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原文及译文

《贞观政要》卷七·论礼乐原文及译文
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

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诗》云：‘克昌厥后。

’春秋
时鲁庄公名同，十六年《经》书：‘齐侯、宋公同盟于幽。

’惟近
代诸帝，妄为节制，特令生避其讳，理非通允，宜有改张。

”因诏曰：“依《礼》，二名义不偏讳，尼父达圣，非无前指。

近世以来，曲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

今宜依据
礼典，务从简约，仰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

”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曰：“窃见密王元晓等俱是懿亲，陛下友爱之怀，义高古昔，分以车服，委以藩维，须依礼仪，以副
瞻望。

比见帝子拜诸叔，诸叔亦即答拜，王爵既同，家人有礼，岂
合如此颠倒昭穆?伏愿一垂训诫，永循彝则。

”太宗乃诏元晓等，不
得答吴王恪、魏王泰兄弟拜。

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辰日不哭，以此辞于吊问，拘忌辍哀，败俗伤风，极乖
人理。

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

”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
致拜于父母。

”
贞观六年，太宗谓尚书左仆射房玄龄曰：“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陵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

每嫁
女他族，必广索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

既轻重失宜，理须改革。

”乃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
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普
责天下谱牒，兼据凭史传，剪其浮华，定其真伪，忠贤者褒进，悖
逆者贬黜，撰为《氏族志》。

士廉等及进定氏族等第，遂以崔干为
第一等。

太宗谓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
世代衰微，全无官宦，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或
才识庸下，而偃仰自高，贩鬻松槚，依托富贵，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且士大夫有能立功，爵位崇重，善事君父，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此亦足为门户，可谓天下士大夫。

今崔、卢之属，
惟矜远叶衣冠，宁比当朝之贵?公卿已下，何暇多输钱物，兼与他气势，向声背实，以得为荣。

我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何
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只看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
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

”遂以崔干为第三等。

至十二年，书成，凡百卷，颁天下。

又诏曰：“氏族之美，实系于
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

自有魏失御，齐氏云亡，市朝既迁，风俗陵替，燕、赵古姓，多失衣冠之绪，齐、韩旧族，或乖礼义之风。

名不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高门之胄，不敦匹嫡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必归于富室。

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
其祖宗，竞结婚姻，多纳货贿，有如贩鬻。

或自贬家门，受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望，行无礼于舅姑。

积习成俗，迄今未已，既紊人伦，
实亏名教。

朕夙夜兢惕，忧勤政道，往代蠹害，咸已惩革，唯此弊风，未能尽变。

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务合礼典，
称朕意焉。

”
礼部尚书王珪子敬直，尚太宗女南平公主。

珪曰：“《礼》有妇见舅姑之仪，自近代风俗弊薄，公主出降，此礼皆废。

主上钦明，
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

”遂与
其妻就位而坐，令公主亲执巾，行盥馈之道，礼成而退。

太宗闻而
称善。

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遣备行此礼。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侍臣曰：“古者诸侯入朝，有汤沐之邑，刍禾百车，待以客礼。

昼坐正殿，夜设庭燎，思与相见，问其劳苦。

又汉家京成亦为诸郡立邸舍。

顷闻考使至京者，皆赁房以坐，与商
人杂居，才得容身而已。

既待礼之不足，必是人多怨叹，岂肯竭情
于共理哉。

”乃令就京城闲坊，为诸州考使各造邸第。

及成，太宗
亲幸观焉。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准令，三品以上，遇亲王于路，不合下马，今皆违法申敬，有乖朝典。

