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与荷兰病

资源诅咒概述资源诅咒是一个经济学的理论，多指与矿业资源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

丰富的自然资源可能是经济发展的诅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数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比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增长的更慢。

经济学家将原因归结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荷兰病或人力资本的投资不足等，主要由对某种相对丰富的资源的过分依赖导致。

所谓“资源诅咒”是指从长期的增长状况来看，那些自然资源丰裕、经济中资源性产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要比那些资源贫乏国家的增长要低许多；尽管资源丰裕国家可能会由于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而实现短期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又会陷入停滞状态，丰裕的自然资源最终成为“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

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增长的源泉问题。

自然资源或自然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相继被揭示出来并置于突出的地位。

其中，自然资源作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成为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

近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史表明，自然资源的确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如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快速工业化与其丰裕的自然资源密不可分20 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的事实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深思。

经验数据显示，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范围来看，资源丰裕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

1965—1998年全世界低中收入国家人均GNP以年均2.2%的速度递增，而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同期却下降了1.3%。

在全球65个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中，只有四个国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博茨瓦纳)人均GNP年增速达到4%(1970—1998)，而一些东亚资源稀缺的经济体(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经济增长却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世界银行，2000)。

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我们也能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

资源诅咒的提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的内生增长理论对于索洛增长理论的“趋同过程”和“赶超假说”提出了质疑，大量的实证研究开始比较各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

一些经济学家发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却令人失望，开始探求其中原因。

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资源的诅咒”(Resource Curse)这个概念，即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

在此之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

他们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结果发现仅有两个资源丰裕型国家年增长速度超过2%。

回归检验表明，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著的负相关性，资源型产品(农产品、矿产品和燃料)出口占GNP中的比重每提高16%，经济增长速度将下降1%。

即使将更多的解释变量纳入回归方程，比如制度安排、区域效果、价格波动性等，负相关性依然存在。

资源诅咒产生的理论观点[1]一、非制度安排观点（一）人力资本观点Mutshed（2001）等认为：在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政权被一小部分醉心于资源租金的精英所控制，资源的收益主要是用于进口消费品，一些生产性投资也主要集中于国内消费品领域，有些国家甚至将资源收益的相当比例用于购买军事装备，而对国内的基础设施、教育等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投资很少。

原因在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形成从投资到产生收益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而控制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未来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收益的折现值很低。

Gylfason（2001）实证发现，资源丰裕度高的国家其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普遍较低，中学的入学率低于全世界平均水平，对人力资本的积象也更不关注。

因此，这些国家人力资本的缺乏是导致资源诅咒的关键，这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的结论是一致的。

（二）经济类型观点Murshed（2001）在Sachs（1999）等的基础上将资源一经济类型分为点源型经济（point-source economes）和分散型经济（diffused economics）。

点源型经济是指国家的经济产业唔集中雀少数几个资源性企业或领域? 分散型经济是指国家的经济结构呈现多元化。

实证研究表明，东亚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国家多都属于分散型经济，而发生资源诅咒的国家如拉美国家、非洲和中东国家都属于点源型经济。

因此，他认为资源诅咒的本质不在于资源丰裕度，而在于资源一经济的类型。

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单纯依赖于少数几种资源的生产和出口，如石油或矿产等，这些产业的产值占据GDP的份额很大：形成一种所谓的“点源经济”（point-souce economies），那么，单一的资源如石油和矿产会引致生产、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向其集中，结果是社会资源本来就处于弱势的领域如农业、加工业进一步弱化，发展基础遭到破坏。

长期的趋势是一旦资源繁荣消失，资源和非资源产业均遭受衰退，经济增长停滞。

（三）资源一冲突观点Addison（2002）、Olsson（2003）、Englebert&ROIl （2003，2004）等提出，那些冲突管理制度薄弱、收入不平等严重的国家，面对突然的资源繁荣时，会使社会长期积累的不满（gdeVance）和贪婪（greed）爆发，增加了国家陷入冲突的危险。

不满的根源是经济因素、政府对不同团体和阶层提供的差别化的经济利益造成的，特别是当政府不能为社会公众提供普遍的安全和最低限度的公共品时，被歧视者会依靠亲属纽带来获得安全保障和支持，结成以种族资本（ethnic capital）为基础的“不满”阶层或团体。

贪婪是获得更多财富的欲望，是产生冲突的又一动机。

丰富的自然资源或资源品的价值提高使社会各阶层或团体的期望收益增加，贫穷的民众降低了参加战争的成本。

在不满和贪婪的驱使下，为了获得自然资源的租金，不同利益团体之间采用犯罪、腐蚀，甚至通过战争来争夺资源的控制权。

而政府为了保证政权，会大量增加军事开支，挤出其他方面的支出。

当资源租金成为可观的“奖金”时，暴力冲突就不可能停止。

结果是资源收益成为各方用于冲突的费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增长成为难以实现的梦想。

