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的关系

摘要：官方信仰是王权在国家祀典之中建构起来的，民间信仰是王权所允许的国家祀典之外的存在，是国家提供的权力关系架构。

官方信仰中传播的礼教内容同样包含在民间信仰中，民间信仰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与官方信仰发生冲突。

为了确保官方信仰的正统性，专制政府引导并控制民间信仰。

关键词：民间信仰；官方信仰；关系
中国古代之所以会呈现出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两大系统，在于中国的神圣结构是出自于国家权力及家族权力的建构，而非宗教崇拜本身的要求，由此构成了信仰与权力之间强固的关联结构。

本文考察了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既一致又冲突的互动关系，并通过官方信仰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和控制揭示了国家扩大合法性基础的诉求。

一、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的一致性
我国传统文化的组成与发展中，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大致对应的是乡间习俗与正统礼制，风俗与礼制具有源流一致的关系。

原始社会的人们对自然现象和同类的生老病死难以解释时，为了生存和自我保护，发明了最古老的祭礼。

国家形成之前，对天地和祖先的信仰与祭祀最初是民间的。

夏朝建立后，官方自然采纳了民间信仰，以“服天命”为由不断扩大和巩固统治。

商代在夏代“天命观”的基础上，又将祖先与天神合一为祖先神。

周代又进一步制度化，且制定了严格的程序和仪式，后世的祭祀制度虽根有所演变，但基本上以周礼为根本。

可见，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在起源上具有一致性。

在民间信仰普遍施行，具有了一定的规范功能后，官方赋予其政治伦理，使其上升为官方信仰。

同时，民间祭俗与官方祭礼也有相融。

如腊祭，民间斋馔扫涤，遍祭神祖，腊日“腊先祖五祀”，次日向祖神献祭，第三日蒸祭，又三日墓祭；官方则“岁终大祭”。

伏日，民间“荐麦瓜于祖祢”，祈求祖先的庇佑；官方为辟除“伏日万鬼行”的禁忌，“尽日闭，不干它事”。

体现出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的一致性，有利于官民阶层的沟通互动和地方统治的长期稳定。

二、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的冲突性
民间和官方在祭祀信仰上有相当的一致性和相融性，但因民间信仰本质上是以草根性为基本特征，同时又有着内在体系性和自身运作逻辑的一种信仰形态，民间信仰发展到一定程度又与官方信仰两相悖离，多有冲突。

冲突有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冲突两种。

形式上的冲突主要指信仰的名称、对象、经典和教义及仪式的不同，这些冲突对官方信仰及其维护的政权不构成威胁。

冲突体现了民间对权威的“畏”和“怨”以及渴望权威赐予幸福与安宁的“盼”。

实质上的冲突主要是指民间信仰对官方信仰及其维护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

有的民间信仰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后，形成了固定的传教团体和仪式，开始有意识有组织地为本信仰团体的利益而奋斗，并不断积蓄政治能量。

其中，世俗性的宗教信仰，树立救世主的观念，借助于佛教、道教、基督教的有关概念和教义，以唤起普通民众的向往之心，但又立足于平均分配、太平安康等生存意识，以满足民众的心理需要。

这种试图以新的君主专制取代旧的君主专制的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的冲突剧烈，虽然它曾经被起义农民成功地加以实施，但是无法逃脱统治者用各种手段加以剿杀的命运。

三、官方引导、控制民间信仰
正确进行礼仪活动，能达到警戒的作用，使民众慑于官府与正统的权威而不敢造次。

政府还禁止非官方人员的祭礼活动，以垄断合法的符号暴力，从而确保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

为了确保官方信仰的合法性，就必须引导、控制民间信仰。

显然，最好的控制方法就是将民间信仰纳入国家信仰体系中来，将体制外因素转化为体制内因素。

很多民间神一步步地被纳入国家祀典，成为官方信仰的组成部分。

当然，需要进行官方
的改造，改造的内容包括神的出身、生平事迹、传说、神迹等，并通过造神活动扩大其影响力，改变其祭祀活动与仪式。

朝廷还往往通过“赐额”的方式对许多地方性的民间“野神”正式承认其合法性，表现出对民间的“迎合”。

马克斯?韦伯有一个著名的观点，“任何一种信仰的背后都有对现世的关怀”。

国家为什么要确立、传播官方信仰，并改造、容纳民间信仰？其根本性的现世关怀就在于控制民间社会、贯彻其统治。

更为重要的是，国家的这些努力，与国家对其合法性的诉求也有着密切关系。

传统政治理论强调帝王的统治与天意合一，而民间信仰又以“诸神的联合国”著称，因此，尽可能地容纳民间诸神，也就是尽可能地扩大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综上，中国古代的民间信仰与官方信仰无论是内容，还是履行的形式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只不过官方信仰在伦理化、行政化后，被人为地权威化。

尤其是正统儒家思想确立后，这种毋庸置疑的权威性更加突出，使不能纳入其理论体系的信仰更加民间化，加深了二者的冲突。

尽管冲突加深，但二者的一致性仍然存在。

而官方对民间信仰的引导和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社会地方政治运作中官民共治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