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名医传记之余无言

现代名医传记之余无言

余无言(1900—1963年)，江苏阜宁县人，出生于该县益林镇，原名余愚，字择明(或则民)，别署不平，由于出生地靠近射阳湖，故在业医后，常署名为“射水余无言”。出身于世医家庭，祖讳子靓(字赞襄)，精于岐黄，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当地名医，尤精于伤寒、温病及内科。

先大父余奉仙，医学受教于家传，业医60年，医名鼎盛。光绪后期在社会上享有“晚清苏北三大名医”之一（另二位为兴化赵海仙、淮安张子平)的美名。先父无言公，幼年习读儒学经史，少年时受先大父亲授医学典籍，系统教学，精读《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早期医典，泛阅历代临床医学名著，并为先大父临证抄方数年。

悬壶沪上治医办学

1918年先父开始悬壶应诊，1920年鉴于当时的“西学东渐”，先父主动去上海，习读部分西医课程，先后受教于俞凤宾博士及德医维多富尔，主要学习西医内、外科诊疗，返里后在阜宁县继续应诊。由于他基本上达到“学贯中医”，临床治效明显提高。后又膺聘在陆军某部任军医官二年，卸任后，于1929年去上海定居执业行医。20世纪30年代初，受聘于上海“中国医学院”为外科学教授，后与同行挚友张赞臣先生合办《世界医报》，并合作共组联合诊所。

他在治医过程中，主张“改进中医”，在当时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阐发己见。临证尤为钦佩“南北二张”(指张锡纯、张山雷)，亦颇膺服丁甘仁先生。

1934年，旧中央国医馆焦易堂先生，聘请先父为该馆名誉理事兼编审委员。焦先生又请陈无咎先生、先父及张赞臣等起草临床各科病名表式，其中的“外科病名表式”，主要由先父草拟，并颁布全国试用。

1936年，章太炎先生创办苏州国医学校，聘请先父主讲《伤寒论》等课目，当时的国医专科班(属中华职业学校主管)、中国医学专修馆、新中国医学院等校，亦分别延请先父主讲《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外科学等课程。1937年，先父与张赞臣先生共同主办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特聘陈无咎先生任校长，丁福保、张伯熙(张赞臣先生之父)等先生为副校长，先父任教务长、张赞臣任总务长。在五年中，共培养了三届毕业生(每届学习年限为三年)。先父在任教数年中从不迟到、早退，从未缺过一课；又以主讲仲景学说和外科为主，为中医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由于受到国民政府的种种限制与影响，于1942年停办。

1946年先父在上海曾主办“大同疗养院”(相当于早期的中医院)，自任院长，聘请先辈名家丁福保先生出任名誉院长，由于经费紧张，不

足二年即停办。

心系中医擅用经方

先父在中壮年时期，主要担任诊疗、教学工作，亦经常抽暇为医学报刊撰写医事评论、临床报道、医学小说等，又曾为捍卫中医的合法权益奋笔疾书，特别是针对余云岫等消灭中医的学术主张予以驳斥、论辩，受到中医界的广泛重视。

关于诊疗，先父以经方派名家著称，并长于中医多科病证，而对伤寒、温病、内科杂病尤为专擅。由于先大父奉仙公为他打下的学术基础是以仲景论著为主，故临床诊病多用经方。在他具有标志性的诊所诊室内，有一个木制的大书柜，在书柜的正面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古不求秦汉后”，下联是“知医当在和缓(指我国早期春秋时秦国名医医和、医缓)间”。上海名医姜春华先生深知先父临证方治，他在《余无言先生小传》中，称先父“其用石膏，最多者为半斤，其用大黄，最多者为一两。以其善用此二药，因以‘石膏大黄先生’呼之云”。至于内科杂病，对水臌(肝硬化腹水)、头风、百合病、奔豚、痉病、肝痈、肠痈等病，均有显著的治疗效果。

