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贺拉斯折中主义思想在《诗论》中的体现

论《诗艺》折中主义的体现
贺拉斯（公元前65——公元8），罗马杰出诗人、批评家。

贺拉斯属于中小奴隶主阶层，他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动荡和起伏，最后成为罗马帝国的宫廷诗人，经过这些磨难中后他更加信奉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人生哲学。

他写讽刺诗嘲笑吝啬、贪婪、淫靡等恶习，宣扬保持内心宁静、适度享受人生之乐的伊壁鸠鲁和斯多噶派的伦理观念。

他的抒情诗，以希腊抒情诗为典范，对早期希腊抒情诗的格律进行改造，使之更适应拉丁语，成为一种新的格律。

贺拉斯这种抒情诗对西方诗歌的发展很有影响，后来人们把仿照贺拉斯这种形式写的抒情短诗称为“贺拉斯体诗”。

贺拉斯不仅在诗歌创作有建树，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提纯”上升为理论，他创作的《诗艺》在西方文学史上有很重大的影响，是古典主义的奠基之作。

贺拉斯的《诗艺》很明显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文艺观的影响，但是《诗艺》并不是《诗学》的翻版，它是贺拉斯作为一个宫廷诗人，在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影响下，根据罗马帝国时代的社会要求和自己的创作体会，以给皮索父子写信的方式，提出的罗马帝国的文艺法则。

贺拉斯在《诗艺》中主要探讨了关于文艺的三个问题：诗意、诗法和诗人，这三个大问题又包括了若干个小问题，如在诗意方面就有统一、朴素、适当、完美四个方面，在诗法方面就有题材、词汇、格律、传统、创新、性格、情节等问题，而在诗人这一大问题上，又有诗人的思想修养、金钱与文艺的关系、文艺的寓教于乐、天才与艺术、
恶意的阿谀奉承和善意的大胆批评等问题。

可以说，《诗艺》内容的涵盖面极广，讨论的问题几乎涉及了当时文艺理论能够探讨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足以在文艺理论史上留下自己的光辉足迹。

贺拉斯在《诗艺》中探讨的一些问题也被后来的古典主义奉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

这也说明《诗艺》在西方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极大影响。

我们考察《诗艺》，发现《诗艺》的写作处在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阶段，它上承亚里士多德《诗学》下启古典主义传统，在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它的这种中间地位和角色，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就很不彻底，反映出相当强烈的调和的折中主义的倾向。

一、折中主义的表现
可以说，贺拉斯的折中主义倾向表现在几个互相矛盾的概念范畴上。

首先是关于模仿与创新。

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5世纪的欧洲，历史发展先后经过三个阶段：希腊文明、希腊化文明和罗马文明阶段。

这三个文明，无论从发展顺序，还是从发展程度，古希腊毫无疑问地居于开山鼻祖的地位，欧洲后来的政治形式、文化观念、学术思想等，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能到古希腊找到它的源头，或如罗素所说，希腊是“世界性的脑力工厂”。

在《诗艺》里，有个重大的主题就是强调艺术应当模仿希腊古典。

古典主义的重要原则就是在艺术上，古希腊是罗马人的当然典范，关于艺术的一切形式希腊人已经创造出了完美的典型，所以对于罗马人而言，首要的就是紧跟在希腊人的身后，努力学
习其中的光辉典范。

在贺拉斯的眼里，“诗神把天才，把完美的表达能力，赐给了希腊人；他们别无所求，只求获得荣誉。

”对于当代的诗人而言，“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

在词汇方面：“这种新创造的字必须渊源于希腊”；在题材方面：“你与其别出心裁写些人所不知、人所不曾用过的题材，不如把特洛亚的诗篇改编成戏剧”；在格律方面：“你们应当日日夜夜把玩希腊的范例”，这些从作品的题材、结构、语言到人物等各方面都应当以希腊人为榜样，向他们学习，可以说涉及到了文艺从内容到形式的方方面面。

但是，在实际的学习过程中，贺拉斯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只需要向希腊学习即可，他在强调以希腊为典范，要进行模仿的同时，也强调了自我创新的重要性。

比如说，他在论词汇的时候就说，在安排字时候，要考究要小心，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新字表明，当然，“这种自由，用得不过分，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每个时代）创造出标志着本时代特点的字，自古已然，将来也永远如此。

每当岁晚，林中的树叶发生变化，最老的树叶落在地上；文字也如此，老一辈的消逝了，新生的字就像青年一样将会开花、茂盛。

”他在论述传统的时候，也说“或则遵循传统，或则独创”，而且也曾告诫过当时的诗人们，在处理一些古代题材的时候，“不在模仿的时候作茧自缚，既怕人耻笑又怕犯了写作规则，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这说明贺拉斯对待模仿和创新的问题上采取了调和折中的态度，他既想能够在希腊光荣传统的笼罩下努力吸收其一切优秀成果，也想在这种强大光环的笼罩下能够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为当下罗马的光荣服务。

