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王夫之]浅析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浅析王夫之对杜甫诗歌的评论

王夫之对杜甫有许多负面评价，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话题。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初大师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又说各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其中王夫之好以名理之学攻王学甚力。名理之学即今天所谓哲学，诗学也是其中应有之义。我们看待王夫之的诗学思想要从时代的角度去思考，如果将王夫之还原到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则可以发现，王夫之对杜甫的否定，体现了他对明代诗学的反思。在此前提下，王夫之对只知学杜却不能正确学杜的明代诗人多有批评，由此对杜甫也有诸多负面评价。这些评价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有的评价特别是对明代学杜之风的批评，也确能见出王夫之独到的诗学眼光和意在扭转旧学风的担当意识。

一、杜诗摆忠孝为局面

王夫之评杜诗《漫成》时说: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毅;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17处。历史对杜甫的人品、心术都捧之甚高，此前也几无异议。人品、心术、学问、器量是文人处世治学之根本，王夫之对此之否定，是对杜甫最根本、最彻底的否定。王夫之认为，杜甫有的诗句或以名理装腔，或以忠孝设局，这是杜诗的大败笔。没有真情谈不上好诗，此前的一切高论也因此不成立。所以王夫之的观点可谓振聋发馈，极富挑战性，对此前的一切赞美来说可谓釜底抽薪。王夫之主张知行合一，强调亲身经历和切身体会，所谓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这本身是正确的，但断定杜甫忠孝是设局摆门面，这就犯了主观臆断的错误。杜甫经历了唐代由盛人衰，在体味过繁华之后，看着饱受战乱迫害、流离失所的黎民百姓，在其诗作中充分抒发了忧国忧民之思。王夫之和杜甫都经历过战乱年代，他们理应有共同话语或者说相似的感受，但王夫之对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怀却颇有微词。他认为杜甫并不是发自内心忧国忧民，杜甫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行合一。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没有挺身而出，为国效力，只是在诗中哭诉国家生灵涂炭、满目疮疾和自己的艰辛，由此他进一步质疑杜甫的思想。他说: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向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此外，王夫之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

王夫之对杜诗的评价显然有不足之处，但需要思考的是，王夫之为什么对杜甫作如此评价?我们认为，他之所以如此评价杜诗，与其对明代诗学的反思有关。王夫之遵从儒家的诗教观，他认为诗歌具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用，诗歌应以委婉含蓄之笔来寄于讽谏之意。他评李白《远别离》就指出:工部讥时语开日便见，供奉则不然。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也。工部缓，供奉深。而晚明诗歌更是在杜诗毛病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放纵情感，过于直白地表达个人的私情、私欲。王夫之不满明代人盲目模拟古人，对杜甫加以不虞之誉，王夫之则与他们唱反调，偏说这些诗是门面摊子句。明代人推崇杜甫，以杜诗为宗，王夫之要批判明代诗学自然要从挑剔杜甫的毛病开始，这无疑能起到釜底抽薪、断水塞源的功效。王夫之对杜甫的指责是在对明代诗学反思中产生的，王夫之意在指出，明代诗学误把杜诗的不足当优。他说: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撒子也。明代袁宏道的《显灵宫集诸公，以城市山林为韵》就指出当时学杜存在的病症:自从老杜得诗名，忧君爱国成儿戏。王夫之所说，大意也同，其目的不在于说杜甫，而在于说学杜之人，意在抽掉学杜之人的立论根本。

二、杜甫开启了俗诗的大门

王夫之评明代顾开雍《游天台歌》时借题发挥道: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之一大分界也。假青莲以人古，如乘云气，渐与天亲;循少陵以人俗，如瞿塘放舟，顷刻百里，欲挨棺维墙更不得也。李、杜比较论自唐代就有，但从雅、俗角度区分李、杜者，且将其当作雅俗古今分界线的，王夫之当属第一人。其用意在于，杜甫是后世众俗之源，学杜就是学俗，是没有出路的。王夫之把杜甫放在诗歌史上，多处指出杜诗开启了诗歌走下坡路的征程。如借评杨基《客中寒食有感》云:诗降而杜，杜降而夔府以后诗，又降而有学杜者，学杜者降而为孟载一流。这里涉及如何评价杜诗艺术的问题。

王夫之对杜甫诗歌多有贬斥之辞，认为许多诗过于直露。如:杜陵败笔有李填死岐阳，来填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谩骂之祖，定是风雅一厄。又如:《新婚别》尽有可删者，如结发为妻子二句，君行虽不远二句，形势反苍黄四句，皆可删者也。《垂老别》忆昔少壮日二句，亦以节去为佳。言有余则气不足，《裕高》《韩奕》且以为周《雅》之衰，况《彭衙行》、《奉先咏怀》之益趋而下者耶!王夫之认为，三别中有许多诗句可删，因为言有余，即说得太尽太白，毫无含蓄蕴藉可言，在评汤显祖《南旺分泉》时发挥道:此法至杜而裂，至学杜者而荡尽。

前人惯用诗史来称杜诗，王夫之认为这是定罚而非赏。他说:诗则即事生情，即语绘状，一用史法，则相感不在永言和声之中，诗道废矣。此《上山采靡芜》一诗所以妙夺天工也。杜子美放之，作《石壕吏》，亦将酷肖，而每于刻画处犹以逼写见真，终觉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论者乃以诗史誉杜，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悯者。又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日与目之不相为代也，久矣。王夫之反对杜甫诗史称号是因为他认为史和诗属于不同的文体，就像眼睛和嘴巴是不可相互取代一样，诗和史不可混淆，把杜诗称为诗史是定罚而非赏。

王夫之评杜甫《登岳阳楼》亲朋一联是情中景，但他认为:此诗之佳亦止此。必推高之以为大家，为元气，为雄浑壮健，皆不知诗者以耳食不以舌食之论。耳食即道听途说，舌食即要亲自品味。王夫之认为，《登岳阳楼》有佳处不少，但不宜抬得太高，前人推之为大家之作是人云亦云，不是切身体悟的结果。王夫之的结论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传统观点。王夫之认为: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是为杜至处。解人正知其无难。指出杜甫排律的毛病是使才使气，而诗学眼光平庸的人却认为杜诗至处。

三、杜诗不必学

王夫之在评明人郑善夫的《即事》时说:善学杜者，正当学杜之所学。王夫之反对专门学习某家某派，反对立门庭:才立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立门庭者必短钉建立门庭，已绝望风雅。所以他对后人专以学杜为责尤为反感，对明人学杜更是多有批评。王夫之有两个主要观点:一是认为杜诗不必学;二是后人要学杜之所学。

唐代以后杜甫被尊崇为诗圣，尤其是在明代，前后才子提倡复古，认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对杜甫尤为推崇。他们认为杜甫的诗歌有规矩可循，在其带领下人们竞相学杜。但是