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

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扬州画舫录》研究
自明代中后期，两淮盐商崛起，迄于它衰落的清末民初，四百年间，曾是扬州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声势煊赫的重要群体角色。

尤其在清代乾隆朝，“其时扬州盐法全盛”，他们在淮扬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影响极大，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两淮盐商在获得大量的财富以后，仅将一小部分用以进行再生产，更多的钱财除报效朝廷、贿赂官府以外，就是用来挥霍享受，要么再做一些维护封建家族声势的“义举”。

“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

下焉者，则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

……俗所谓盐商派诚为弊俗。

”应当看到，其“上焉者”不仅在客观上，而且在主观上，对扬州地域文化内蕴(涵盖园林建筑艺术、书画艺术、学术文化、教育文化、戏曲文化、旅游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民俗文化等若干方面)的形成和丰富起了很大的作用。

两淮盐商既推动了扬州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对这座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的格局最终形或，也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兹结合李斗《扬州画舫录》等诸家记载，就以下几方面探究两淮盐商与扬州文化的密切关系，并略述其促进扬州文化事业的客观贡献和作用。

一、两淮盐商和文人学士的交往
业盐于扬的盐典富商多与文士学者建立或深或浅的联系。

这在《画舫录》等著述中不乏形象体现。

大盐商安麓村曾设计迫使书法家汪肤敏为之周旋、服务。

先是“延之弗就，就之弗见”，遂“使人要于路，掖之入，见则命书戏目数出”，而汪“为其所迫，书而进之”。

俟后良久，安方“迓于阶下，曰：…先生古君子，前特相戏耳‟”，“乃款留堂上，水陆竞献，笙歌错陈”，“所奏戏文，即为所书戏目也，尽欢而罢”，“归为麓村母书寿序一通”。

(卷二)即使著名文人与盐商间亦难免没有瓜葛。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举博学鸿词，授检讨，归过扬州”时，安麓村就曾“赠以万金”(卷十)。

一些名士在盐商大量馈送金银的礼遇下，纷纷与他们交往应酬。

还是这位安麓村，在“重刻孙过庭书谱数石”后，找到当时“主持风雅”的袁枚“馈二千金”求其题跋。

袁枚为其“书…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时年七十有七‟二十二字归之”，而“安已喜出望外矣”。

另一大盐商江春，也多结交、延揽名士，“奇才之士，座中常满，亦一时之盛也”(卷十二)。

如诗人、书法家叶天赐，“方伯(江春)治事多资之”。

《画舫录》形象记载了叶氏夺笔报江春的事迹：“尝随方伯议事某所，众胁方伯将作花押，天赐越阶夺笔脁之。

众问为何如人卤莽至此？叶大呼曰：…吾啮江之饭，所以报之者在此时也。

‟江亦出门去，事赖以不失。

”(卷十二)先后来往栖止扬州近30年的著名词人厉鹗，毕生设馆授徒为业，主要坐馆处则是扬州盐商巨子马曰?、马曰璐的园林小玲珑山馆。

马氏兄弟雅好诗文歌酒，刻烛投壶，诗酒流连，结吟酬唱。

曾书“淮东第一观”(后刻于扬州大明寺东院墙上)的书法家蒋衡，在蕃矨观写儒家13部经典著作80余万字，共历时12年。

书与先归于盐务，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所激赏，复由马曰璐费数千金为之装潢成册，经总督高斌进呈乾隆帝。