所以他既提倡学习希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内采取调和的做法，
提倡创新。

其次表现天才和技巧的问题上。

关于诗灵感的来源，柏拉图从他的理式世界出发，认为灵感是神在诗人身上的凭附，诗人只是神的代言人，诵诗人又是诗的代言人。

在文艺创作中，柏拉图否认了诗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即使存在技巧也只是神灵在诗人身上的体现。

这完全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反映。

亚里士多德也提倡模仿，但他模仿的对象不再是“理式”，而是客观世界，他认为诗人应当模仿的是行动中的人，在文艺创作中，亚里士多德不提天才和神灵，只是极其强调情节（布局）的重要性，关于布局也就要努力学习一些创作的技巧，而不再只是神灵的凭附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了。

在这个问题上，贺拉斯也表现了一定的调和立场，他既不赞成柏拉图的灵感说和迷狂说，也不完全赞成亚里士多德忽视天才和灵感的偏颇做法，而是采取了折中的态度，既强调天才的重要性，也不忽视训练的必要性。

他的看法是：“苦学而没有丰富的天才，有天才而没有训练，都归无用；两者应该相互为用，相互结合。

在竞技场上想要夺得渴望已久的锦标的人，在幼年时候一定吃过很多苦，经过长期练习，出过汗，受过冻，并且戒酒戒色。

”这就把天才和艺术（训练、苦学、坚忍）较好地调和在一起了，从而比较合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再次表现在艺术的功用上。

我们知道，柏拉图已经认识到了文艺的巨大作用，他认识到文艺能够逢迎人性中非理性的要求，通过给人以快感，助长人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也正是因为文艺的这个作用，柏拉图要把诗人从自己的理想国里驱逐出去；亚里士多德给悲剧的定义
正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他与其师对文艺社会作用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文艺能够促使人得到健康发展，对社会是有益的。

贺拉斯在这点上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提出了“寓教于乐”的说法，从而成功地把文艺的审美功能“娱”和认识教育作用“教”成功地调和在一起，“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和认识教育作用的关系”。

他说，“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

这样的作品才能使索修斯兄弟赚钱，才能使作者扬名海外，留芳千古。

”在贺拉斯的系统中，“教”和“娱”并不矛盾，而是二者可以很好地并存，共同为社会服务。

当然这也是他文艺观折中主义的一个反映。

只是这个折中已经带有了“辩证法的味道了”。

二、造成折中主义的原因分析
1．时代背景。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罗马处在欧洲上古时代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处在人类童年时代的希腊时期创造的文化、艺术成果，无论是史诗、悲剧、建筑、雕刻、哲学、文学还是其他方面，都朝气蓬勃、气势雄伟、赏心悦目，令后来者只能仰视。

而到了希腊化时期，过去那种广阔的视野、雄伟的气势、蓬勃的朝气已经完全消逝了，代之而来的纤巧的作风，颓废的情绪和狭隘的视野；而到了罗马时期，罗马文化当然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但这种传统对希腊文化而言无疑是十分薄弱的，它不得不向希腊和希腊化文化学习，并主要接受了希腊化时代文化的影响。

这种影响大多是消极的，在文艺理论
上主要以修辞研究为主。

罗马的独裁者想扭转这种局面，但只有到了屋大维时期，这种局面才得以改观。

屋大维不仅在政治上创立了罗马帝国，而且开创了罗马“黄金时代”，带来了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

贺拉斯就生活在这个繁荣的时代，并也成为君主的御用文人，努力以自己的文学特长为当时的政治服务。

但是这种繁荣的局面也没有持续太久，稍后不久，就进入了所谓的“白银时代”，可以说，这个时期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过渡阶段，在这个转折性的过渡时期，各种观念杂陈其中，在文艺理论上，既有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光荣传统，也有希腊化时期那种崇尚纤巧、追求修辞、作风颓废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处在这样一个新旧并存、鱼龙混杂的时代，存在着取舍上的困难和判断上的不一致甚至是一些矛盾之处，于是一种折中主义做法的存在并不奇怪，可以说贺拉斯在《诗艺》中的折中主义也正是这种大的社会环境影响的一个结果。

2．理论渊源。

在柏拉图看来，文艺只能引起人们的“感伤癖”和“哀怜癖”，而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文艺并非如此，感情并非人性中的低劣成分，感情并非与理智绝对对立，感情的适中就是美德。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给悲剧下的定义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悲剧的作用就是能够陶冶人的情操，有助于这种美德的形成。

而“陶冶”即是亚里士多德的伦理思想——中庸、适度来解释的，这种解释也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思想体系。

贺拉斯继承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传统，在《诗学》中反映的中庸和折中的思想在贺拉斯的思想体系中当然也
必然会有所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