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1912—1949）青海畜牧业发展述论

民国时期（1912—1949）青海畜牧业发展述论张保见【摘要】The suitable farming parts of traditional pasturing areas had been developed well,which made agriculture and livestock closely connected with each other.Hardy varieties with regularly distribution were the main part of cattle and the ranches were divided mostly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easons.The livestock production was developed along the route of down ＂U＂,which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were quite low,just the embryonic state of modernization.The ranch division for tribes was not just and most ranches were not used well,which caused serious disease of pest,larger number of cattle than the holding capacity and excessive pasturing in some areas.%传统牧区适宜农垦的区域得到农业开发,农牧结合紧密。

牲畜以耐寒品种为主,分布较有规律。

牧区牧场分划季节性强。

畜牧业生产呈倒＂U＂字形发展,管理水平和技术含量低,处于萌芽近代化状态。

各部落草场分划不合理,大部分草场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局部地区病虫害严重、牲畜饱和及牧放过度。

【期刊名称】《古今农业》【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10页(P91-100)【关键词】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发展【作者】张保见【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S812民国是青海畜牧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学术界已有相应关注,地方通史类、相关民族类通史以及有关通论性经济类通史、相关通论性之近代史著述皆有论述[1]。

尽管对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的讨论相对较多,成绩应当肯定,但现有研究存在的缺陷也颇为明显:一是多通史性研究,缺乏专门的民国断代研究,对民国时期青海畜牧业的发展多语焉不详;再者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以历史考察为主,基本没有注意到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空间因素,忽视了对畜牧业生产格局的讨论;此外研究成果多附带于其他区域或领域研究之中,对于青海畜牧业来说多显得较为零碎、不成体系。

也正是这些不足,为进一步研究留下了较为广阔的空间。

一、民国时期青海牧区分布之变迁总体衡量,从水平方向上看,青海日月山以西、青南高原为牧业区;从垂直方向上看,牧区主要分布在海拔3500～5000米之间的地带,海拔高度受热带季风影响强弱和纬度高低而有所升降。

民国时期,青海农业垦殖力度逐渐加大,草原有所减少。

但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农业开垦主要集中在海拔较低、水热条件较好的河流两侧、湖泊四周、台地、谷地和南向山坡地带,草原以此为中心随着农业垦殖的发展而向周围逐渐退缩。

清末民初,青海农牧分界较为明晰。

大抵可以以日月山为界分区,山以东为农业区,山以西则为牧业区。

日月山以东农业区,牧业为副业,牲畜以饲养和放牧相结合,牧场在农区附近的山上。

此外,耕作条件较差,海拔较高的山中有蒙、藏等民族耕、牧兼营。

日月山以西已经垦殖农田较少,几为纯牧区。

据推算,清末民初青海实有耕地数应为20000顷左右[2],其中日月山以西牧区仅有农田500顷左右,且集中分布在共和、同仁、都兰的局部地区[3],玉树通天河流域自协曲水口以下沿河两岸及固察、称多、拉布、歇武、义曲、结古诸河边谷地,子曲河流域自吹灵多多寺以下及江云、药曲、曹曲等河滨,杂曲河流域觉拉寺以下,鄂穆曲流域自村沙百长属地以下等条带状区域[4]。

柴达木盆地区因降雨稀少,沙漠、戈壁较多,草场多集中于河流和湖泊附近,河流和湖泊也可为牲畜提供充足的饮用水,所以柴达木盆地牧区集中在河流和湖泊周围。

其余地区除少数河谷及湖泊外,多为海拔在3500米以上的高原和山脉,至海拔5000米以上已为冰原带,水草稀少,牲畜难以生存,故牧场分布于海拔5000米以下地区,而在青南高山区域及北部祁连山区域,海拔4000米以上,多地势高燥,夏缺牧草,冬季冰雪,已不适于家畜繁殖,唯有少数藏民牧放牦牛而已。

也就是说,青海西部牧区较为集中在海拔3000～4000米以下的山麓及河谷以及青海湖四周。

进入民国后,至1935年,由于外来移民增多,人口增殖很快,加上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鼓励和提倡农垦,设置屯垦机构,制定屯垦政策和策略,积极引导并予以一定程度的帮助,青海农业垦殖渐呈恢复及快速发展之势。

1919年,设青海屯垦使于兰州。

1923年,在西宁设立甘边宁海垦务总局,并在西宁、湟源、大通、循化、贵德、都兰、玉树、囊谦、大河坝、拉加寺等处设立10所分局。

1927年改名西宁道垦务总局之后,大力推行放垦,垦殖规模加大,开垦荒地增多。

据统计,1927年放荒约 283顷,包括查获私垦地约89顷,共计约开垦372顷;至1929—1930年间,一年之内,查丈荒地及无粮新垦地即约达2078顷[5]。

在此期间,青海人口迅速突破百万。

1930年青海人口约在90.6万人左右,1934年实际人口估计应有116万余人[6]。

这一时期日月山以东地区开垦力度渐次加大,较为宜农的浅山和脑山逐渐垦为农地,牧场向海拔较高处退缩。

随着东部可垦区域的减少,日月山以西、以南地区成为主要的垦殖拓展方向,环青海湖地带、柴达木盆地沿河湖地区和贵德南部、同德、同仁及玉树等地海拔较低、灌溉便利之处的草原成为新垦区的中心。

