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企业反并购策略与运用

反并购：策略与运用一、绪言敌意并购（Hostile Take Over）一旦发生，被并购公司及其操纵性股东就面临反收购问题。

投资银行的并购业务人员须要深谙反并购之道。

因为充任企业的反并购顾问，是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重要内容，熟悉各种反并购策略，是投资银行做好反并购业务的差不多功。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投资银行在策划收购行动时，假如深谙各种反并购策略，它就能够事先预测目标公司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反收购方法，并事先预备好相应的反反收购手段，从而击败目标公司的反收购行动，关心收购方实现收购成功。

从那个角度上讲，熟悉反并购策略，亦是投资银行开展并购业务的差不多功。

在市场经济发达的西方，进展起来了许多反收购方法。

我国的投资银行应该借鉴这些方法，同时也应积极制造新的反并购策略。

投资银行的反并购业务旨在增大收购难度和收购成本，关心目标公司及其操纵性股东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反收购目的。

它包括三部分相对独立又紧密联系的内容。

其一、投资银行为客户公司事先策划组建“防鲨网”或曰修建防备工事。

市场经济条件下，上市公司随时都面临并购的威胁。

为了幸免被并购，上市公司须要自始安排一些防备措施。

通过这些防备措施使收购难度增大或使收购全然成为不可能（比如在安排股权结构时，使自己控股51%），令收购者望而却步。

在华尔街，收购突击者通常被称作鲨鱼，上市公司的这些出于防卫目的的防备措施也就被称作“防鲨网”。

好的防鲨网能够令鲨鱼们（收购突击者）退避三舍。

投资银行为其客户公司建立“防鲨网”提供专业策划和设计，是投资银行反并购业务的重要内容。

该项工作做好了，往往可使客户公司在并购与反并购的争战中收到御敌于千里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

其二、在客户公司遭到收购突击时，投资银行作为专业顾问机构充当客户公司的反收购军师和参谋，针对收购突击者的收购动机和手段策划反击方案，采取种种反收购行动，迫使收购者鸣金收兵或付出高昂代价。

其三，在并购争战收场时，投资银行关心客户公司进行善后处理。

例如总结经验教训，调整股权结构，重组业务与资产，改善经营治理，提高股价水平等等，以便防范下次再遭收购。

以上三者分不从事前、事中、事后三方面构成投资银行反并购业务的完整内容。

假如讲“其一”是未雨绸缪，是防范于未然，那么“其二”则是“短兵相接”，是反击于已然，“其三”则是善后处理。

在我国证券市场，敌意并购还未进展到频繁发生的程度。

但在证券市场上的收购兼并活动是大势所趋。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投资银行反并购业务的要紧内容或曰重心应该是关心上市公司策划组建“防鲨网”。

投资银行在开展反购并业务时，须要调动各种反收购力量，认真分析它们各自的反收购动机，然后“投其所好”地采取各种有力的反收购手段。

目标公司的反收购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细分析，一家目标公司的反收购力量要紧来自三方面：一是目标公司的治理层；二是目标公司的控股股东；三是目标公司的职员及其组织代表即工会。

由于目标公司的董事会多由控股股东入主，而目标公司经理人员又由董事会聘任，因此，目标公司的治理层和它的控股股东在对待收购的态度上往往是意见一致、二位一体的。

但不全然是如此。

目标公司的治理层往往会从个人的利益动机动身（比如为了保住个人的职权地位、薪酬福利、自我尊严甚至意气用事等等）而不是从公司进展及股东利益动身去反收购。

在这种情况下，目标公司治理层的反收购则是假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之名、行济私之实。

不同的目标公司，不同的反收购力量，其反收购动机各不相同。

归纳起来，反收购的缘故要紧有以下几种：①控股股东不情愿失去控股地位；②公司现股价低估了公司的实际价值，买方的收购条件不合“等价交换”法则，不利于公司股东；③通过反收购以便提高收购价格，为公司现股东争取更优惠的股权转让条件；④认为收购突击者是在做Green mail（绿色勒索），无收购诚意；⑤认为收购无助于公司状况的改善或不利于公司的长远进展；⑥治理层为保住其个人职权地位、薪酬待遇，或为了面子尊严而反收购；⑦职员及工会为爱护职员利益而反收购（比如职员及工会担心收购会导致裁员而使部分职员失业，或担心收购会导致公司前景暗淡而使职员前途渺茫等等）。

从理论上讲，只要是公众公司就有可能发生敌意并购。

我国的公众公司有点例外，要紧是因为我国的上市公司非流通股比例太大，公众化程度不够。

但从长远来看，这仅仅是个临时现象。

在上市公司股份全部皆可在市场上流通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制约收购者和驱动收购者的要紧因素差不多上成本--收益法则。

要紧是由于这一法则的制约，在证券市场进展的历史上，敌意并购形成为一种此起彼伏的风潮的时期并不多。

在这方面美国是最具代表性的，其敌意并购风潮开始于1970年代后期，与杠杆收购一起盛行于1980年代，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渐趋平息。

此后，杠杆收购和敌意并购渐趋少见，但直至今天敌意并购依旧时有发生。

我国证券市场上发生的第一单公司收购案确实是一宗敌意收购（1993年的“宝延事件”），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进展，敌意并购案例还将不断地发生。

我们现在专门难预测以后的什么时候敌意并购会否再度成为证券市场上的一股潮流，然而七、八十年代发明和进展起来的各种反并购策略所反映出来的金融理念和金融技术却一直值得从事投资银行并购业务的人们深加玩味。

