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法律与影响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法律与影响

2011.08.04

1966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孩子前往密西西比州全白人的学校（AP Image）。

1966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带领黑人孩子前往密西西比州全白人的学校（AP Image）。

（本文由詹姆斯•帕特森撰写，摘自美国国务院出版物《历史学家谈美国》[Historians on America]。）

"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 ：法律与影响

作者：詹姆斯•帕特森

法律与影响

黑人作家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在1954年5月听到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裁决时，对一位朋友感言道：“孩子们面前打开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充满各种可能的世界！”

当时的其他黑人领袖对最高法院的这项一致裁决——取缔政府支持的美国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也同样感到振奋。黑人主办的《哈莱姆阿姆斯特丹新闻报》（Harlem's Amsterdam News）称此裁决为“自解放宣言以来黑人最重大的胜利”。该案原告首席律师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回顾说：“我当时高兴得一切都麻木了。”马歇尔预期，在5年内，国家支持的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将被完全取缔。

1954年黑人领袖和白人自由派人士的这些热情期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布朗案（此项裁决后来的简称）否定了最高法院在早先“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 ，1896）中作出的关键性裁决，即只要黑人和白人分别使用的设施是平等的，政府官员可以实行种族隔离。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肯定了“隔离但平等”的理念，使之被用于美国处理黑人与白人关系的许多方面。

1863年，在美国内战期间，林肯总统（Abraham Lincoln）发布《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解放了美国黑奴。然而，《宣言》并没有导致美国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平等。到1910年，法定的种族隔离在美国南方11个州无处不在，在交界州（即介于北方和南方之间的州）也很普遍，不仅表现在公立学校，也涉及医院、养老院以及贫民、聋哑人和盲人设施。这些州的黑人不仅必须使用隔离的洗手间、饮水池、餐饮柜台、候车室和火车车厢，而且必须坐在公共汽车和电车的后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地方通过巧妙设计的法律禁止黑人投票。

旅店和汽车旅馆、餐馆和餐饮柜台、公园和海滨、游泳池、图书馆、音乐厅和电影院等许多设施仅供白人使用，进而带来进一步的种族隔离。在南方公路上驾车旅行的黑人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是否会找到过夜的旅馆，或者甚至是厕所。一些娱乐场所展示有“黑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标志。

这一严格实行的制度影响到各级公共教育。南方的所有白人州立大学——还有介于南北方之间的很多学校——禁止非洲裔美国人入学。1954年，有21个州规定或准许在公立学校实行隔离。当时这样的学校涵盖11173个校区和总数为1150万白人和黑人学生，占美国公立学校2883.6万学生的近39%。

尽管普莱西案裁决规定要有平等的设施，但是在20世纪的前几十年，“隔离”显然毫不意味着“平等”。许多黑人学校校舍——特别是在最南部（Deep South ）——都是些破旧的木质房，没有暖气、电源、室内卫生设备和自来水。黑人学生挤在拥挤不堪的教室里，合用白人学校淘汰的旧课本。这些学校的黑人教师未受过良好训练，工资也很低。黑人学校通常没有餐厅、礼堂、图书馆、科学设备和体育项目。在布朗案原告中，来自南卡罗来纳州克拉伦登郡（Clarendon）的学生因当地官员拒绝提供校车，上学要来回步行10英里。南方的许多黑人孩子到六年级或七年级就辍学，几乎仍是文盲。

布朗案的裁决肯定了美国平等与公正的理念，为根除这些邪恶带来希望。马歇尔等积极人士认为，取消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制不仅将推动教育机会平等，而且会促进种族间的宽容。假以时日，将有可能实现种族融合，人不再会因肤色而被剥夺人生机会。

布朗案裁决的导因

布朗案的裁决产生于两批活动人士的努力。一批是黑人学生的父母和坚决反对歧视的白人自由派同盟人士。其中最早期的活动人士是南卡罗来纳州克拉伦登郡学生的父母。他们在1947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校车。另外，弗吉尼亚州、德拉瓦州、堪萨斯州和首都华盛顿这四个实行隔离的地区的学生父母也寻求法律协助。布朗案集合了这五项控诉，诉案名称则取自焊工、二战退伍军人奥利弗•布朗（Oliver Brown）。布朗的女儿琳达（Linda）被禁止在堪萨斯州托皮卡她家附近的白人学校上学，她每天要早早起床、走过危险的铁轨扳道区、再穿过托皮卡最繁忙拥挤的商业街，才能坐上校车到一个黑人学校上学。

一开始，黑人父母不敢对隔离制提出挑战。他们只是要求在“隔离但平等”的制度内有真正切实的平等。他们的要求在当地激起强烈抵制。白人解雇了提出申诉的黑人雇员，中断他们在当地银行的信贷。在克拉伦登郡，敌对的白人后来放火烧毁了黑人抗议活动领袖约瑟夫•德莱纳牧师（Rev. Joseph DeLaine）的一座教堂。当有白人夜间向他家开枪时，他开枪还击，随后跳进汽车逃离。南卡罗来纳州当局称他是逃犯，他从此不敢返回家乡。

另一批活动人士是律师——其中大多数是黑人律师；他们任职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的独立分支法律辩护基金（Legal Defense Fund）。其中的带头人是马歇尔。马歇尔是位于首都华盛顿以黑人学生为主体的霍华德大学法学院（Howard University Law School)的高才生。这所法学院在1930年代和40年代培养了许多才华横溢的律师。马歇尔平易近人，但又是一位勇敢无畏的民权倡导者。他长期以来一直为黑人受理诉案，特别是取消法学院种族隔离的案子。他针对克拉伦登郡黑人父母的申诉，将法律辩护基金的力量投入到争取在公立学校中实现种族平等的斗争。1950年，在认识到在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制度中绝对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后，他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其他领袖决定要求废除学校隔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