”太宗曰：“卿辈欲自
崇贵，卑我儿子耶?”魏征对曰：“汉、魏已来，亲王班皆次三公下。

今三品并天子六尚书九卿，为王下马，王所不宜当也。

求诸故事，
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国宪，理诚不可。

”帝曰：“国家立太
子者，拟以为君。

人之修短，不在老幼。

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

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征又曰：“殷人尚质，有兄终弟及之义。

自周已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窬，塞祸乱之源本。

为国家者，所宜深慎。

”太宗遂可王珪之奏。

贞观十四年，太宗谓礼官曰：“同爨尚有缌麻之恩，而嫂叔无服，又舅之与姨，亲疏相似，而服之有殊，未为得礼，宜集学者详议。

余有亲重而服轻者，亦附奏闻。

”是月尚书八座与礼官定议曰：
臣窃闻之，礼所以决嫌疑、定犹豫、别同异、明是非者也，非从天下，非从地出，人情而已矣。

人道所先，在乎敦睦九族。

九族敦睦，由乎亲亲，以近及远。

亲属有等差，故丧纪有隆杀，随恩之薄厚，皆称情以立文。

原夫舅之与姨，虽为同气，推之于母，轻重相悬。

何则?舅为母之本宗，姨乃外戚他姓，求之母族，姨不与焉，考
之经史，舅诚为重。

故周王念齐，是称舅甥之国;秦伯怀晋，实切
《渭阳》之诗。

今在舅服止一时之情，为姨居丧五月，徇名丧实，
逐末弃本，此古人之情或有未达，所宜损益，实在兹乎。

《礼记》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进之也。

嫂叔之无服，盖推而远之也。

”礼，继父同居则为之期，未尝同居则不为服。

从
母之夫，舅之妻，二人相为服。

或曰“同爨缌麻”。

然则继父且非
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轻在乎异居。

固知制服虽系于名文，盖亦
缘恩之厚薄者也。

或有长年之嫂，遇孩童之叔，劬劳鞠养，情若所生，分饥共寒，契阔偕老，譬同居之继父，方他人之同爨，情义之
深浅，宁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乃爱同骨肉，于其死也，则推而
远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

若推而远之为是，则不可生而共居;生
而共居为是，则不可死同行路。

重其生而轻其死，厚其始而薄其终，称情立文，其义安在?且事嫂见称，载籍非一。

郑仲虞则恩礼甚笃，
颜弘都则竭诚致感，马援则见之必冠，孔伋则哭之为位，此盖并躬
践教义，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旨，岂非先觉者欤?但于时上无哲王，礼非下之所议，遂使深情郁于千载，至理藏于万古，其来久矣，岂
不惜哉!
今陛下以为尊卑之叙，虽焕乎已备，丧纪之制，或情理未安，爰命秩宗，详议损益。

臣等奉遵明旨，触类傍求，采摭群经，讨论传记，或抑或引，兼名兼实，损其有余，益其不足，使无文之礼咸秩，敦睦之情毕举，变薄俗于既往，垂笃义于将来，信六籍所不能谈，
超百王而独得者也。

谨按曾祖父母，旧服齐衰三月，请加为齐衰五月;嫡子妇，旧服
大功，请加为期;众子妇，旧服小功，今请与兄弟子妇同为大功九月;嫂叔，旧无服，今请服小功五月。

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

舅，
旧服缌麻，请加与从母同服小功五月。

诏从其议。

此并魏征之词也。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太宗谓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

俗间以生日可为喜乐，在朕情，翻成感思。

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追
求侍养，永不可得。

仲由怀负米之恨，良有以也。

况《诗》云：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奈何以劬劳之辰，遂为宴乐之事!甚是乖
于礼度。

”因而泣下久之。

太常少卿祖孝孙奏所定新乐。

太宗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
代兴亡，实由于乐。

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
《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

以是观之，实
由于乐。

”太宗曰：“不然，夫音声岂能感人?欢者闻之则悦，哀者
听之则悲。

悲悦在于人心，非由乐也。

将亡之政，其人心苦，然苦
心相感，故闻之则悲耳。

何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

”尚书
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

”太宗然之。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奏言：“今《破陈乐舞》，天下之所共传，然美盛德之形容，尚有所未尽。