建国后，党的中医政策深入人心。他在1952年冬，应邀出席华东及上海市中医代表会议，先父向大会秘书处提出改进中医的提案多条，

受到大会的重视。1956年春，应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现名中国中医科学院)之请，由上海来京工作。中医研究院首任院长鲁之俊，请他与于道济先生共同主持编审室，室内另有陈苏生、谢仲墨、耿鉴庭等先生，他们参与“九种教材”的编写与审订，先父还应聘担任全国首届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的教学工作，为我们讲课。1958年，又调任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同时担任部分高干的诊疗工作。1963年，因生平嗜酒，保健不慎，突患脑溢血，抢救无效而病故。

除医疗、教学、著述外，先父擅长诗词，尤喜即兴赋诗，曾自印《愚盒诗草》八小册赠与诗友、同行和学生们。他对诸子及历代史籍颇多涉猎，生平好读孔、孟所撰儒家经典及《庄子》、《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文、史名著。

衷中参西不落窠臼

由于先父长期在上海以“经方派”著称，他经治的案例很多，兹择选伤寒、温病各一治验，供读者参阅。

(一)热病阳明经证

“上海羊尾桥陈姓妇，年42岁，仲夏病热，初恶寒而旋不恶寒，延

及四日，病势愈进，赤膊赤足卧于地上，烦躁不安，反复颠倒，面赤肤红，有如中酒，多汗如珠，大渴引饮；脉洪大而数，舌绛而干，先饮以西瓜汁，次进以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

白虎人参汤加花粉方：生石膏六两肥知母八钱炙甘草三钱西党参四钱天花粉四钱粳米一两。

煎服法及疗效：嘱患者家属，先煎石膏，次下诸药及粳米，俟米熟汤成，滤清与服。迨西瓜购来，取汁先与饮之，患者呼快不已，自汗即渐少；再服汤药后，不二小时而汗出热退，烦躁渐停；续服二煎，得睡一夜未醒，次日晨，其病如失矣”。(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二)湿温肠出血证

“同乡旅沪之许长林者，年53岁，1943年患湿温伤寒(西医诊为肠伤寒)，病已二周，热度颇高，其后忽发肠出血，肛门血出，涓涓不止，体温渐见低降，周身苍白而无血色，气急微促，手足厥冷，脉沉细而数，扪其胸腹四肢，亦均发凉，而反赤膊、赤足，若畏热者。询其欲得冷饮，先予以西瓜汁，次以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

白虎人参汤加芩连地丹方：生石膏四两肥知母四钱炙甘草三钱西党参四钱粳米一两黄芩三钱川连一钱五分鲜生地一两(捣汁冲)

粉丹皮四钱。

进剂后，热势渐减而便血止；但嗣后反又发热，大便干结未解。遂于上方各药减量四分之一，再加粉葛根四钱，大黄三钱，期其表里两解，再令以西瓜汗续与之。……迨服药之后，先得微汗，约二小时而表热顿解，至夜间大便解后，里热亦除，病情转危为安。”(见余无言《翼经经验录》)

先父诊治此病，打破了西医诊治肠伤寒的学术观点。西医认为肠伤寒不可用泻药，而先父则认为：“若早下之，则内热、内湿有去路……”。再者，先父在多年临证中，十分膺服天津张锡纯先生，对“衷中参西”相当赞赏。故先父在中医界，既是经方派，又有中西汇通派之称。

家学渊源博古采今

值得予以表述的是，先父在治医数十年中，论著颇多，早年业医时，他曾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而他的中医学术临床，早年受先大父奉仙公的严格要求，对仲景学说尤为精熟。在他的多种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为《伤寒论新义》(1940年由中华书局刊行)和《金匮要略新义》(1952年由中医书局刊行)，二书均突出“图表注释”，对仲景原文精义，多所阐发。今以《伤寒论新义》为例，先父在该书自序中说，他编写此书“方法有四。一曰以经注经，即举仲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