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城市化与国内城市化的模式对比(同名9890)

国外城市化与国内城市化的模式对比(同名9890)国外城市化与国内城市化的模式对比摘要：尽管现在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了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37%），但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同世界（75%）相比仍有不小差距。

为此，提高城市化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成为新世纪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的重大战略抉择。

然而，由于时空的差异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特点，盲目追求城市化的量化指标，照搬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模式，将不利于中国城市化积极稳妥健康地发展。

为此，本文通过对中外城市化模式进行比较与分析，以有利于提出更适合于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关键词：城市化启动机制动力机制模式工业革命以前，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正相关，并且，人口城乡构成与经济发展的相关度较低，即一个国家总人口规模与大，经济越发达，人口规模增长较快，经济发展也就越快。

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的城乡构成变化不大。

工业革命以后，经济增长的特征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口规模及其增长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发达水平呈现出负相关。

从人口城乡构成来看，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越高，经济就越发达，即随着经济发展，人口的城乡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

这种农村人口不断地转变为城市人口的现象，就被称为城市化。

近260年的经济发展史表明，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由贫穷走向富裕的必由之路。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脱离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迈入新世纪，人类将开创一个新的城市纪元。

全世界60亿人口中的绝大部分将居住在城市这在人类有史以来是第一次。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过去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城市化率从不到20%增长至如今的50%以上（年均增长率达到3%）。

到2011年，世界城市化水平已经超过50%。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发展正成为世界城市化的标志。

然而两类国家经济水平的差异，决定了二者在城市化过程中各具不同特征，存在明显差异。

唯有正确认识和分析这种客观差异，才能从容应对全球化给城市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期最终实现全球城市化的协调发展。

【1】一、城市化启动机制的对比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中国的城市化起步于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中，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缓慢。

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殖民统治的摆脱和民族独立的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走上了一条以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为主导并带有强烈赶超意识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也不例外。

1950年代中国的城市化就是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中开始起步和发展的。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似，这种工业化战略对于奠定中国工业化基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并不利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

1950－1980年30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年均上升约0.26个百分点，与年均增长0.2个百分点的印度和0.33个百分点的菲律宾等实施类似工业化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均低于同期世界城市化率年均上升0.36个百分点的水平。

究其原因，一是在于以技术和资本密集为特点的重工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相对有限。

原因之二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对于城市第三产业发展重视不足，在工业不能提供就业岗位的情况下，城市对人口的吸纳力明显下降。

原因之三在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低，无论城市还是乡村的发展都十分落后。

在社会总体资源十分有限且几乎没有外来资源的情况下，需要牺牲农业的发展来保障重工业发展所需的高资本投入。

由此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也使得城市化的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2】二、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对比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和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导致人口在不同产业间流动。

从社会发展总趋势看，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的聚集，使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

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不一样的，存在着“拉力”或“推力”作用，而且“拉力”和“推力”的作用强度亦有变化。

2.1“拉力”机制是城市化的加速器工业革命的兴起，城市中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手工作坊，经济活动的社会化和专业化迅猛发展，从而产生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形成“拉力”效应。

欧美国家的城市化均是在这种“拉力”效应作用下兴起和加速发展的，在1801—1851年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正是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和蓬勃发展时期，英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由26%上升为45%；美国的同类数字由1800年的6.1%上升为1890年的35.1%。

就城市而言，“拉力”效应更能显示出其主动性的一面。

工业革命推动了城市的迅猛发展，工业活动需要集中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使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系统更加完善，从而吸引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2.2“推力”机制是城市化的助燃剂随着农业生产水平提高和农村人口自然增长，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形成了巨大的人口压力；同时，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服务设施条件明显高于农村，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形成“推力”效应。

中国现阶段城市化进程基本上是处在“推力”机制作用下(或者“推力”效应大于“拉力”效应)。

中国有9亿农村人口，每个农业劳动力只有1hm2耕地(美国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118hm2)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具有向城市流动的强大势能，90年代以来的巨大民工潮便是这种势能的集中爆发。

“推力”效应对城市来说是被动的，“推力”机制是城市化的助燃剂，适当的“推力”能增加城市劳动力资源的供给，促进城市的发展，推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反之，过大的“推力”势必造成城市的恶性膨胀，城市基础设施的严重溃乏，城市环境恶化，城市化水平也仅是有其“量”而无其“质”。