前后之所破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臣愿图其形状，以写战胜攻取之容。

”太宗曰：“朕当
四方未定，因为天下救焚拯溺，故不获已，乃行战伐之事，所以人
间遂有此舞，国家因兹亦制其曲。

然雅乐之容，止得陈其梗概，若
委曲写之，则其状易识。

朕以见在将相，多有曾经受彼驱使者，既
经为一日君臣，今若重见其被擒获之势，必当有所不忍，我为此等，所以不为也。

”萧瑀谢曰：“此事非臣思虑所及。

”
唐太宗即位之初，曾对侍臣们说：“根据《周礼》的规定，帝王的名字，都要避讳。

可是古代的帝王，生前并不避讳这些，周文王
叫昌，但《周诗》中写了‘攻克姬昌之后’这样的诗句。

春秋时，
鲁庄公名叫同，庄公十六年《春秋经》上有这样的字句：‘齐侯、
宋公在幽地结为同盟。

’只是到了后来，帝王们才制造出许多禁忌来，他们下令，生前就要对帝王的名字进行避讳。

我认为这样做很
没有道理，应该改变。

”于是下诏说：“按照《礼记》，人名是两
个字的，只要不是两个字连着出现，就不要避讳。

孔子是通达事理
的圣人，以前不是没有指出过这种事。

近世以来，世人多加禁忌，
生出很多避讳，与《礼记》的规定不符。

现在应该遵循经典，从简
约出发，效仿先哲，规范后世。

官员的称谓、姓名，公私的文章书籍，只要‘世’和‘民’两个字不连读，就没有必要避讳。

”
贞观二年，中书舍人高季辅上疏说：“我私下看到，密王李元晓他们都是皇亲国戚，陛下对他们的关注仁爱之心，超过古代的帝王。

但是，陛下对于分派给他们兵马，委以重任这些大事，仍须遵循礼
仪规范，以让天下人臣服。

我看见皇子们拜见叔叔时，叔叔们也马
上回礼。

一个家庭有一个家庭的礼数，帝王之家也如此，岂能如此
颠倒上下秩序呢?希望陛下加以教诲和训诫，永远遵循前人美好的礼仪。

”唐太宗于是下诏李元晓等人，对吴王李恪、魏王李泰兄弟不
用答拜。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京城的百姓在为父母服丧期间，有的人听信巫师的妖言，在辰日这天不哭，他们谢绝别人
的哀悼慰问，拘泥于禁忌不允许悲伤，这是伤风败俗、违背人情事
理的做法。

现在下令各州县，让他们教导百姓，一律按照正确的礼
仪规范去做。

”
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佛教、道教徒，本应该广做善事，怎么能够让尼姑、道士等人妄自尊贵，坐着接受父母的跪拜礼呢?这
样做只会损害民风民俗，使礼仪混乱。

现在，应该马上下令禁止这
种行为，仍旧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行跪拜礼。

”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尚书左仆射房玄龄说：“近来，山东的崔、卢、李、郑四大姓，虽然在前几代就已衰败，但他们仍依仗旧时的
名望，自高自大，号称士大夫。

每当把女儿嫁给其他家族，总要大
肆索取聘礼财物，一味贪图数量，根据财礼的数目决定婚约，就像
集市上的商贩一样，这样做败坏了风俗，也搅乱了《礼经》的规定。

既然他们的门望与事实不符，看来，现在的礼仪制度应该有所改革了。

”于是下诏，命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
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等人订正姓氏，普遍收集全国家谱。

并根
据史书传记，删除浮华，考订真假，如果一个家族上代出了忠贤，
就提升等级，出了叛逆，就加以贬黜。

依此标准，撰写了一部《氏
族志》。

后来，高士廉等人在唐太宗面前呈上所定的氏族等第时，
仍把崔干列为第一等。

太宗说：“我和山东的崔、卢、李、郑，并
无宿怨，只是因为他们世代衰微，现在已经没有一个人做官，却还
自称是士大夫，婚嫁的时候，依此大量索取财物。

有的人才能见识
平庸低劣，却还悠然自得地自夸高门，炫耀死去的祖先，依附于富
贵之列，我真不明白社会上为什么还会看重他们?如果有人能建立功业，爵位隆重，善于侍奉君主和父亲，忠孝都值得称赞，或者道德
仁义高尚，学艺通博，这样也足以自立门户，称得上是士大夫。

