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历史研究的“范式”

考古与历史研究的“范式”

摘要：作为人类学的分支——考古人类学，在研究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可以说起着奠基的作用。在现阶段历史研究中，我们对某一时段的研究常常是通过考古的不断发掘和田野不断调查，使得我们的相关知识的在不断积累，就如同库恩所说的“范式”，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观点”，以此来加深我们对历史认知的深度和广度。特别是对于文字资料较少的历史时期，如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及其之前的所谓“黑暗时代”，只能以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来获取更多的资料，使得考古变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考古；历史研究；古风时代；黑暗时代；希腊

中图分类号：k8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3）03-0095-02

一、考古发现与古风时代的“部落”

考古在人类历史的研究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摩尔根在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时，考古成了获取资料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1884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基础上，完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在书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进行了阶段式的分类，分别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三个顺序相承的发展阶段。在理论研究中，恩格斯对古希腊的历史进行了评论，将其作为由部落发展到国家演进过程中的重要例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历史“范式”。

根据考古学的相关理论，人类社会是一个群体社会，其活动都是具有社会属性的，那么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社会发展的时期阶段，都反映出了每一个阶段社会共同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文化传统。对于古风时代的部落，摩尔根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从原始社会走向文明社会的进程为：首先，具有共同氏族名称的血亲团体——氏族，是原始社会的基本单位。随着氏族人口的增多，有的氏族便从中分出一个或几个子女氏族，组成胞族。为了共同防御外族侵扰或征服外族，或者是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几个胞族又联合起来形成了部落。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口的增多，部落活动范围也在扩张，因而各个部落为了使自己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广，就免不了经常发生战争。而战争的结果，要么同利益的部落联合起来，要么强大的部落战胜其他部落，使之臣服，从而形成新的联合。这种部落联合体即部落联盟（古希腊、古罗马称为“民族”）。部落联盟使得领地范围更为广阔。部落联盟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到即将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了。

在考古中，一旦发现了一群具有同种特征和属性的文化遗物或者遗迹的文化遗存，那么在这个区域就一定有过某一种人类社会的发展痕迹。根据摩尔根的理论，通过对人类社会的考古发掘，知道了部落联盟，随着壮大，国家的产生便是必然的，同时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以古希腊为例，其氏族组织机构——人民大会。原本是由联盟全体成年男女参加的一种民主大会，由联盟会议主持召开，任何一位参会者都可以发言。大会的任务是讨论联盟内所有问

题，并对此作出相关决定，最后交由联盟会议、军事首领去具体执行。人民大会有权否决联盟会议的决议，有权审判联盟内的一切重大的案件。据此，人民大会便成了联盟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审判机关。对于国家的形成，使得之前的发展阶段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在历史的考古之中，通过文化遗存，可以知道：城邦代替了部落联盟，联盟会议演变成了元老院，人民大会成了公民大会，最高军事长官则成为最高行政长官的萌芽。

考古人类学的发展使得我们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社会的进展，对于国家的发展，在资料和考古挖掘中能更准确地认识到。就如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于“国家”的产生，以古希腊为例，雅典城邦国家产生之前，商业和海上运输虽有发展，但是战争却频繁爆发，致使大量商人、手工业者、难民和被释放的战俘流落在原来的土著氏族部落之中。这些人与氏族部落的聚居在一起，致使当地的氏族成员的散居、杂居现象特别严重，氏族成员在同一地区内共同生产、生活的原始习惯被打乱，对此原有的氏族组织无形中受到冲击，难以发挥其存在的作用；相反，住在一起但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组成了农村公社或城邦，并起着组织和管理社会的作用。这种农村公社或城邦的特征不是以血缘而是以地域为联系，而各个部落或联盟实际上又是建立在这些农村公社或城邦的基础之上的。

在历史研究的范式上，认为古典城邦是从古风时代的部落演化而来的，证据就是雅典存在部落和氏族等名称，这类似血缘系统。但

是这是社会进化论的后果而非历史事实，而只是一种“范式”。二、考古发现与城邦的兴起

对于城邦的发展，在学术上的研究，考古的发现功不可没。早期希腊国家的兴起，北京大学历史系希腊研究中心教授黄洋教授认为，城邦的兴起的最主流观点是：迈锡尼文明衰亡后经历了一个黑暗时期，之后城邦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8世纪革命”之中兴起，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中断。而这一观点又被普遍接受，成为诸多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一方面是考古学不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考古学不断发展的逐步挑战。

这一范式的形成，主要是一些考古学研究成果和相关知识的不断积累。a.m.斯诺德格拉斯提出了一系列论述，他的观点被接受并确立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范式。在他的《考古学与希腊城邦的兴起》一文中，通过对考古资料的搜集，发现阿提卡墓葬数量的大量增加，由此得知人口的剧增，并在当时达到了一个高峰时期，从而论证了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之后在《古风时代的希腊》一书中，他将城邦的兴起称之为“结构性革命”。

对于墓葬的发掘，在考古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是证明社会发展的证据，可以充分的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真实情况。墓葬的发掘，可以说反映了人们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文化遗存。通过考古，不难从中得知当时人们的地位、宗教信仰、现实生活的缩影。因此，在古希腊的研究范式中，考古还原了当时的真实社会状态，帮助我们能准确定位每个时期的发现。扬·莫里斯在《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

城邦的兴起》一书中之处：人口增长、“城市化”、修建城堡、神庙建筑等等都是“城邦的间接体现”，“在于它们并非城邦所独有的，因此最多只为确认城邦提供了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条件”，他并将墓葬看成是“社会结构通过仪式媒介进行自我表现的物质遗存”。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和文献资料的详实，以之前所提的阿提卡墓葬为证据，扬·莫里斯提出在整个“黑暗时代”，墓葬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当时人们之间已经有阶级之分，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才能有墓地，这是贵族群体地位的象征，而普通成员死后没有墓地，只是简单的埋葬，为此出现了中断，这是考古不可见的。

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要靠考古的证据，也要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去审视历史，在希腊的个案中，法国学者德·波里尼亚克在探究城邦的兴起时，认为还应从宗教的崇拜去认识城邦的兴起。他认为，希腊的宗教观念和习俗之所以发生了持续的变化，这主要是宗教崇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宗教让人们形成了共同体意识。德·波里尼亚克说，“是通过宗教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才得以逐渐形成，它建立在其成员共同依附同样的宗教领土的基础之上”。

实际上，这种强调古风时代和迈锡尼文明之间断裂的范式，在考古学上并非没有破绽。在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城邦文明的研究中，确实了宗教信仰的意义。也正是因为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实，进一步证明了宗教存在的意义。

西方学者之所以强调两者之间的中断，是因为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起了作用。城邦文明历来被看成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因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