【3】三、城市化经历阶段的对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基本上是顺序经历了一个由集中到分散到再集中的演变过程，而中国的城市化则会呈现多个演变阶段交叉进行的现象。

总体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依次经过和工业化初期阶段、成熟阶段以及信息化阶段。

与此密切相关，西方国家的城市化也基本上依次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四个阶段。

城市化阶段主要以中心区高度向心集聚、中心区人口高速增长特征，这一过程在20世纪50年代时达到高峰。

其后，发达国家开始普遍进入郊区化阶段，即人口和产业由中心市区向周围地区分散，继而向远离中心市的外围地区扩散。

至20世纪70代早期，发达国家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表现为大城市地区区的人口净迁出增加，人口数量减少，而小城市的人口增长较快。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和90年代初发达国家则又出现了再城市化现象，人口迁移流重新返回到大城市或城市地区。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工业化起步较晚。

在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之时，又需迎接信息化浪潮的冲击。

受此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表现出多个演变阶段交叉进行的态势。

一是表现在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上，也许并非像发达国家那样各阶段依次地完成，而是可能会出现多种演变阶段叠加的现象，如城市中心区的集聚与郊区化同时存在。

二是表现在不同发展水平的地区所经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有所不同。

中西部地区许多城市发展会以向心聚集的城市化阶段为主体，而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主要是沿海地区则已进入以扩散为主体的发展阶段，出现了大都市区、都市密集带等城市化空间形态。

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叠加及不同地区之间在发展阶段上的交叉使得中国城市化问题显得更为复杂。

【4】四、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对比有别于许多国家以乡村人口迅速向城市聚集为特点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城市化从强调小城市及小城镇的作用向强调多元化模式转变。

欧洲国家城市化历程基本上是在工业化的带动下乡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也是以此为特点的。

这一过程在保障了城市对产业劳动力的需求，促进了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因城市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导致了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化，即“城市病”问题。

在法国的城市化早期阶段，由于城市生活环境的恶劣，城市死亡率一般都高于农村死亡率，1816－26年的城市化水平在20%左右，两者分别为36‰和23.7‰。

对“城市病”的治理也伴随了其城市化的早期阶段。

以英国为例，英国“城市病”的缓解大体用了48年。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是以试图调控乡村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迁移为特点的。

这集中体现于中国城市发展方针上。

从“一五”至1990年代，中国的城市发展方针均是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

1980年代后期，在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方面的作用开始得到更多关注，发展小城镇也因此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战略选择。

在对建国以后城市化发展实践的总结和反思，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在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样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

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城市密集地区的有序发展等均成为“十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发展的重要任务。

由于中国农业人口庞大、工业化的基础相对薄弱且各地区发展差别较大，因此，兼顾各地区发展实际的多样化城镇化道路应该说是基本符合我国这一特殊国情的。

【5】五、社会、经济的对比3.1制度因素导致城市化水平不具绝对可比性世界各国城市设置标准差异很大，中国的一个小城市在国外已属于大城市的范畴了。

同时，中国城市人口统计口径也与国外不同，国外以城市实际居住人口为城市人口，而中国则按非农业。

人口统计。

据调查城市非农业人口一般只占城市实际居住人口的50%-75%。

中国人口众多，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在城市，国家实行严格的“一对夫妻只生一胎”的生育政策。

实际上，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负值。

相对而言，农村的生育政策要宽松一些，特别是难于管理的流动人口。

因此，在中国不高的城市化水平下隐藏着巨大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的流动潮。

3.2经济因素与城市化的对立统一城市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的发展推动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反过来，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来支撑。

城市要发展，城市化水平要提高，必须保证一定的资金投入来完善城市的基础设施。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城市发展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相当落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过低。

长期以来，城市基础设施投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14%-0.40%，占固定资产投资的0.85%-3.76%，分别为发达国家同期的1/15—1/10和1/8—1/3。

近20年来，中国城市高速发展，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也逐年增长。

最近几年全国城市建设总投入4000亿元到5000亿元，按可比价对比，中国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已远高于美国同类城市。

中国城市(以上海为例)在主要基础设施人均指标方面仍远低于美国城市(以芝加哥为例)，反映出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缺口仍然较大。

如果片面追求城市化水平量的提高，增加城市(主要指大城市)居民数量，势必使稍有改善的城市投资与生活环境转向恶化，进而影响城市乃至国家整体经济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