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宋寺院经济

浅析唐宋寺院经济[摘要]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已经根深蒂固，其影响力扩展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表现尤为突出。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寺院经济。

在唐宋时期，寺院经济达到巅峰。

本文回顾了寺院经济的产生与发展，并分析了寺院经济兴起到没落的原因。

[关键字]唐宋寺院经济田产来源经营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印度佛教依靠乞食为生的生活模式已被抛弃。

到唐代，“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并重”立寺制度提出，摆脱佛教经济依附地位，僧人自食其力。

这一制度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中国封建社会，具有强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使寺院经济成为支持佛教发展一个重要基础。

其中寺田又为寺院经济的核心和一个主要财源。

隋唐以来，由于国力的日益强盛，人民富庶，社会稳定，以及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于是，与此相适应的，中国佛教在历经几百年的长途跋涉后，也终于登上了它辉煌的颠峰，与那个时代一起享受着无尚的崇拜。

即使在五代时经历了一定的限制和打击，可到宋代，它又重放光彩，只是那光彩不再如从前般灿烂夺目了。

它的辉煌与经济的繁荣是同时存在的，而经济的繁荣又得益其拥有土地。

在此，我们只简单的分析一下其在田产一方面的问题，其余方面还待进一步研究。

一、田产的来源从诸多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田产的来源是多样性的，下面我们就通过几种显而易见的方法来分析田产的来源。

（一）国家政权的赐予国家政权的赏赐几乎是各国的庙宇最初获得土地的基本手段，在中国，皇室对寺院赏赐土地的现象普遍出现在南北朝以后，这是佛教发展的结果。

无论唐朝还是宋代，几乎都有皇帝布施田地的记录。

由于皇室身份的高贵，因此，这种方式称为“赐田”。

唐初，李世民与王世充决战中原，少林寺僧俘虏了王世充的侄儿献给李世民，李世民遂“赐地四十顷，水碾一具”[1] “志德二年，玄宗避乱于益州，赐大圣慈寺田产一千亩。

”[2]国有土地的大量存在，是赏赐制度存在的基础。

唐中叶后，由于土地明显减少，这种赏赐现象也随之减少。

两宋时期最早的赐田记载大概是建隆元年，“诏于广陵站地造寺，额曰见隆，赐田四顷，拔荐战亡军士”[3]。

自宋太宗以后，不少皇帝的出生地都被改成了寺庙，让僧人念佛颂经，企图依靠佛祖的力量来保佑现世皇帝的平安，这些为皇帝祈福的寺庙，不仅又官方出资兴建，并且还能得到皇室赏赐的田产。

宋神宗熙宁八年，“诏潜邸为佛寺，以本镇封，赐名兴德禅院，仍给淤田三十顷”[4]。

此外，皇室还赐田给一些名望甚高或在佛教界有很大影响的寺院，南宋定都临安之时，有一著名的天竺寺，南宋皇帝对此寺百般照顾，所赐田产之多，令人瞠目。

皇室还会赐田给个别明德的高僧，尤其是在皇室面前得宠的僧人，皇室的赐田就更为丰厚了。

镇江府延庆寺的樊隆大师，与宋孝宗交情甚密，在他死后宋孝宗为了怀念这个朋友，“又命创常照院于无住故址，以隆师弟子上首至叶嗣其事，赐田以赡其徒”。

与唐代相比，宋代皇室赐田有其特点，总体而言，宋代皇室赐田次数和数量远比唐要少。

这就是前面我们说过的，由于唐以后土地减少而导致的。

另外，宋以前，皇室在赏赐寺庙田产的同时，还要赏赐一定数量的农户给寺院，而宋以后就再不见这类记载，从而表明，经过唐宋社会变革，农民的身份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地位也大大提高了。

（二）贵戚豪富的捐献田唐宋时，有钱有势的人的捐助同样是田产的重要组成要素，唐玄宗时，号有“地痞”之称的李橙田庄遍伊、洛流域，安史之乱他死后，他的儿子舍田庄立为洛阳慧林寺。