以共和县为例,原本业农者仅有少数内地迁徙之难民及隆哇地方部分藏民,设治后,外来垦民日多,建省初期调查称其地“可耕之田现已逐渐垦殖”[7]。

在地势高耸,自然环境恶劣的大通河上游及青南高原地带,局部地区也开始形成小块农耕区。

北部的门源县,1919年出现专业农户,1929年后在八宝河、黑河及其支流两岸已逐渐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小块农区[8]。

南部果洛地区,二十年代始在今班玛、久治一带垦殖,至 1956年调查统计,已经有耕地110余顷[9]。

玉树的垦殖发展是向河流两岸已有农地周边宜于垦殖的区域扩展。

1939年统计,玉树各地共有田地1206顷[10]。

牧区相应得有不同程度地萎缩,但黄河南等地仍为纯牧区。

1936年青海土地局改称地政局后,各级官吏贪赃勒索事件逐渐增多;针对垦民的苛捐杂税日益沉重。

这些情况导致垦地成本大为提高,垦民往往入不敷出,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垦地积极性,垦地数量下降。

而已垦之山旱熟地,因收益较差,抛荒逐年增多,青海部分地区尤其是日月山以东地区的一些浅山、脑山再度成为荒区。

日月山以西一些易垦区垦殖地域仍在扩大,如柴达木盆地部分绿洲,20年代末,部分蒙古族开始从事农业垦殖,从1930年起,出现内地人在都兰一带开展农垦,随后,察汉乌苏、查查香卡、哈拉哈图、香日德、德令哈、怀头他拉、宗家、巴隆等地均有内地人前来领垦。

至40年代,柴达木盆地农作区已有较大扩展,马喀河流域、巴因河流域、柴达木河流域之“巴隆、宗家、香日德各处,早经垦殖”,奈直河流域等已均有所开垦试种[11]。

民国时期青海土地垦殖力度相对较大,1942年调查,牧区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75%[12]。

青海水利局1958年估算全省草山草原共8亿亩,占本省总面积的64.72%[13]。

虽说建国后的十年间,牧区农垦范围有所加大,但也不能不说,进入民国后,青海省草场总体呈现出衰减的态势,其趋向是在水平方向上和垂直方向上均有所萎缩。

但由于人口有限,垦殖工具和技术水平差,由垦殖造成的草场退缩面积不大。

近代青海农业垦殖的垦殖率是很低的。

据统计,1949年青海垦殖率最高的东部河湟农业区,农地约5万顷,垦殖率也只有10%左右;其次是环青海湖地区,耕地只有1万多顷;面积广袤的柴达木盆地及青南牧区,耕地总面积竟只有2000顷左右,垦殖率更低[14]。

从这些统计数据我们可以发现,由于受自然条件、技术手段和时代环境的制约,近代青海农田仍然局限在传统农业耕作手段许可的狭小范围之内。

加以其时大部分牧场的牲畜数量不多,所以对草场的破坏有限。

据估计,1949年青海全省有可利用草原5亿亩,实际仅利用了50%左右[15]。

二、主要牲畜种类分布概况牲畜与畜产是畜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青海大部分牧区由于地势高峻,故牲畜以耐寒品种为主,马、牛、绵羊、骆驼为主要畜种,青海东部各县如西宁、湟源、乐都、民和、互助、贵德、化隆、循化、大通县有驴、骡、猪等畜类的饲养。

在柴达木盆地,还有山羊的饲养。

民国时期,柴达木的山羊饲养意义重大,“山羊乳含脂肪,每头日可产乳四五碗,每十六碗可制黄油一斤,蒙民多利用之”[16]。

所育山羊多供肉用,体大绒多,山羊皮尤为优良。

有部分蒙民还汲取母山羊奶,以补充黄牛奶的不足,而柴达木贫民更是完全依赖山羊的乳肉提供饮食。

一些农牧兼营的藏人,也饲养有少量山羊。

此外,蒙、藏牧民户户均喂养有犬,做守夜、护畜之用。

青海为著名产马区,每年运至康藏销售之马达数万匹,为青藏间出口的大宗商品之一,主要产于青海东部农业区及大通河、布哈河及青海湖四周、柴达木各蒙旗。

据产地和体质等不同,分为南番马、番马、玉树马、柴达木马几种。

南番马产于黄河以南一带,身躯大,为民国时期青海骑兵主要配备马种。

番马,亦名青海马,产于青海省北隅、大通河流域、青海湖四周及布哈河一带,以门源县所产最佳,体形稍小,军用民用咸宜。

玉树马产于玉树及果洛部分地区,耐寒能力为青海各马冠,可供跋山力役。

柴达木马产于柴达木盆地,善行沙漠,具有粗食耐渴等能力。

牛,可分为黄牛、牦牛和犏牛数种。

黄牛供役用或肉用,多产于河湟一带农业区,而柴达木盆地各蒙旗及寰海八族牧地也多有蓄养。

柴达木区不产牦牛,黄牛相对较多,牡为平时驮役或供杀食之用,牝为其主要乳用畜。

其他地区所养黄牛多以为牦牛种畜,故数量极少。

牦牛以玉树25族、环海8族、果洛诸族藏民及黄河南诸蒙、藏族蓄养最多,为供役用、乳用及肉用之主畜,以果洛族所产体高力大见称,玉树“之牧地,宜牛甚于羊。

因草性粗韧使然,故该处牧家牛多于羊。

至青海北部之牧家,羊多于牛,因草性不同也。

是以玉树以牧牛为最要之生活,其用处最广,不但产皮毛乳酪,且可用之耕田运货,载量至百斤,日行可四十里,其特长之处在忍冷,善行崎岖滑㳠之地,而喂饲不需给料”[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