二、制度安排观点对出现资源诅咒国家制度安排的研究是近些年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

所谓制度是指行为主体在政治、经济等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规则体系。

诸多的研究结果表明，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

二个“好”的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够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在于它会最大化社会福利、将资源繁荣的收益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

这类政府控制的国家会产生依靠市场的力量、而不是国家补贴的竞争性产业。

而“坏”的制度催生的是寻租、游说和非竞争性的产业。

什么是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Campos&Nugent（1999）认为，衡量政治经济制度好坏的标准是建立在一定制度基础上的政府是否具备生产性功能，包括：行政部门是否负责任、公共设施是否完善、法制精神、平民能否参与政策制定、政策制定程序是否公开透明、以及是否具有强化的产权和契约等。

政府生产性功能完善程度通常间接地以一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单位资本收益、儿童疾病率和成人识字率等4个可量化指标来衡量。

这些年学界得出的总体结论是：凡出现资源诅咒的国家，都有一种坏的制度安排。

（一）坏制度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关于制度导致“资源诅咒”的机理，主要有如下几种解释。

1.企业家才能误配观（Mehlum，2002；Mehlunh Moene&Torvik，2006）。

观点认为，企业家才能既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掠夺。

企业家才能具体用在哪个方面，主要取决于哪种活动的收益和成本比较。

容易到手的丰裕自然资源租金可以使腐败、掠夺和寻租更有吸引力。

越是法制薄弱、缺乏契约精神的国家，这种激励就越为强烈。

在转轨社会，或者冲突后的国家重建阶段，更容易出现犯罪性的大面积掠夺。

当犯罪率上升，既得利益者们为了未来的持久收益，更倾向于花大价钱建立安全保卫设施，而不是将收益在阶层之间、产业之间、当期和未来之间合理分配，结果是使来自资源的收益更加分散，甚至浪费。

2.政治激励观（Robinson，Torvik&Verder，2005）。

观点认为，坏制度容易导致错误的政治激励。

在那些出现资源诅咒的发展中国家，丰裕的资源或资源、价格的上升提升了权力的价值，使在位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租金。

政客们为了取得权利或谋求连任，会趋向于过度抽取资源，进行合理分配；资源的收益不能在产业之间、投资和消费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导致长期经济增长停滞。

这种已经暴露出的政客和选民对自然资源未来收益的低折现率，实际上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制度的缺陷，诸如监督机制不健全、决策不透明、信息不对称等诸多方面。

3.强权联盟观（Lane&Tornell，1996）观点认为，坏的制度容易导致一国出现统治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强权联盟。

强权联盟的目的是最大限度抽取或从社会的其他部分转移租金，这种转移是以社会其他组织以及经济的一般生产部门损失为代价的。

资源繁荣和意外的收益会刺激权力联盟获得超额转移租金的胃口，使这些组织变得更加贪婪，要求获得国家收入中的更大份额。

贪婪的后果是导致生产的边际收益下降、资本的回报率减少、增长率降低。

4.诱致性独裁体制观点（Ross，2001）。

观点认为，那些具有丰富矿产、特别是石油资源的国家都没有走向民主体制，或者至少在民主指数上的分值较低。

独裁体制长期持续的原因在于：一是经济财富没有转移到社会和文化进步领域，财富没有成为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二是压制效果。

矿产和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倾向于花费更多的财力、建立更高水准的军事和内部安全装备，以镇压内部的愤激；三是寻租的影响。

来自矿产资源的税收被用于向公众行贿，使大众沉默、认可权威。

在这些国家，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资源租金而不是税收，赋税普遍较低。

因为，税收通常会产生将国家引人民主体制的压力。

因此，这些国家持续的独裁体制是由于丰裕的自然资源诱致形成的。

独裁体制的强制性、掠夺性、短视和对民众长期利益的漠视是出现资源诅咒国家的制度垢病。

5.大规模寻租观（MurShed，2004）。

观点认为，坏制度容易滋生经济生活中的大规模寻租。

在一个坏的制度条件下，当权者惟一关注的是制定和调整制度，目的是为了在资源租金的博弈中取得有利地位，实现租金最大化，而不是整个社会收益最大化。

民间资本会由于租金成本上升而减少投资。

寻租过程中的浪费，使资源的收益分散，生产性投资的减少，最终经济增长受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