[5]名相郑贽曾舍给祥福寺“田千余顷，以饭僧”[6]从南北朝到唐初的时候，世俗地主对寺僧的捐献，一般不受法律限制。

武后统治后期，由于捐献土地入寺之风很盛行，给社会土地问题带来了严重的弊端，所以，睿宗与玄宗都曾下发命令，控制向寺院捐地，当然，效果不得而知。

宋时，这种官僚大户向寺院捐地之风仍然盛行，当然，当佛教盛行的时候，信佛的人自然也多，尤其这些人更希望佛祖能够保佑他们永享这份幸福。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变法失败以后，心恢意冷，一心皈依佛教。

“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允常住，为父母及子营办功德”[7]。

由于，这些达官贵人的施舍对寺院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于是也导致了僧侣巴结逢迎他们的现象。

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

（三）小民的施舍天宝年以后，唐出现了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施舍。

这种施舍与地主阶级的施舍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他反映了小农的破产和僧侣地主兼并的趋势，既小农的破产是这种施舍得以进行的经济原因，而宗教的恫吓和农民渴望思想的寄托则是精神原因。

佛教给了人们很多虚幻的想象，使人们产生了对来世的幻想，人们渴望通过对佛教的信仰来减轻他今世的痛苦，这实质上只是统治者的一种手段罢了。

在宋代，一般老百姓施舍田产给寺院的现象同样极为普遍。

有文记载“张明瞻与其兄为其父舍所有田，其广十亩，岁得米为二十斛”[8]。

一种原因是他们保有一种对来世的向往，还有就是在宋朝政府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下，贫民的生活日益紧迫，不得不将自己的一小部分土地捐给寺院，以求得寺院的庇护。

再有就是，僧侣们利用宗教的诡计诈骗农民的田产。

也有不少老百姓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因而将自己的财产捐给寺院，如德泅和尚，不仅自己出了家，还让家人陪他一起出了家。

[9]宋代这类事还很多，一方面，佛家劝人出世，摆脱世俗社会的烦恼。

另一方面，不少人也对现实充满了不满和厌倦，因而产生了逃离的想法，从此皈依佛门。

（四）僧尼的原因这一点上，唐宋是有者很大区别的，因为唐时即使僧尼可以受一定额产田，但他并没有自由支配权，僧尼是不允许拥有私人财产的，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化进程的加快，佛教经典所制定的田产原则被破坏了。

但是到了宋就不一样了，僧尼拥有个人财产的现象开始普遍，无论是钱财还是田产，私有化特别严重，于是僧尼作为特殊的捐赠者，在宋时出现了。

僧尼拥有大量个人财产，是佛教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世俗封建经济关系变化在寺庙内部的集中表现。

综上所述，唐宋佛教寺院赖以生存的田产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施，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和动机，从高高在上的皇室、官僚到并不富裕的百姓，甚至一些一贫如洗之人，也向寺院捐施，寺院财富日积月累，逐渐增多，作为寺院的常住财物，田产构成了中国古代寺院的经济基础。

二．田产的经营寺院之中也有各种消费，首先就是衣食住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

因此，当寺院拥有土地以后，必须同世俗人一样去经营。

但其经营又是围绕寺院的需求展开的，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般的说，唐宋的寺院都以生产生活必需品为主，而尤以宋时经营品种多样，所以在这里着重谈一下宋代经营田产的情况，以供研究。

经营范围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粮食，宋代时北方地区的寺院为了僧侣的生活需求而种植水稻。

苏东破记载了博罗香识寺的生产情况，“寺去县七里，三山犬牙狭道，皆美田，麦禾甚茂，寺下溪水可作磨，若筑塘而百步，闸而落之，可转两转，许四杵也……”[10]可见，当时的寺院都有种粮食一类的生产资料。

此外，很多寺院还经营菜圃，对大多数佛教徒而言，他们还是要守一定的清规戒律的，僧人禁止吃荤，这是佛教戒律的规定。

因而，蔬菜便成为他们的主要菜肴，蔬菜的种植当然更是少不了，宋代的寺院一般都经营一定规模的采地。

商州福寿寺“嘉圃有蔬”，又如延庆寺“寺之西有菜圃，官欲以为贡院，势甚急”可见此寺的菜园之大。

寺院除了种植粮食之类的生产资料以外，还根据自身条件大力开展多种经营，一般说来，种植茶叶的寺庙比较多，特别是一些地处山区的寺庙，由于特殊的地理条件，所以茶叶的经营也特别兴盛。

