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艺术成就《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一、“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说：“聊斋志异虽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

这里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传奇的笔法，去表现志怪的题材”，其实，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1、《聊斋》对志怪题材的继承和发展六朝志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内容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2、《聊斋》对传奇笔法的继承和超越传奇笔法：鲁迅认为，唐传奇“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唐传奇比之六朝志怪，除了题材内容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在艺术上的超越。

从情节结构上，它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发展到丰富曲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语言文字上，从志怪的简率古朴、粗糙平板发展到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在表现手法上，从六朝志怪单调平板的如实记述发展为“尽设幻语”的委婉叙写。

《聊斋》对传奇笔法的超越：《聊斋》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在：一是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二是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三是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二、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

《聊斋》每叙一事。

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

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

例如篇幅较长的《促织》，虽写现实生活中的事，也有小儿魂化蟋蟀的奇幻情节。

全篇以促织为线索，矛盾的产生、情节的发展、人物感情的变化，都由促织的得与失来决定。

故事一开头，成名被里胥报充里正差役。

他一上任，“令征促织"，立即被卷入到生活矛盾之中。

由于官府“严限追比”，使他身心交病，惟思自尽，陷入绝境，故事至此为一曲折。

接着笔锋一转，让成妻问卜，终于按图得虫，于是举家庆贺，情节由悲转喜。

谁料他的幼子竞将捉到的虫弄死，更不想由于要子的恫吓，孩子竟投井自杀，成名一家又陷入绝境，情节又生曲折。

正当成名夫妇“相对默然”，痛不欲生之时，想不到儿子复苏，又听到“门外虫鸣”，终于捉到了一只促织．故事又发生转机。

以后“将献公堂”，又“惴惴恐不当意”，试斗时，又“蠢若木鸡”，令人惊口下。

全篇情节曲折多变，波澜叠起，缓急交替，层出不穷，愈转愈曲。

而目曲中有幻，幻中有曲，充分表现了中国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的民族风格。

此外象《王桂庵》、《西湖主》、《葛巾》、《胭脂》等等都写得奇峰叠起，变幻无穷，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

三、善用多种手法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1、赋予花妖狐魅形象以“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聊斋志异》所写鬼狐花妖，作家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牛趣盎然。

如虎精苗生的粗犷(《苗生》)，牡丹精葛巾的芳香(《葛巾》)，蠹鱼精素秋的善读书(《素秋》)，鼠精阿纤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绿衣少女的细腰(《绿衣女》)。

这就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聊斋志异》刻划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

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

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

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

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

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的性格。

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此外象小翠的顽皮(《小翠》)，小谢的调皮(《小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

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

作家用一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方言文的简练、典雅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

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

近之，微笑。

招以手，不来，亦不去。

固请之，乃梯而过”。

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

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

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

“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

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

泣且炊。

俄又有报二郑捷者。

次妇力掷饼杖而起。

曰：‘侬也凉凉去。

”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

《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

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少妇调笑：“一日，有少妇笑入，目：‘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

’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

’”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

《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试分析造成杜十娘悲剧的原因杜李的爱情悲剧的原因，首先在于男主人公李甲的性格弱点。

我们不能否认，李甲对十娘是有爱情的，而且这份感情并不虚伪。

从他为了赎出十娘而费尽周折，到处借贷这一情节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作品中写道：“李公子一连走了三日，分毫无获，又不敢回决十娘，权且含糊答应，到第四日又没想头，就羞回院中......”。

当他回到院中，十娘问及借贷情况时，他含泪而言，道出两句：“不信上山擒虎难，果然开口告人难，一连奔走六日，并无铢两。

一双空手，羞见芳卿，故这几日不敢进院，今日承命呼唤，忍耻而来，非某不用心，实是世情如此。

”如果说，李甲对十娘只是贪恋美色的狎妓行为，根本谈不上爱情的话，那么此时的李甲完全可以采纳监生柳遇春的劝议，“趁早与十娘开交为上，”而没必要四处奔走，求告无门，受人白眼与羞辱了。