乾隆赐蒋衡任国子监学正，并命刊石立于学宫，镌刻在190座石碑上，成“十三经”碑林，谓《太学石经》，当时陈列在北京的国学孔庙内。

(卷二)马氏好结交文士，还不吝金银，资助那些崭露头角的寒门士子。

如马曰?初识郑板桥于焦山，爱才若渴，得知其因家贫避债来此，即暗赠纹银200两。

后来郑板桥以诗书画三绝名于世，所传扬州某盐商指使一老人骗郑氏为其作画的故事，则形象反映了盐商为与郑板桥交往，而求取书画，且以此为荣的一种社会时尚。

才高艺精的扬州八怪也常常成为两淮盐典富商的座上宾，并多寓其所筑宅园或其他园林。

如华萳来扬州，由厉鹗之荐，得识马氏昆仲，参加了其组织的诗社活动。

黄慎先后客居
在李氏园、双松堂和刻竹草堂等。

陈撰一生与盐商有关，初在盐商銮江项氏家，后馆于徽商程梦星筱园10年，晚年又受大盐商江春之邀入康山草堂。

(卷十五)李褁亦常因盐商之约，在贺氏东园、黄园等园中为序书联，赋诗作画。

八怪又吟有与盐商等人士交往，宴会园林名胜之所的众多诗作。

有：《忆康山旧游寄余元甲、高翔、马曰楚、曰?、曰璐、汪士慎》、《马曰?、曰璐兄弟，拈同王岐、余元甲、汪埙、厉鹗、闵华、汪沆、陈皋，集小玲珑山馆》(金农)；《李氏小园》、《平山宴集》(郑燮)；《试灯前一日集小玲珑山馆听高西塘诵雨中集字怀人》、《二月九日雨中，石门招同诸友，泛舟毕氏园林，分得宿字》(汪士慎)；《黄园探梅限二萧》、《重过黄园再用前韵》、《题弹指阁》(高翔)；《晨起出郊至净香园》、《南园即事》(罗聘)；等等，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则记载了一则金农为盐商解围的故事。

钱塘金农客扬州，诸盐商慕其名，竞相延致。

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金首坐。

席间，以古人诗句“飞红”为觞政。

次至某商，苦思未得。

众客将议罚，某商曰：“得之矣，柳絮飞来片片红。

”一座哗然，笑其杜撰。

金独曰：“此元人咏平山堂诗也，引用綦切。

”众皆请全其篇。

金诵之曰：“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渡，柳絮飞来片片红。

”众佩服其博洽。

其实乃金农口占此诗，为该商救急解围耳。

某商果大喜，越日以千金馈之。

这也说明八怪的生活和创作往往与盐商的财力支持分不开，一些盐商为八怪等文人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生活条件和物质基础。

“扬州为南北之冲，四方贤士大夫无不至此”(卷十)。

而考不少文士与两淮盐商的交往，原因不尽相同，辄为谋取生计，体现了程度不等的依赖性。

至于两淮盐商交结、拉拢和资助文士的动机，虽多为附庸风雅，装点门面，藉以冲淡自己身上的铜臭，满足个人需要，或亦出于对文士的敬重之情，但在客观上皆有助于文人学者经济状况的改善和文化事业的兴盛。

何况，在两淮盐商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文学艺术的喜爱者和擅长者，有些盐商本身就兼具商人和文士的双重身份，称之为“儒商”。

前述康熙年间在扬经营业积资巨万的马氏兄弟皆以诗名。

马曰?在扬主持诗坛数十年，有“南马北查”之称。

乾隆年间的总商江春的诗才也曾博得袁枚的称赞。

《画舫录》称他：“工制艺，精于诗，与齐次风、马秋玉(曰?)齐名。

先是论诗有南马北查之誉，迨秋玉下世，方伯遂为秋玉后一人”(卷十二)。

汪懋麟出身于盐商，于康熙六年(1667)中进士，并授内阁中书，参修《明史》。

他曾受业王士祯门，工诗，才气纵横，有《百尺梧桐阁集》、《锦瑟词》等。

又如据《画舫录》载，吴氏尊德，其“弟尊楣，字载玉，工诗”(卷十三)；盐商黄标兄弟三人，其弟“辑工诗”(卷十二)。

两淮盐商中程晋芳(字鱼门)堪为儒商俊彦之一。

其“独好儒术，购书五万卷，招致天下高才博学，与其讨论，四方宾客游士辐辏其门，由此交日广、名日高，而家日替”。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亦谓程“性又好客，延揽四方名流，与袁大令枚、赵观察翼、蒋编修士铨为诗歌唱和无虚日。