如
今崔、卢之类，只是自恃远祖的高官厚爵，怎能和当朝的显贵相比呢?公卿以下的人，何苦给他们多送财物，助长他们的气势呢?他们
只图虚名不顾实际，想借此增加自己的光彩。

我之所以要复位氏族，是为了树立当今显贵的地位，为什么还把崔干列在第一等，你们这
不是看轻我朝的官爵吗?所以，不管以前如何，只按照今天的官品、
人才来定等级，并且这次量定等级将作为永久的准则。

”于是把崔
干定为第三等。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全书完成，共一百卷，颁
行天下。

其后，唐太宗下令说：“氏族高下，要以官爵相联系，婚
姻的正道，要以仁义为先。

自从北魏失国，北齐灭亡，朝野变化，
风俗衰败。

早先的燕、赵古姓，后人多失去官爵，以前齐、韩旧族，行为也有悖礼义。

他们名不闻于乡里;身不免于贫贱，却自称高门后裔，而不讲究嫁娶礼仪，依仗名望只在于勒索财物，女儿必嫁给富
贵之家。

于是就有新做官的人和钱财多的人家，羡慕富贵人家的祖宗，抢着和人家攀亲，多送财物，如同买卖。

双方有的自愿贬低家门，受辱于姻亲，有的夸耀过去的地位，在公婆面前行为无礼。

这
种做法积习已久，已经成了风俗，至今还未改变，这既紊乱了人伦，也有亏于名教。

我日夜谨慎小心，操劳政事，历代的弊端祸害，都
已制止革除，唯有这项坏风气，还没有完全转变。

从今以后，让天
下人都要懂得嫁娶的规矩，务必合乎礼法，按照朝廷的礼仪办事，
才符合我的心意。

”
礼部尚书王珪的儿子王敬直，娶了唐太宗的女儿南平公主。

王珪说：“《礼记》上规定有妇人拜见舅舅、姑母的礼仪。

可近世以来，这种风气逐渐改变了，公主下嫁，这些礼节都被废弃了。

陛下圣明，处处都遵循法令规范。

我接受公主的拜见之礼，哪里只是自己的荣耀，其实是在成全大唐礼仪之邦的美名啊。

”于是和妻子在公婆的
座位上就坐，让公主亲自拿着帕子，行侍奉父母的洗手进食之礼，
礼毕，公主自行退下。

唐太宗听说此事后非常赞成。

此后，凡是有
公主下嫁，都要遵照这条礼仪。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古时候，诸侯入朝拜谒天子，有专门住宿和沐浴的地方，供给他们一百车草喂养马匹，享受客人
的礼遇。

白天天子在正殿里端坐，晚上在庭院中点燃蜡烛，向他们
嘘寒问暖。

京城里还有为各个郡县专门设立的馆舍。

现在，我听说
各地使者到京城，都租房子居住，他们和商人杂居在一起，仅有容
身之地而己。

如今待客之礼如此怠慢，恐怕各地使者会产生怨恨，
怎么还会愿意为朝廷尽职尽忠呢?”于是，下令京城有条件的客栈，
为各地来的使者营造馆舍。

修成之后，唐太宗还亲自前去参观视察。

贞观十三年，礼部尚书王珪上奏说：“按照律令，三品以上的官员，在道路上遇到亲王，可以不下马致礼。

不过现在，这种行为却
是违法的，这实在与朝廷律令不符啊!”唐太宗说：“你们想自己尊贵，而轻慢我的儿子们吗?”魏徵说：“汉代、魏晋以来，亲王的礼
遇都低于三公。

然而，现在三品官员和天子六尚书九卿，都要为亲
王下马致礼，这是亲王所不应该接受的礼节。

这样做既无先例可循，又违背国家的法令，于理实在不合。

”唐太宗说：“国家确立的太子，是未来的国君。

一个人地位的高低，不在于年龄的长幼。

如果
太子去世，那么同母的弟弟就该列为太子。

你这样说，不是在轻视
我的儿子吗?”魏徵又说：“商代崇尚质实，有兄长去世，弟弟继承
的规定。

从周代以来，都立长子为继承人，这样做就杜绝了庶子意
图篡权夺位、制造混乱的可能性。

国君对此应该审慎。

”于是，唐
太宗接受了王珪的意见。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对礼官说：“现在，与你共同生活的人去世了，还要为他披麻戴孝。