问题在于李甲虽有真情，但却是像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

时而摆向心爱的十娘，时而又摆向威严的父亲。

其父李布政在作品中是一个没有出场的人物，他的阴影却一直笼罩全篇，对情节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他位居要职，拘于礼法，有着强大的威力。

他一心望子成龙，光耀门楣，听说李甲“迷恋烟花”便大发雷霆，他是不能准许儿子这样败坏门风的。

正是他的威力造成了李甲精神上的重压。

欲娶十娘，又惧怕严父，欲弃十娘，又难舍真情，在这样的夹击中，本来就不是一个敢作敢当的男子汉的李甲，他的无主见，患得患失的性格决定了他的顾虑重重，也正是这种顾虑，给了富商子弟孙富以可乘之机，李甲则把孙富的奸计当成了两全之策。

除无主见之外，软弱和卑怯，也是李甲性格的主要特点。

小说中多次写到李甲动辄流泪便是明证。

在面临抉择的关头，李甲不能以男子汉之躯，给心爱的人遮风避雨，却只能是一个无能的废物。

当求借无门时，他“只是流涕”，当与孙富的肮脏交易即将付诸实际，又苦于无法向十娘告之以真情时，他竟“扑籁籁掉下泪来”，当把真情告诉十娘的时候，竟又一次“泪如雨下”，以至十娘投江之时，他“不觉大悔，抱持十娘恸哭”。

除了流泪，他没有丝毫办法能承担男子汉的责任。

这正是李甲这样的出身高贵而又碌碌无为的浪荡公子哥固有的性格特点。

他们富有的时候，只会享乐，当需要他们承担责任时，便成为草包一个。

当然，李甲性格的最核心内容是他的自私。

在他的天平上，一方面是与十娘难以割舍的感情，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权力、地位、富贵的父亲李布政。

他一旦舍弃了后者，与十娘成就姻缘，那就意味着他将失去一切，包括金钱和地位。

将落得个“海内必以兄为浮浪不经之人”难以“立于天地之间”的地步。

而更重要的是“异日必为弃家荡产之人，不堪继承家业耳！”孙富的一席冠冕堂皇的话，代表着一种世俗的看法，这些话却恰恰说透了碌碌蠢材李甲的“胸中之疑”，使他感到“顿开茅塞”。

因此，当他含泪向十娘告之真相，十娘假意应允时，他竟“欣欣似有喜色”至此，他的自私已暴露无遗。

是啊，像李甲这样的富家公子，怎么能舍得丢弃地位和金钱呢？与这些相比，感情是何等的微不足道呵！自私的他，怎么会不在父亲的一边加上砝码，使天平倾向于他不能失去的一切呢？于是，他的卑怯自私的灵魂终于使他背叛了爱情。

当他真正识得十娘的苦心之日，正是十娘怀恨投江之时。

谁能说清李甲的大悔恸哭和疯狂不是悔在对珠宝沉江的惋惜上呢？即使是真心悔在十娘香消玉殒之上，那也是悔之晚矣，因为十娘早已经成为衔恨地府的英魂了。

由此可见，李甲的软弱、卑怯、无主见、自私的性格特征，注定了杜李爱情悲剧的产生，注定了李甲成为天下第一号负心汉。

其实，明代文人变成市井之人，甚至是风流文人、颓废文人，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纵情适宜”已经是当时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

李甲的心态正是被封建伦理严重扭曲之下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核心是矛盾。

李甲出身显贵，家境殷实，本人又是读书人出身，高官厚禄应该是他的前途。

他本应该与市井之徒大相径庭，然而他却做不到。

一方面他要放松，要纵情，出入烟花场所，从中寻求刺激和欢乐。

所以他“自遇到十娘，就喜出望外，把花柳情怀一担儿挑在他身上”，以他那“俊俏的庞儿，温存的性儿，又是撒漫的手儿，帮衬得勤儿”的条件和行为，赢得了十娘的青睐，为悲剧埋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