由此名日高，而家日替矣”。

即言晋芳与名士的交往已达到痴迷境界，以至山穷水尽，倾家荡产。

而他与杰出小说家吴敬梓的莫逆之交，又是盐商与文士间交往最为典型的例子。

乾隆六年(1741)冬，吴敬梓受新结识的忘年交程晋芳邀请，经扬州北上赴淮安其家作客。

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

而吴敬梓应邀前往，实亦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故未长久逗留，只住了两三个月。

程晋芳原藉安徽新安(歙县，今属黄山市)，“高祖自歙迁扬，以盐荚起家”。

及至乾隆初期，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

其族祖丽山常为客居南京的吴敬梓提供生活资助。

吴敬梓原与程晋芳在南京过从，意趣相投，此次去淮安作客，从鱼门处受益不少。

且由于他在程家曾住过一段时日，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亦有了亲身观察和较多体验，为其创作巨制《儒林外史》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乾隆八年(1743)至十四年(1749)之间，吴敬梓为谋求衣食再度由南京赴淮安拜访程晋芳，此时已囊空如洗。

然数年后，程晋芳因嗜书若渴，遍交文士，耗资甚多又不善经营管理，以致荡尽家财，债积如山。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二人不期相遇于扬州。

吴敬梓知其益贫，执之手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
境不易处也，奈何！”程“返淮，将解缆”，二人欷逴道别。

不料7日后，他就得到了吴敬梓病逝于维扬的噩耗，顿处极度悲痛之中。

时有其《哭吴敏轩》吊诗云：“三年别意语缠绵，记得维舟水驿前。

转眼讵知成永诀，拊膺直欲问苍天。

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

涂殡匆匆谁料理？可怜犹剩典衣钱。

”过了十六七年，程晋芳撰下了现存最完整的传记资料《文木先生传》；而在吴敬梓迭遭穷困的垂暮之年，其曾以诗赞之曰：“……《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吴敬梓与程晋芳的交往不啻为一段文坛佳话，他们的命运变迁，坎坷际遇，折射出所处时代的缩影，又堪为一幕催人泪下的悲剧。

二、两淮盐商与扬州园林建设
明中叶后至有清一代，在扬州兴建的相当大一部分园林是两淮盐商经济富足的产物。

尤在乾隆朝，“时值海内承平，物力丰富，两淮鹾业又适当极盛之时，故各大商不惜糜千万巨金，争造园林，以备翠华临幸”。

光绪《江都县续志》载：“商人多治园林饬厨，传教歌舞以自侈。

”此间扬州的建筑业、花木业、饮服业、旅游业等也得以长足发展。

可以说，两淮盐商雄厚的“资本”造就了清代扬州园林的全盛期。

连乾隆帝也不得不惊叹：“盐商财力之伟哉！”两淮盐商争造园林的主要目的旨在供一己游赏宴乐之需，然也不排除部分园林运用于公益事业。

而盐商与园林的关系，“其实也是经济与文化之关系的具体化”，“盐商掏钱建造了园林，园林却又提高了盐商的社会地位与公众形象”，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扬州园林给盐商带来的，“不仅是一片宴游的场所，而且是一种品位、修养和道行”。

考扬州不少园林及胜景(包括湖上园林和城市山林、庭园)，为盐商修筑或居住。

如安氏园为乾隆年间大盐商安麓村之宅园；净香园是两淮总商江春所筑，坐落在瘦西湖内莲性寺的白塔，亦由他集资而建；个园系清嘉庆间两淮商总黄至筠于寿芝园故址改筑而成；别圃乃歙县富商黄履昴构造。

又，汪玉枢建九峰园，鲍志道建西园曲水，江春建康山，汪应庚建大明寺西园、平山堂万松亭，郑氏建影园、休园；亢氏有亢园、安氏有约园、马氏有街南书屋、程梦星有筱园、黄履暹有趣园、吴家龙有锦春园，等等。