可是嫂子、叔叔去世了，却不服丧。

舅舅
和姨妈，都是亲属，但表丧的礼节却有差别。

这些做法都不符合礼
仪规范，应该招集学者来商议一下，制定出服丧的礼仪。

有同属亲
属但侍奉的礼数却很轻的，也应一起上奏。

”就在同月，尚书八座
和礼官定下了规范：
臣听说，礼是用来判断疑惑不明的事理，决定迟疑不决的行为，区别异同，明辨是非的，它不是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根据人情事理推论出来的。

人道最重要的一点，是使九族和睦。

九族和睦，在于由近及远，实行亲疏有别的礼节。

亲属之间有差别，所以丧礼中的祭文，应根据情分的多少来书写。

舅舅和姨妈，和母
亲是一族，但他们之间有差别，为什么呢?舅舅和母亲是一家，姨妈
出嫁后改姓丈夫的姓，成为别家的人，参考经史，舅舅的确比姨妈
重要。

所以周王顾念着齐国，称齐国是舅甥之国。

秦穆公不忘晋国
重耳是他的舅舅，把他的儿子康公送到渭阳，作了《渭阳》这首诗。

现在，舅舅去世，只是服丧三个月，对姨妈却要居丧五个月，迁就
了虚名，丧失了人情，舍本逐末，背弃了根本。

这大概是古人对人
的感情没有考虑周全，应该有所增减。

《礼记》说：“兄弟的孩子犹如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引而进之。

嫂嫂、叔叔不用守丧，是因为推而远之。

按礼的规定，和继父一起
生活过，就要为他居丧一年，如果没有一起生活，就不用居丧。

至
于继母、舅舅的妻子，对这二者服丧的礼节相同。

常言道：“如果
共同生活过的继父去世了，应该为他披麻戴孝。

”继父并非生父，
对他服丧隆重是因为共同生活过，恩情轻微是因为不住在一起。

因此，服丧虽然事关名分，但也随恩情厚薄而定。

如年长的嫂子，她
抚养年幼的叔子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两人同甘共苦到终老，这比起一起生活的继父，和其他一起生活的人，情义的深浅怎可相
提并论呢?嫂子生前，二人情同骨肉，嫂子死后，却以外人的礼节对
待她，这种做法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如果推而疏远是对的，那生前
就不应住在一起;生前住在一起，死后就不应像看待路人一样看待嫂
子。

生前恩情厚重而死后礼节轻微，用这个原则来衡量，有这样的
道理吗?并且侍奉嫂子的礼节，史书上的记载也不一致。

后汉，郑仲
虞抚养寡居的嫂子和她的儿子，待她的礼节和情义都很笃厚。

晋时，颜弘都的嫂子双目失明，需要服用蛇胆，他千方百计弄到蛇胆，终
于使嫂子重见光明。

后汉将军马援对嫂子极为尊重，不戴帽子就不
敢进屋拜见嫂子。

《礼记》记载：孔子之孙孔伋在嫂子的灵位前痛哭。

这些都是亲身实践礼义规范，极其仁义孝敬的人。

能够深明其
中大义的，难道不是先知先觉者吗?现在没有圣明的哲人，百姓也不
议论礼仪之事，致使礼仪之中包含的道理不被重视，这种情况由来
已久，真让人痛惜啊。

现在，陛下认为尊卑之序虽然都制定完备了，但丧礼制度还不合情理，于是令大臣详加审议修改。

我们遵照陛下圣旨，参考了经典、传记，进行了修改增删，使没有明文规定的礼仪变成条款，希望这
会使人伦敦厚和睦，使日渐轻薄的民俗变得淳朴，改变过去浅薄的
风俗，给后世留下榜样，这些是六经上没有谈到的，是陛下超越百
世帝王独自获得的。