从那个意义上讲，学习和了解各种反并购策略，不仅仅是并购和反并购业务操作上的需要，也是一位优秀的投行业务人员知识结构中的必备内容。

以下是各种反并购策略综览。

投资银行在策划运用这些策略的时候，需要特不注意各国对公司并购与反并购的法律规定。

其中，各国法律规定的一个重要原则确实是充分爱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禁止公司治理层出于自利动机而进行反收购。

以我国的香港法例为例，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第4条名称即叫做“禁止阻止行动”，它规定：受要约公司的董事会一经收到真正的收购要约，或者受要约公司的董事会有理由相信可能立即收到真正的收购要约时，在得到受要约公司股东大会予以批准之前，受要约公司的董事会在公司事务上，不得采取任何行动，其效果足以阻止该项要约或剥夺受要约公司股东决定该项要约利弊的机会。

特不是董事会假如未取得该项批准，不得（1）发行任何股份；（2）就任何未发行股份发出或授予期权；（3）增设或发行、或准许增设或发行任何证券，而该等证券是附有转换为该公司股份或认购该公司股份的权利；（4）出售、处置或取得，或同意出售、处置或取得重大价值的资产；（5）在日常业务过程以外订立合约，包括服务合约；（6）促使该公司或其任何附属公司或联属公司购买或购回该公司的任何股份或为该等购买提供财政协助。

凡该公司在之前已有合约义务，规定采取任何该等行动或凡出现其他特不情况，必须尽早在可能的情况下咨询执行人员。

在适当的情况下，执行人员可能豁免须取得股东批准的一般性规定。

各国诸如此类不厌其烦的规定，划定了运用各种反并购策略的空间。

在不违背这些规定的前提下，投资银行尽可依“法不禁止的即是同意的”现代法治原则各显神通。

二、反收购：策略与运用收购公司的关键是收购到“足量”的股权。

一个上市公司，为了幸免被收购，应该重视建立如此的股权结构，在该种股权结构中，公司股权难以“足量”地转让到收购者的手上。

专门显然，那个地点的所谓“合理持股结构”的“合理”，是以反收购效果为参照标准的。

建立这种股权结构，其做法要紧有以下几种：1、自我控股。

即公司的发起组建人或其后继大股东为了幸免公司被他人收购，取得对公司的控股地位。

其间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一开始设置公司股权时就让自己控有公司的“足量”股权。

我国法律和政策要求某些行业（要紧是与国计民生关系重大的行业）的上市公司，要由国家（政府）控股，就属这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是通过增持股份加大持股比例来达到控股地位。

比如94年4－5月，深圳投资治理公司增持深进展A股5432615股，增持比例由7.79%升为9.8%，后又增持升为10.2%。

其目的确实是为了巩固自己第一大股东的地位。

自我控股又有控股程度的差不。

自我控股假如达到51%的比例，那么敌意收购不再可能发生，收购与反收购问题不复存在。

一般地讲，在股权分散的情况下，对一个公司持有25%左右的股权就能操纵该公司。

但从理论上讲，只要持股比例低于50%，敌意收购就可能发生，公司就要面临反收购问题。

一个股东对自己操纵的上市公司持股比例越大，该上市公司被收购的风险就越小，当持股比例大到51%时，被敌意收购的风险为零。

那么在51%以下，该持股多少比例才为最佳“点位”呢？这要视控股股东及目标公司的具体情况而定。

持股比例太小，难以收到“足够”的反收购效果；持股比例太大，则会过量“套牢”资金。

合适的持股比例点位应是这两方面的“平衡点”。

2、交叉持股或曰相互持股。

即关联公司或关系友好公司之间相互持有对方股权，在其中一方受到收购威胁时，另一方伸以援手。

比如A公司购买B公司10%的股份，B公司又购买A公司10%的股份，它们之间达成默契，彼此忠诚相互爱护，在A公司沦为收购靶子时，B公司则锁住A公司的股权，加大收购者吸纳“足量”筹码的难度，同时B公司在表态和有关投票表决时支持A公司的反收购。

反之，B公司受到收购威胁时，A公司也如此。

在日本，公司之间的相互持股现象相当普遍。

这种公司往往还在公司资本经营中一致行动。

比如1994年出面大宗收购我国上市公司----北旅公司股权的日本五十铃和伊藤忠确实是二家相互持股的公司。

80年代初，香港老牌英资财团怡和财团也采纳交叉持股的方法以防止其旗下的置地公司被他人并购。

其具体做法是：通过怡和控股和怡和证券两公司持有置地40%的股权，而同时置地又操纵怡和控股40%的股权，通过这种互控股权的方法锁定双方股权的大量筹码，减少流通在外的股权量，不管哪家受到购并威胁，双方都可相互照顾合力御敌。

而几乎在同时，香港政府修订了关于联营公司“操纵权”的定义，将持股比例由过去的51%减少到35%，从而使怡置互控的措施得以顺利进行。

通过这种互结连环船的形式，使得当时咄咄逼人的华资财团不得不慢慢收敛了觊觎怡和置地的锋芒。

在运用交叉持股策略时，需要注意几点：互控股份需要占用双方公司大量资金，阻碍流淌资金的筹集和运用。

有的国家法律规定当一家公司持有另一家公司一定量股份（比如10%）时，后者不能持有前者的股份，即不能相互出资交叉持股。

交叉持股实质上是相互出资，这势必违背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募集资金的初衷。

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互控股份的双方公司反而可能互相拖累。

1983年香港地产业市场崩溃，置地亏损达13亿港元，因互控股份造成的连带关系，怡和的纯利润也因此而减少80%。

交叉持股有可能让收购者的收购突击达到一箭双雕的结果。

假如A、B互控股权20%，尽管这大大增加了收购A或B的难度及风险，但一旦收购了其中的一家，实际上也就间接收购了另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