福建路南剑州“寺多种茶，回令清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实无他心”。

[11]寺院生产的茶叶，除了一部分满足僧侣的饮用以及招待客人外，不少寺院还将茶叶出售，以次获取所需钱财和其他生活用品。

以及进贡给朝廷。

福建路所产腊茶系茶叶中的上乘佳品，异常珍贵，差不多都“以充岁贡及邦国之用”。

[12]寺院除了种植茶叶外，种植水果也极为普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名府压沙寺的梨园，号称“御园”，张邦基对这一寺院的梨的栽培技术曾作过全面介绍。

[13]既然是“御园”，当然是上贡之品，品质自然也是最好的。

南方地区的寺庙因地制宜，种植橘子，有些寺院房前屋后都被利用起来，种植各种水果，僧人德洪有《云庵生辰十一首》组诗，其中“空庭丛橘半垂黄，饶屋畦蔬又着霜”[14]之句，可见寺院的庭院里既栽培了橘子树，房屋周围又种植了蔬菜。

即使是在北方，一些寺院也是种植了水果的。

由于各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的差异，因而寺庙种植的经济作物也是大相径庭的，福建路很多寺院就种植了荔枝，这可是水果中的珍品了。

囊山寺周围也种植了荔枝，“荔子枝中古道场，石门有路探悬囊”[15]。

总之，寺院种植水果也是很普遍的，各地水果品种不同，栽培品种丰富，南北交流日益频繁，种植技术也有所提高。

种植的目的当然除了自己使用外，还是要卖钱和进贡的。

除了种植业外，寺院还经营养殖业，以满足僧人的生活，汪洋曾经亲眼所见僧人所养的蜜蜂，“邻僧以木龛养蜂，一日坠地，僧见蜂积，燎烟熏蜂，蜂大骇散，因割取几尽，适见此事，感而有作”[16]。

综上所述，两宋时期的多种经营应该是相当发达的，随着经济作物种植的普遍和推广，寺院的商品经济和意识大大增强，因而使寺庙与外界的联系也日益加强，寺院内部的经济成分也日渐加重。

因此，伴随着佛教寺庙多种经营的逐渐深入发展，毫无疑问，寺院经营土地的模式必然会随之发生很大的变化。

正是由于寺院多种经营的展开，同世俗经济一样，宋代寺院的自然经济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

尽管如此，宋代毕竟还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阶段，寺院的土地经营依然是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

反过来说，这种自然经济又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寺院多种经营的发展，因而，寺庙的土地经营、农业生产始终受到它的严重制约，其发展因而显得缓慢。

三、衰退的寺院经济寺院在通过自己特有的方式，得到土地以后，又大力经营，因而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而当寺院经济力量的扩张严重影响了国家财政的收入的时候，势必引起封建国家的不满。

隋唐以来，政府开始逐渐限制寺院的经济特权。

中唐以后，均田制土崩瓦解，世俗地主、寺院等的土地私有制迅速发展，尤其在唐政府实行了两税法以后，佛教寺院所占领的大片土地，也必须按照两税法原则交纳赋税，寺院的免纳土地税的特权已经取消。

入宋以后，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唐朝以来对寺院经济进行严格控制的政策，特别是宋神宗时期，要求僧侣必须交纳助役钱，南宋以后，又向僧侣征收免丁钱，从而大大加重了僧人的经济负担。

这些措施的出台，打破了历代统治者赋予寺庙的种种经济特权，使寺庙经济与世俗封建经济接轨，从而达到了国家控制和有效管理寺院的目的。

余论寺院经济支持了佛教的存在以及发展，而佛教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统治者利用它作为重要的精神统治工具来统治人民。

另一方面，佛教的虚幻学说、因果报应等说教提倡人们积德行善，从而缓和了各种社会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