而从罗聘所居宅园朱草诗林，金农、李?、李褁等人为有关园林题匾、书序、撰联、绘图等方面考察，包括八怪在内的部分文人画士，又直接或间接参加了扬州园林的建设。

乾隆朝，盐运使卢见曾衙内也有园林一区。

时有“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卷六)之说。

其际书于两淮盐运使文宴间的牙牌上，遂有临水红霞、绿稻香来、平冈艳雪、绿杨城郭、卷石洞天、虹桥揽胜、白塔晴云等二十四景之称，其后又有竹西芳径、邗上农桑、杏花村舍、蜀冈朝旭等诸景名世，即指一座座官园或私家园林。

其中之一“华祝迎恩”，就是官令“淮南北三十总商，分工派段，恭设香亭，奏乐演戏，迎銮于此”(卷一)所构建的亭园。

康熙、乾隆帝曾六次南巡到扬州，两淮盐商均竭力奉承，“凡有可悦上意者，无不力致之”，除了承担一切供应，并“大购架、兴宫室、建园池、营台榭，屋宇相连，矗似长云”，于瘦西湖至平山堂下的两岸竞筑园林，以至出现“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

弘历帝自己“亦谓行在以来，莫若扬州适意者”。

《清稗类钞》卷二十四又记有两淮八大盐商之一汪石公之妻造园池等事迹。

石公既殁，内外各事均由其妇主持，故人辄称之曰“汪太太”。

“太太当高宗幸扬时，与淮之盐商，先数月在北城外择荒地数百亩，仿杭之西湖风景，建亭台园榭，以供御览。

惟中少一池，太太独出数万金，夜集工匠，赶造三仙池一方，池夜成而翌日驾至，高宗大赞赏，赐珍物，由是而太太之名益著。

”仅据笔者初步统计，《画舫录》所载部分盐商及其后裔构筑和所涉园林即有55处，几占全书所记园林的一半，若深入考辨后当更多。

而两淮盐商等所建的扬州园林，则标志着园林建筑艺术彻底走出了深宫禁苑，作为一笔丰厚的人类文化遗产，属于东方园林建筑体系的一部分，具南方之秀而兼北方之雄，富有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文学作品中也不乏对盐商构筑的园林出神入化的描叙，动人遐想不已。

《儒林外史》花费较多笔墨描写的徽籍万雪斋、宋为富两大盐典富商的私家园林，一定程度反映了清初以来
至乾隆朝扬州城市山林或庭园的胜景。

万家宅园有小桥流水和“高高低低许多楼阁”，“那塘沿略窄，一路栽着十几棵柳树”，“一路的朱红栏杆”，进去“三间花厅，隔子中间，悬着斑竹帘”，里面摆的都是水磨楠木桌椅，陈设极其富丽华美。

对宋家宅园更有深邃曲折，具体入微的描叙：“厅背后左边，一个小圭门里进去，三间楠木厅，一个大院落，堆满了太湖石的山子。

沿着那山石走到左边一条小巷，串入一个花园内。

竹树交加，亭台轩敞，一个极宽的金鱼池，池子旁边，都是朱红栏杆，夹着一带走廊，走到廊尽头处，一个小小月洞，四扇金漆门。

走将进去，便是三间屋，一间做房铺设的齐齐整整，独自一个院落。

”作品随人物足迹所向和视野的转换，对扬州盐典富商的宅园作了全景式扫描，笔墨经济，准确体现了当时住宅园林的特色与造园艺术，地方色彩十分鲜明。

朱江先生指出：“吴敬梓所写的扬州园林，虽未道及是谁家的园子，但可以作为史料来看待。

”近代四大谴责小说家之一的吴趼人在其代表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十四回中，亦有一段和扬州城市山林有关的记述：“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的。

