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潜的隐逸思想

论陶潜的隐逸思想

【摘要】：林语堂说：“陶渊明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他的生活方式和风格是简朴的，令人敬畏，使那些聪明与谙于世故的人自惭形秽。”没错，自古陶渊明就被誉为“千古隐逸之宗”。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的一生如江上雪浪几遭起伏，几番出士入士后归隐田居。本文主要通过对其隐逸思想的形成以及出仕与隐退的辩证来浅析他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隐逸自然价值观反俗

【正文】：

历史的洪水冲刷掉无数才子名士，然而陶渊明那一派怡然自得的形象却越显光辉，他以固穷守节的的志向，恬淡平和的性情和笃意真古的诗作为后世文人建筑了一座精神家园，开创了隐逸之风。他始为江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可以说，陶渊明就是徘徊在出仕与退隐两者中不断冲击证明着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

一、陶渊明隐逸思想的形成

环境因素塑造了陶渊明心性恬淡，娴静少言的性格。他出生于风景秀丽的江南古郡——柴桑，其北有庐山，那巍峨高峻的气势和云雾缭绕仿佛天人接壤的神奇景色，曾对诗人产生巨大吸引力。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在如此山清水秀鸟语花香之境长大的陶渊明汲取了天地精华，未沾染俗世尘埃。而从小习惯并熟悉山水田园生活，较之于生长于市井城镇中的世家子弟，更善于发现田园生活中的乐趣与意蕴，也更能忍受田园生活的平淡与清苦。壮志凌云的年纪，诗人却徜徉于自然之间，所以不管远离多久，多远，终究会回到田园。只要等到那一个契机就有义无反顾的冲动回到自然。

深刻的哲学思考给了陶渊明一种超然悠然的心境。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这使他卓然于一般诗人之上。陶渊明以“自然”作为化解人生苦恼的良药，在《归园田居》中写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在创作《归鸟》、《形影神》等诗篇中，他都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和漫不经心的口吻咏他的诗句的。他着迷于庄子的“物化自然”，他在老庄哲学里，看到了与自然的契合点，看到了

符合本性的人生哲学——顺应自然，与自然合一.儒家强调上古大同的世界学说和人身道德修养的理论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在《时运》篇中表达了对孔子的羡慕，把“东鲁春风”的安谧生活与自己身边的农村世界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与乱世相对立的安静平和的小世界。这就为他日后归隐奠定了思想基础。

如果说环境以及哲学思想是催生陶渊明隐逸情怀的两大重要因素，那么时势就是直接促使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推手。

所谓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易诞生文化现象。隐逸文化在先秦萌芽，而到了魏晋时期就达到成熟。当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的斗争异常激烈，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用清谈、饮酒、佯狂等形式来排遣苦闷的心情，“隐逸文化”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的爱好。社会风气陶渊明隐逸思想的最终形成起到最直接的推波助澜作用。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的隐逸观成为他的一种人生价值观。与其他文人不同，几番轮转他才决定归于自然，这是对价值观的考验与选择，有一种节操品格观念。“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是他钟情于田园不入俗流的价值观，“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是他追逐仕途施展壮志的价值观，而当他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委蛇时，“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是他不低头于权贵的价值观。在这个层面上，他选择了隐逸。

二、出仕与隐退的选择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年少的他也渴望出仕，建立功业，而一旦踏上了仕途，政治的黑暗官场的官官相护，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的陶渊明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仕与隐的矛盾首先摆在了眼前。

一个是梦想，一个是现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难的选择。几次出仕之后，他坚决归田：“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多次的仕宦经历使他看透了官场的腐败、世情的虚伪和狡诈，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他刚正不阿，不肯与流俗苟合，才毅然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很多人都认为，此时陶渊明是真正地对仕途失去了信心与希望，把精力投入到种菊耕田的生活中。的确，他是一个真隐者。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全属写一位刚刚亲历农耕的隐者在自然中找到归属感的平淡快乐。苏轼曾盛赞此诗：“览渊明之诗，相与太息。噫

嘻！一夕露沾衣之故而所愧者多矣。”出于对淡泊高远的人生的追求，他大多数田园诗呈现出冲淡平和、宁静悠远的风格。

但是，在这背后，我们也能体味到他对现实的不满和憎恶，才硬生生地把注意力从仇恨与失望甚至绝望转移到田园生活中。他越是描写田园生活的惬意，越是在掩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在《感士不遇赋》中，说到“咨大块之受气，何斯人之独灵！禀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如此看来陶渊明还是想有所作为的，这也情有可原，谁不想当英雄呢？他归隐是想保持自身不被异化。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

同时，陶渊明还通过“酒”，假借醉态来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饮酒》20首是一个集中的体现。疯癫的状态刚好可以肆无忌惮地宣泄心中不快，看惯乱世篡权的他仍然不能完完全全放下尘世间的俗事。日本作家夏目漱石把陶渊明视为“超俗的诗人”，但一海知义认为还不如把他称为“反俗的诗人”。因为直到晚年，他仍在领悟和动摇间徘徊。

所以现在问题就归结到陶渊明到底是不是真的退隐。我认为，陶渊明的隐逸之所以和众人不同，就在于他处在隐与不隐这样一个零界点。表面上他退回山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以及虚构出来的那个桃花源都是他将追求理想的心安置在某一处的最好见证。他没有消极生活，而因为不愿意与当权派为伍，所以采取退隐的方法保持自身高洁的人生价值观，避免变质；而时时刻刻传达着“自然而非无为”的观念，他很好地处理好了出仕与退隐的关系。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的当朝社会，陶渊明是一位隐者；在他桃花源般的美好乌托邦世界里，他又是出仕的，他在清正廉明的社会里发挥着自己的才能。如果我们把出仕与退隐放在不同的维度世界，我们就能体会到陶渊明隐逸思想的独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