样的真正的奇迹面前，我们中国人应当服膺，应当

服气，应当用真正的虔诚之心和足够深刻的反思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成熟文化”，为什么我们这个产生过老子、孔子、孟子、墨子、庄子和司马迁的民族用两千年的时间也不能找到逃离脱离苦海的天窗，而始终身陷“虚假的盛世与真实的乱世”交替出现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答案只能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体内存在着致命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假”。正统的、权威的主流思想，一向以道貌岸然的姿态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了终极真理。其实，那套以皇权为中心的道统所宣称的一切都是未经实践检验的“说法”，这就是被鲁迅称为“吃人的礼教”的封建主义道德伦理。然而，我们建立新文化，还就必须在这个基石上开始起步，因此这个工程的艰难和困惑就可想而知。如果我们现在还是看不到这一点，今后的发展将会证明，我们的文化建设和文化改造还将要走一段弯路。

文化建设

传统，我们既要承认它的合理性，承认它是建设我们新文化的基础，又要从根本上否定它，这是一个怎样的窘境啊！于是不少激进的民族先驱做出了极端的选择，这就是革命。一百年太久，因为如果真的要等一百年，连自己的孙子也可能看不到希望的曙光，怎能呼唤大众能参加进来？只有撑起革命的大旗，把革命的正面意义和伟大作用强调到极致，才

能让所有中国人迅速地激发出足够的动力，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变革。在这个意义上，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革命才是有意义的，才是正当的。

正像火药炸不出一座建筑，革命如果不以其后的文化建设为后续手段的话，也无法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鲁迅曾经以让人敬佩的冷静与深邃，向能够跟上他思维步伐的后生们发问道：“娜拉出走后会怎样？”他发问的声音并不大，也没有让他面前那些步伐匆匆的中国人仔细琢磨出他的发问究竟是为了表达他怎样的想法，但现在看来，这一发问足够用“振聋发聩”这个不应当轻易搬动的辞藻来形容。我现在领悟了，他发问的用意，实际上是他痛苦地看到了这样一个日后必然摆在人们面前的问题及其后果：革命能解决什么问题？革命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解决社会性的问题？革命能在人们的现实生活的无限沿展中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在革命的一番激动人心的喧嚣和热闹过去以后，人们（这里主要指的是革命者）应当这样做才能消化和吸收掉因为革命的血腥和残暴而带来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他老早就看出：革命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要想弥补上这个代价造成的后遗症，足以耗损掉一代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他形象地说，革命成功以后，社会决不会是“在花园里请诗人们吃糖果”那样的温文尔雅。果然，在中国，由于50年代过分的“革命喧嚣”――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极左思潮”的泛滥，让我们失去了建设祖国和

改造文化的极好时机，以至于“文化大革命”对民族文化的破坏，几乎让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到了几乎断裂的边缘。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弥补这个巨大的损失要耗用一代人或更长的时间，我们幸好有了邓小平，他力挽狂澜，用他那的军事家的果断和政治家超人的睿智大大地缩短了这个时段的跨度，才有了我们民族今天的辉煌。但是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和国家机体的强壮并不能代替精神上欠缺和空虚，这已经成为今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