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

……我问起述农，说这容园的繁华，也可算是绝顶的了。

久闻扬州盐商阔绰，今到了此地，方才知道名不虚传。

”容园，原为乾隆间徽商后为武汉黄德道员黄履昊所筑。

无独有偶，金安清《水窗春呓》一书中复有对它的描写：“园广数十亩，中有三层楼，可瞰大江。

凡赏梅、赏荷、赏桂、赏菊，皆各有专地。

演剧宴客，上下数级，如大内式。

另有套房三十余间，回环曲折，不知所向。

”至于扬州小说家写扬州园林者，最先见于民国初年李涵秋所著的《广陵潮》。

该书第七十二回《小团圆商量联宅眷》、八十五回《遗老拜牌演成趣剧》、八十九回《诗社联欢园林雅集》中，分别写到包括盐典商家捐资所建园林在内的何园、陈家花园和徐园。

纵观扬州两千多年园林历史，园林兴旺无一不和城市经济发达紧密联系，并无一不和盐漕之利、交通之便紧相结合。

特别是盐业的盛衰，对扬州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关系极大。

清代中叶扬州园林的鼎盛局面，固然与康熙、乾隆两代帝王多次南巡有关，但究其根本原因，不无出于扬州系两淮盐务衙门驻节和众多盐业商总寓居之地，而赖有雄厚的盐业经济为基础支柱。

此外，“扬州地居南北之中，尽收交通运输之利，对其经济兴盛，文化繁荣，园林发展，举足轻重。

这从近百年来地理变迁，经济变革，交通改道，盐场北徙中，得到证实。

往日称雄于东南的扬州，随之中落，由那…扬一益二‟的大都会，变为中小城市。

昔日园林的规模与结构，相应发生变化，日益趋向庭园化，出现余事山水的格局，以致把…以园亭(称)胜‟的桂冠，揖让苏州”。

而综览两淮盐商营建的园林，又形象展示了扬州园林注重“厅堂为主”的格局，精用砖、石、木等建筑材料，室内陈设充溢书卷气，曲径通幽、别具天地等扬州园林的基本特色和精湛的造园艺术。

扬州是国务院1982年公布的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两淮盐商兴造、扩建的园林，则丰富了名城具有深厚而独特人文景观的内蕴，亦为形成名城今天的城区结构格局、地位及规划其发展方向，创国家一流旅游城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再者，其造园艺术、建筑风格和传统特色，又给今人保护与建设、开发古典园林以重要参考和诸多借鉴、启示。

三、两淮盐商对文化教育事业的贡献
应当看到，在盐业促进扬州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盐商内涌现出了一批文士、学者、书画家、藏书家、慈善家等。

这些人士不乏家资富有，却不似那些“下焉者”穷奢极侈，争奇斗富，一掷千金，而是乐善好施，辄将大量资财用于发展扬州文化事业，乃至身体力行，投资兴办教育，举行文化活动，赞助、扶植地方戏曲，刊刻典籍法帖，收藏图书金石字画，并热心致力于其他公共福利事业。

而在其影响下，实际参与者又远不限于盐商中的人士。

雍正十二年(1734)，马曰?在新城广储门外于崇雅书院旧址上重建堂宇，名曰“梅花书院”。

桐城派古文大家姚鼐任该院掌教，“风规雅峻，奖诱后学，赖以成名者甚多”(卷三)，且促成
了安徽桐城派与扬州学派的交流。

清代安定书院系由巡盐御史胡文学合两淮盐商重建，杭世骏、蒋士铨、赵翼等清代著名学者都曾主讲此书院。

即以“汰侈”出名的大盐商汪石公之妻也热心书院事业，《清稗类钞义侠类》载有“汪太太捐资助书院”条。

“膏火来源总是盐”，清代扬州义学的经费都依靠于盐务。

而安定、梅花两书院，即培养出了段玉裁、玉念孙、王引之、汪中、洪亮吉、孙星衍、刘台拱、顾九苞、刘文淇、凌曙、洪莹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和各类人才。

两淮盐商修建的园林多是其刊刻图书典籍与文人墨客雅集活动的场所，书卷气甚浓。

如易园为乾隆间歙县盐商巨富黄晟所筑。

黄氏曾于此园刊刻《太平广记》与《三才图会》书两部。

梦园壁嵌石刻黄山谷书法17方，园内收藏宋元以来书法名画极夥，有《梦园书画录》与《梦园丛书》面世。

徽州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扩建的西园曲水，构于水曲，复筑…觞咏楼‟，每在春燕秋雁来归、夕阳疏雨时节，或行诗文酒会，或抱琴而歌，均无不宜。