我们谨遵礼仪，做了规定，如果曾祖母、曾祖父去世，过去服丧三个月，现在请陛下延长至五个月;嫡子的妻子，过去服丧九个月，
现在请再延长;各位儿子的妻子服丧，请将过去规定的五个月改为九
个月;嫂子、叔叔过去不服丧，现在请改为服丧五个月。

弟弟的妻子
和丈夫的兄弟也应服丧五个月。

舅舅过去只披麻戴孝，现在请规定
同对待继母一样，服丧五个月。

看毕，唐太宗下诏通过此项议案。

此议案的作者乃魏徵。

贞观十七年，十二月癸丑日，唐太宗对大臣们说：“今天是我的生日。

民间认为生日是可庆可贺的事情，但我却感慨万千。

帝王君
临天下，富有四海，可是想奉养父母，却永远无法做到。

仲由贫困时，常常到外面去为父母背米，他到楚国做官之后，富有万钟之粟，但那时他的父母去世了，再想尽孝心已不可能，所以他感到非常遗憾。

《诗经》说：‘可怜我的父母，为养育我付出了多少艰辛啊。

’怎么可以在父母生我这样艰难的日子，举办宴会寻欢作乐呢?这实在
是与礼仪相违。

”说完，便情不自禁地哭泣了许久。

太常少卿祖孝孙上奏新近制定的音乐。

唐太宗说：“礼仪、音乐，是圣人为了节制人们的情欲而设立的，用来教化百姓，它们应该符
合规范。

同样，政治的好坏，难道不也因此而生吗?”御史大夫杜淹说：“前代的兴衰存亡，也跟音乐有关。

陈后主灭亡，就是因为奢
侈荒淫和为妃嫔们谱写淫曲《玉树后庭花》所造成的。

齐灭亡，也
是因为齐东昏侯作《伴侣曲》，行旅之人听到，无不悲伤而泣，这
乃是亡国之音啊。

所以，国家的存亡，全在于音乐。

”唐太宗不同意，说：“不是这样的，仅仅是声音怎么能影响人呢?快乐的人听到
声音就会喜悦，哀伤的人听了就会悲伤。

悲喜之情在于人心，并非
是音乐造成的。

即将灭亡的国家，百姓内心凄苦。

听到哀怨的音乐，内心十分感动，就会愈加悲伤。

相反，一首悲哀的音乐，怎么会使
快乐的人悲伤呢?现在，《玉树后庭花》、《伴侣曲》这些靡靡之音
依然存在，我自己都可以演奏它们。

但是，可以肯定，你们是不会
悲伤的。

”尚书右丞魏徵接着说：“古人说，礼呀，礼呀，难道就
是玉帛之类的礼器吗?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钟鼓之类的乐器吗?音
乐的关键在于人的心境，不在于音调。

”唐太宗很赞同他的看法。

贞观七年，太常卿萧瑀上书说：“现在《破阵乐舞》在天下广为传颂，但此乐仍不足以形容陛下超世的武功和宏伟的业绩。

陛下先
后打败了刘武周、薛举、窦建德、王世充等乱世枭雄，我愿意来写
一写陛下无人可比的神勇。

”唐太宗说：“我在天下纷争的乱世，
为了拯救天下苍生，迫不得已，才征讨四方，所以才有了这个舞蹈
和音乐。

然而高雅的音乐，应该只陈述历史梗概，不宜把详情原原
本本写出来。

我看当今朝廷的将相，很多都曾受敌人的驱使，如果
现在又看到他们被俘虏的情景，毕竟曾经有过君臣关系，肯定会于
心不忍。

考虑到这些，所以我认为不可。

”萧瑀道歉说：“这件事
臣根本没有想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