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病之于中国

荷兰病之于中国
中国有荷兰病吗？找了半天的资料，把它们一一读过去。

按理来说，对这样的问题应该有两种立场。

一种是有，另一种是没有。

事实上目前对这个问题的主流看法是隐隐约约地说中国有荷兰病，这类文献先是研究国外的案例，然后对中国提出警惕。

言中充满了对中国经济极速增长的恐慌。

而分析之后，我的观点是：首先认同中国高速经济增长背后的一些问题，但明确指出中国没有荷兰病而且将来发生荷兰病的可能性也很小。

这是我国收入增长过程中的产业升级问题。

警惕荷兰病，对中国中西部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纵观各发达国家经济崛起的历史，当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经的阶段。

许多国家的实践表明，只有通过成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换代，才能安全度过这个阶段，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目前，从国际、国内以及中部经济形势来看，原油、煤炭、电力、运输价格不断上升，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成本和风险不断增大的增长期。

除了以资源价格、劳动力价格、土地价格、资金成本等为特征的高价工业化和高价城市化之外，我国的和平发展成本也在逐步上升。

这种高成本增长是我国企业以前所没有经历过的，它将对中国很多以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和资金为优势的区域、企业提出严峻的考验。

同时，由于经济贸易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与波动、汇市升值压力、贸易和技术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因素影响加剧。

这对地处中西部的省区来说，“产业结构失调已成为制约中部六省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其缺陷可归纳为六个字，即：偏（产业结构演进中出现偏差）、僵（经济体制僵化）、小（资金投入和产业规模较小）、弱（科技创新能力弱）、重（重复建设导致产品结构趋同）、低（对外开放程度低）1”。

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是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理论出现偏差：到目前为止，我国许多专家、学者和领导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多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依据。

比较优势理论源于产业化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要选择与其要素禀赋相符合的产业和技术结构，从而实现较快的发展。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最初就是由资源禀赋的产业带动的。

我省和中部地区拥有的资源比较优势不外乎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和绝对量不小、但人均占有量较低的自然资源。

在比较优势理论的指导下，我国在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比较陷阱”已开始显现，尤其是有色金属、油气、煤炭、服装甚至电视机等产业的发展陷入困局。

所谓“比较陷阱”，就是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加入到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供给中来，从而使得国内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加之发达国家对我们的种种歧视性贸易政策，我国的出口产品受到了诸多贸易壁垒，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发展空间受到限制。

由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需求弹性小、附加值低，我国出现了产业结构重型化和国民经济的“贫困化增长”，由此产生了资源瓶颈、能源短缺、环境恶化、区域鸿沟和制度制约等一系列不和谐现象。

由此看来，这种理论存在一些缺陷和误区，已不能完全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从一上分析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荷兰病”现象已经显现。

“荷兰病”起源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荷兰，因荷兰在海岸线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格罗宁根油气田）资源，加之世界石油危机的影响，荷兰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油气产业，使荷兰一夜间成为以出口油气为主的国家；并且，荷兰的某些服务产业也得到畸形发展，吸引了大量的低素质的劳动力就业，经济一派“繁荣”景象。

但好景不长，随着国际能源市场的大副波动，整个经济增长态势迅速崩溃。

由于资源产业在“繁荣”时期的价格膨胀和利益的“意外性”，造成在短期内把大量的生产要素吸引到资源产业，不但丧失了发展新兴产业的机会，而且其它产业也逐步萎缩，企业和产业的创新动力逐渐消失，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投入锐减，使荷兰最终在
多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这种经济现象被经济学界称为“荷兰病”。

其主要特征：一是国际和国内市场对某些资源型产品的需求迫切，价格大副上升；二是大量生产要素在短期内向这些资源型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集中，以追求短期效益，产业结构日趋重型化；三是其他产业和企业的创新动力严重不足，并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四是服务业畸形发展；五是加大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机会成本，丧失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机遇；六是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的作用日渐萎缩。

因此，研究“荷兰病”的现象，避免“荷兰病”的冲击，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那么，面对这种现象，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毋庸置疑，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积极的方法防治荷兰病
初级产品出口收入急剧增长的最大受益者是国家，因此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宏观和微观经济方面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
(1)封存来自繁荣部门的不断增长的收入。

换言之，政府应积聚外汇储备，增加储蓄，减少消费，而不是使这些收入全部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

这一做法常被称作“汇率保护”，因为它能避免或减少由消费影响引起的实际汇率的上升。

这样，落后部门不会因而对汇率提高而处于不利地位。

(2)如果政府不采取封存这一措施，那么另外两个措施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

一是采用双重汇率，即对繁荣部门实行升值的汇率，对其它贸易产品则实行贬值汇率。

这一措施的不足之处在于政府较难长时期地维系双重汇率制。

二是增加对繁荣部门的课税，并将由此获得的税收用于补贴其它贸易产品。

但是由于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原因，如何提供补贴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较难解决的问题。

(3)关税保护也是一项可以考虑的防治措施，尤其在汇率不得不升值的条件下，关税可用来保护制造业部门，以消除“非工业化”的不良影响。

这是因为随着关税的提高，国内制成品的价格可上升，该部门中企业就能扩大生产规模。

(4)扩大海外投资。

这一措施不仅能减少繁荣部门的收入对其它部门的压力，而且还可为政府采取防治荷兰病的措施和进行结构性调整赢得时间，并在若干时间后获取海外投资利润。

但是，如果繁荣部门能持续较长时间，而且海外投资的数额很大，那么这些投资的利润有可能出现一个派生的“繁荣”，再次对国民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

(5)积极发展出口多样化。

无论初级产品的繁荣是长期性的还是暂时性的，出口多样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是因为，出口多样化的实现既能减少对单一产品出口的依赖，使出口收入免受世界市场上价格波动的影响，又可以在繁荣消失后确保必要的外汇收入来源。

尤为重要的是，出口多样化的发展还能带动落后部门的发展，并加强繁荣部门的前向和后向联系。

2.从低端分工向中高端分工转型
(1)从短期来讲，我国需要加强与掌握核心技术的外资企业的合作。

那些掌控核心技术的势力之间已经形成了较强的制衡关系。

后来者们完全可以选择与其中一些技术领先者组成战略联盟从而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

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真正控制核心技术的利益体也不可能不顾忌到众多外界因素对其霸权的担忧，这会大大减弱核心技术所带来的优势。

“从这种角度看，真正掌控着核心技术的利益体并不见得会比其他人轻松，他需要制衡与考虑多方的力量与利益。

”
另外，我国企业直接对外资企业进行收购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样可以更快、更直接的获得先进的技术。

例如联想就曾对IBM的全球PC和笔记本业务进行了收购。

显然，这次收购的同时联想获得了较先进的技术，这将大大提升联想的国际形象和国际竞争力。

(2)从长期来讲，中国企业就是要创新、要有自己的核心、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申请专利、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

我们要改变过去严重依赖发达国家技术的做法，在研究和开发
方面开始投入大量资金。

另外，政府要加大推行人才战略的力度，在重视国内人才培养的同时，尽力吸引在国外留学的中国人才。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加快自己研发的速度，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并将合适的科研成果以规模化的生产进行成本控制，从而使我国的企业在中高端产品上的竞争力得到提升。

经过思考后的出的一个浅显的道理是，依赖输出资源谋生不是长久之计，非资源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才是一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