街南书屋乃安徽祁门盐商巨子马氏的城市山林，“旧有十二景”，以小玲珑山馆最为有名。

“(其时)主其家(小玲珑山馆)者，为杭大宗、厉樊榭、全谢山、陈授衣、闵莲峰，皆名下士，有《邗江雅集》、《九月行庵文宴图》问世”。

而江春建秋声馆，蒋士铨(字心余)主此馆时朝拈斑管，夕登氍毹，撰杂剧《四弦秋》、传奇《空谷香》；厉鹗写有名词《齐天乐秋声馆赋秋声》，后被龙榆生编入《近三百年名家词选》。

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园林既是盐商与文人交往的历史见证，亦对诗文之士、艺术家们予以相当影响和促进，不仅为他们提供了创作和研究的理想天地，有效开启其更多想象与驰骋的空间，也增加了园林的品味、知名度和美誉度，又反过来推动了扬州园林事业的繁荣。

当其际，“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盛”(卷八)。

与会者，亦有高翔、汪士慎等诸诗文书画名家，故散见于诗文集者日众，无不有裨于扬州文化的交流与发展。

而当马曰?去世后，袁枚曾作《扬州游马氏玲珑山馆感吊秋玉主人》云：“山馆玲珑水石清，邗江此处最知名。

横陈图史常千架，供养文人过一生。

客散兰亭碑尚在，草荒金谷鸟空鸣。

我来难忍风前泪，曾识当年顾阿瑛。

”大学者阮元则在嗣后嘉道间两淮盐业渐衰之际，于《马半槎园林行乐肖像图跋》一文中感叹：“扬州业盐者多，今求一如马君者，不可得矣！”阮元之语实亦预示着，随着两淮盐商的衰败和一蹶不振，长此以往扬州作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城市地位的动摇和衰落。

两淮盐商的另一功绩是对地方戏曲文化的赞助和扶植。

乾嘉时期，处于长期正统地位的“雅乐”昆曲日益衰颓，各种地方戏曲已在全国蓬勃发展。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

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

”(卷五)“花部”的设立及它能与“雅部”昆曲一起，被列入为迎接乾隆多次南巡而备的供奉演出，反映了地方戏曲的兴起和繁荣的时代潮流。

而花部能得以生存和兴盛，并与雅部昆曲分庭杭礼，除自身因素外，背后得力于两淮盐商经济上的支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盐商用钱物供养各地来的戏班，招集戏曲班社会演，也请文士撰写剧本供戏班排演，如聘请蒋士铨、金兆燕(卷十、十二)等制曲名家，且重金延聘秦腔名角魏长生、安庆名旦郝天秀，及以擅演《醉菩提》全本得名的刘亮彩等名流演员(卷五)，从而吸纳八方戏曲人才组织家庭戏班。

《画舫录》卷五记述了当时扬州盐商家班情况。

即昆腔有徐尚志、黄元德、张大安、汪启源、程谦得、洪充实、江广达(春)各自组织的七大内班，江春又征有花部春台班以备大戏。

须知，正是两淮盐商征召的花部徽班于乾隆五十五年及嘉庆年间相继晋京汇演，后逐渐合并为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并于清季最终融合、演化、发展为中国的国剧——京剧。

珍藏古书秘籍、稀世字画、金石彝鼎等，或供朝廷征集，或供文人观摩、欣赏，或供学者借阅交流，以资著述，或刊刻文献典籍利于流传，也是两淮盐商中一些有识之士贡献的实绩。

清代扬州藏书惊人。

收藏《四库全书》钞本的文汇阁藏书丰富。

然私家藏书也很可观。

如清初以豪富名世的季寓庸之子季振宜，尤喜藏宋元版书，“收藏之富，甲于江南”。

在大力搜求书籍后，其精心撰写的《季沧苇藏书目》约著录图书1000多种，20000余卷。

而后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